南方战线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南宋方面。宋蒙战争开始七年之后，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从1242年到1252年的十一年间，由于汗位的争夺，蒙古处于相对的混乱期中，除了延续一些前期的战略决策和进攻之外，未能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在这段时间里，得到喘息之机的南宋立即发布了《抗蒙古檄文》：
彼蒙古者，率兽食人，茹毛饮血，无伦无礼，蛮夷之部落尔。一朝得势，逞爪牙之尖锐，纵战祸于他邦，灭大食，屠党项，绝金后嗣，中原旧地，幸免于屠刀之下者，十无一二。狼子野心犹不知足，背盟负誓，纵兵南下，侵我汉疆；攻川陕，无城不屠，尸塞水道，血染河殇，骨露荒野，堆砌成行。掠襄阳，焚烧俞月；长街空荡，失之熙熙，万人空巷，不见攘攘。若此者数，攻掠之处，已无整土，屠灭之地，再无完族。自盘古开天地以降，中华之劫难，无过于此者。蒙古所欲图者，天下也，非国家也，蒙古所欲杀者，万民也，非一姓也。此诚王侯将相、士农工商同仇敌忾，誓死以抗，求存全种之秋也。
夷狄旧邦，射雕牧马，鹰飞草长；禽兽类人，丛林为则，强者恒昌。不耕不读，无渔无商。弃诗书之教化，赖骑射之精良。与我华夏，言不通，性不入，无同书之文字，少有路于桥梁。只知蛮夷，何云友邦？斯酋长者，学儒借法，宏手足之论，惠腹心为实。然彼之道，尊夷攘汉，愚黔欺士，舍义求生，非孔孟之所谓道也；彼之法，扶强除弱，劫贫济富，分族论等，非韩商之所谓法也。斯儒，以乱我中华之正统；斯法，为败我华夏之纲常。斯论之出，乃酋惧我正气之浩然，计穷而为之，然道行逆施，何以服众？尚图扰我耳目，惑我灵台，岂不谬哉。
青天有上，其道大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苻坚狂妄，败于淝水；颉利猖獗，献舞厅堂。故知胜负之道，不在众寡，存亡有数，无分弱强。蒙古灭金屠夏，拓地万里，挡者披靡，可谓强矣。然不施仁义，终遭天弃。故远有蒙哥之诛，近有扬州之败，恃强而不能夺我寸土。况今天下一心，气愤风云，四海旗聚，誓清妖孽。东起扬州，西连巴蜀，兵甲成群，行伍相接，鼓声动而南风起，剑气冲而北斗平。万众悲歌，气吞山河。以此敌虏，何愁不催。诸君但尽人事于日下，必垂青史以永芳。圣人之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尽在今朝。共之，勉之，励之！
除了《抗蒙古檄文》写得冠冕堂皇，这段时期的仗，打得也是有声有色。南宋朝廷采取了加强防御、局部反攻的战略，除了少数几次大战外，主要的精力都用于巩固防线。南宋主要的损失是1246年，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汉东郡开国公孟珙病死，孟珙卒年年五十二岁，南宋朝廷追赠他为太师、吉国公。
从1240年起，蒙古改变原先的战术，集中主力沿淮河逐一攻拔宋军城池，首当其冲的就是淮河北岸的军事重镇寿春。寿春与安丰刚好隔淮河对望，互为犄角，其关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襄阳与樊城。
1240年，蒙古派张柔等进攻南宋，南宋寿春守将李敏献城投降，由于蒙古并没有守城计划，于是迁移居民、拆除寿春城。
1241年，张柔渡淮进攻安丰，安丰告急，后来靠了余玠的紧急救援，蒙军才解围而去。
1242年，张柔再次率蒙军渡淮而下攻掠扬州等地。
蒙军的多次南下，使南宋朝廷明白，淮河中游防线过于薄弱，而其中又以安丰附近最容易受到攻击和被突破，而要加强安丰的防御，就一定要控制寿春作为安丰的屏蔽。于是，南宋朝廷下令两淮派兵收复寿春，李曾伯担任两淮制置使负责这次行动。
李曾伯到任后，派曾经驻守过寿春的都统王安，抽调扬州、庐州、镇江等江淮部队两万人于1243年底重建寿春城。
1244年春，蒙古获知宋军在寿春筑城，元帅察罕亲自率兵来围攻寿春，由水路经颍河而下。寿春宋军派水军到颍河口迎战，蒙军以骑兵护卫弩炮从两岸夹击宋军，水陆协同使宋军水军三面受敌，从而击败了宋军的拦阻，进围寿春。
南宋朝廷得知蒙军进围寿春后，紧急调动吕文德等率军分路支援寿春。而此时，蒙军包围寿春后在淮河上建了一道浮桥，以隔绝宋军水军救援寿春，同时在浮桥两边的岸上构筑多层土坝，驻扎军队以防止宋军攻击浮桥，为了进一步封锁淮河，在两岸的土坝上，还安放了许多弩炮。
吕文德等部到达寿春近郊之后，便与蒙军围绕浮桥的控制权展开多次的激战，根据李曾伯上奏朝廷的报告说，双方尽力抢夺，寸土必争，每一寸的得失都要经过一番激战。可是宋军虽然多次攻到浮桥之上，却因蒙军的极力反扑而无法完全控制浮桥，因而宋军水军仍然被浮桥拦阻无法进入寿春，而蒙军对寿春的攻击也没有停止过，寿春城里的军用物资和粮食都日见减少。
宋蒙两军于寿春相持七十多天后，吕文德部终于打破僵局，他的一个部将夏贵（此人后来也成为南宋大将）命令水军每人一前一后背负两个大背囊，里面装了砖石泥土，在又一次攻近浮桥时，将背囊都扔到桥上去，终于把架起浮桥的浮舟逐一压沉，宋军终于突破了蒙军的封锁，进入寿春城。第二天，宋军的内外夹击迫使蒙军不得不撤退。
寿春之捷，是南宋一个典型的利用水军由水路救援和蒙军利用陆军架浮桥试图封锁水军的典型战例，此战之后，宋军终于完善了寿春城防，寿春成了两淮战场上第一线的坚固堡垒。
当然，蒙军并不甘心在寿春的失败，试图再夺寿春，于是在这几年里，围绕寿春近郊以及南岸的安丰一带淮河两岸，宋蒙两军多次爆发激战。其中较有名的有，1245年察罕与张柔率兵来攻，1245年吕文德率水军于寿春近郊击败蒙军，1245年寿春守将刘雄飞守城击退蒙军，1246年吕文德、夏贵等率水军于安丰近郊击败蒙军，1246年蒙古万户史权率部来攻，1247年张柔率部来攻。到1248年，吕文德击败蒙军进攻的大小战役有数十次。
在蒙宋两军争夺寿春的同时，四川战场是余玠经营巴蜀的时期。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孟珙的藩篱三层与宋朝时的骑兵大发展。
大家都知道，这之前的骑兵，包括匈奴骑兵也好突厥骑兵也罢，甚至整个欧洲骑兵，都是采用骑兵正面决战模式。通常这样的战斗，都是骑兵对骑兵的交战，场面是很好看，拍成大片很吸引人，但这种硬碰硬的战斗，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都会造成很高的损失，除非双方将领水平相差太远，那某一方才可能损失得比较少一些。
到了契丹族建立辽国的时候，骑兵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骑兵不再仅仅利用速度来偷袭，冲击步兵阵，而更多的是采取迂回、夹击、诱敌等战术，这是契丹骑兵能够横行一时的原因，跟拿破仑时代的骑兵差不多。但是这些仍然是骑兵战术，只是战术迂回、战术诱敌等等，对于整个战斗来说，仍然属于正面作战，仍然会造成极大的伤亡。拿破仑时代，骑兵通常是最精锐的力量，也是伤亡最重的军种。
到女真建立了金国，女真骑兵比起以前的骑兵又有了一个很大不同。女真骑兵更注重于战略，他们的迂回是战略迂回而非战场上袭击敌阵背后的战术迂回，他们的诱敌是战略诱敌，他们的突破是战略突破。因此北宋与女真打仗的时候吃足了苦头。女真骑兵从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南下，北方的太原府等地还有大批宋军在守边境呢，女真骑兵已经直接突破黄河直捣汴京，后来追击赵构时也是从黄河流域出兵，过长江直杀到浙江海上，一次重点突破可以深入半个中国。虽然说是因为当时的黄河、长江的江防不够，但是其战略大纵深理论是前无古人的，匈奴人和突厥人就算突破长城，也不会深入几百里以上，更不用说几千里了。
这种先重点突破，然后骑兵快速跟进，向敌后迂回包围进行大纵深作战的战略，熟悉军事的读者看起来可能很有些眼熟，如果把骑兵两字换成装甲，那就是在朱可夫首倡下，二战中苏联标准的战略大纵深理论。苏军的战略纵深一般为两百到四百公里，已经远高于德军的闪电战理论的纵深了，可是跟女真骑兵比起来，那还相差甚远，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北宋没有战略纵深理论。
女真骑兵之所以未能达到骑兵发展的顶峰，那就是因为过度重视于战略，而使战术发展落后。也就是说，金兵可以突破宋军防御，可以包围宋军，但是他们没法击败宋军，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击败宋军，他们没有相应的战术理论。这就使得女真的骑兵重回骑兵老路，发展出什么铁浮图、拐子马这类重骑兵，而且在面对宋军的步兵方阵时几乎无效。金兵初期在与南宋的诸大将做决战时，他们可以包围分割宋军，却在众多的决战中失败，他们无法吃下被他们包围和孤立了的宋军。因为即使包围了宋军，他们仍然是钢流与钢流的对碰的那种作战模式，所以即使胜利，自身的损失也非常大。
骑兵的最高峰出现在蒙古初期，特别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三代。三峰山之战还有蒙古西征欧洲之战，正是这一特征的典范。蒙古骑兵也采用战略纵深作战，包围敌军部队，但是蒙古骑兵包围敌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与敌军决战，而是诱使敌军作出错误反应，而后利用敌军的错误来达成自己的胜利，这就是蒙古骑兵与别人作战时经常假装撤退诱引敌人到不利地域，围敌时经常故意放个缺口让敌人逃跑从而在后面追杀等等战术。
正是由于这些成功的战术，蒙古骑兵在战略与战术上都达到了骑兵的巅峰。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三代许多蒙古将领，都不在战场上与敌人做意气之争，不着眼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惜巅峰之后无以为继，后来的蒙古将领却学不到这套骑兵作战的精髓了。
总之，蒙古军队的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制造了许多冷兵器时代伤亡最悬殊的战役。那么要如何来对抗蒙古的这套战法呢？
首先便是孟珙的藩篱三层，因为对于任何战略纵深突破来说，只有一层的防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层层设防（当然要有主次之分），互为屏障，才能确保即使某个地点被突破也不致造成全线的失败。
但是只有藩篱三层还不够，因为这是纯防御的，而且也容易被敌人诱引离开有利阵地，在运动中被消灭，这可也是蒙古军的拿手好戏。那么除了严令守备部队坚守不出之外，还得考虑如何去利用防御来进攻。所以余玠自从1243年出任四川制置使，八年之间先沿长江，后逆长江各支流北上，建筑了二十个成体系的山城。
这二十个山城体系是：（括号里的地名只是今天属于哪里，而不是说就是那里）一、重庆城（今重庆），二、嘉定城及附近（今乐山），三、钓鱼城（今合川），四、大获城（今苍溪），五、白帝城（今奉节），六、苦竹隘（今剑阁），七、赤牛城（今梁平），八、神臂城（今泸州），九、大良城小良城（今广安），十、运山城（今蓬安），十一、云顶城（今金堂），十二、瞿塘城（今奉节），十三、多功城（今江北），十四、紫云城（今犍为），十五、天生城（今万县），十六、小宁城（今巴中），十七、青居城（今南充），十八、得汉城（今通江），十九、平梁城（今巴中），二十、铁峰城（今内江）。
这套防御系统的特点是，以长江为根基，沿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四条南北走向支流成叉状向北推进，同时各点之间又利用水网构成网状防御，重点突出，防御坚固，又有强大的水军可以依赖，扬长避短。在这套防御系统的作用下，仅用当时残存的不足五万兵力，四川守军就能对蒙古大军起到有效的防御。当然这也得益于余玠出色的指挥。
山城体系初步建成后，迎接的第一次战火考验，就是1246年蒙军的四路攻蜀。蒙军的四路进攻在宋军的防御体系面前损兵折将，其中蒙军汪德臣部队在运山城下大败而归。汪德臣是汪世显的儿子，继承了汪世显的兵力和官位，也算是蒙军的重要将领和知名将领，在进攻运山城时被宋军依托山城而击败，汪德臣的坐骑给宋军炮石击毙，弟弟汪直臣也被击杀。
余玠治蜀
四川局面的扭转，加上蒙古政局的动荡，为宋军在四川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从1246年起，余玠便开始着手反攻，宋理宗淳佑三年，余玠以兵部侍郎衔出任“四川制置使”。据史书上记载，“余玠家贫，落魄无行，喜功名，好大言”，由于他所作词文雄壮慷慨，为淮东制置使赵葵所赏识提拔，数年间升为赵葵的副手。宋理宗召见余玠，这位文武全才奏对得体，理宗皇帝表示：“卿举首投足、言谈话语，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立即任命他为四川宣谕使，后加制置使，并知重庆府。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在十年之内，收复整个四川失地，还之朝廷”。
余玠入蜀之后大力改革弊政，遴选郡守县宰，在自己的帅府旁修筑招贤馆，内部陈设完全等同主帅的住所，并下令：“集众思广忠益，是诸葛孔明用来治理蜀地的办法。有策谋想告诉我的人，在近处就径直来公府，在远处可自行到所在的郡府（去谈），官府要以礼相迎。朝廷（也会）不吝惜以高爵重赏酬报。豪杰之士随时世而动建立功业，现在正是时机。”士人来到后，余玠不厌其烦接待。来者都得到余玠的真诚欢迎，所献策谋可采纳的，余玠按献策人的才能予以任用，如果不能采用，也赠厚礼对其表示感谢。
播州冉琎、冉璞兄弟俩，有文才武略，隐居在少数民族区域，前后经几任将帅征召，坚决不肯就职。他们听说余玠贤明，相互商量后前往帅府。余玠素闻冉氏兄弟之名，看到名帖后立即会见他们，施以平等的礼节，给予在宾馆休憩的待遇。冉氏兄弟以平常的心态接受。过了数月，也没有谈什么建议。余玠准备向他们问候请教，于是为他们设宴，余玠亲自主持宴会。酒喝到畅快的时候，在座的来客纷纷争着讲自己策谋的高明，而冉氏兄弟只是饮酒用餐而已。余玠以含蓄的话语引导他们，最终他们还是默默无言。余玠心里说：“他们不过是在看我，将怎样礼待有识之士罢了。”第二天，余玠让二人换住另一处宾馆，并天天派人在暗中观察他们的作为。派去的人发现冉氏兄弟终日不讲话，只是面对面蹲着，用白垩土在地上画些山川城池的图形，起身后就涂抹掉。这样，又过了十日，二人请求和余玠会面。见面后屏退了其他人，两人才说：“我们兄弟愧对明公的礼遇，所思谋的建议对您只有微小的帮助，所以不敢同众人所言相比。作为今日固守西蜀之计，恐怕是在于迁移合州城（涪江、嘉陵江合流处，今重庆合川）防务吧？”余玠听罢站起身来，拉住二人的手说：“这正合我的心意，只是我没有想到合适的地方。”冉氏兄弟说：“蜀中关隘，地势优越的莫过于钓鱼山，将合州城迁移至此，如用人得当，积贮粮食守住钓鱼山，那就远胜过十万军队，巴蜀便不难防守了。”余玠大喜道：“我始终相信先生非浅薄之士，先生的策谋，我不敢掠为己有。”于是不再与众人商议，秘密将这个计划向朝廷报告，并请求不要拘泥资历授予他们兄弟官职。朝廷诏封冉琎为承事郎，冉璞为承务郎，迁城之事，全委任他们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