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跟姜健雄见面的地点定在圆明园东门外的必胜客。
中午，梅丹冰给我电话，说姜健雄来北京了。我问：“哪个姜健雄？”梅丹冰说：“贺兰的男朋友啊，那个在新疆监狱服刑的。早晨突然给我电话，说他到北京了，来取贺兰的标本。”
贺兰自杀前有交代，让梅丹冰替她保管她用自己的脑瘤制作的标本，说到时候姜健雄会来取。看来贺兰在死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当年，贺兰的父母从上海赶来为她处理后事，才第一次知道女儿得了脑瘤。看来，贺兰欺骗了她的父母。贺兰的父母不能原谅女儿，头发一夜间全白了。
我决定不去奥地利的同时，也决定结束我的医学生涯。我后来做过不少职业，翻译、广告文案、电视、平面媒体。我现在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给时尚杂志写“性学”专栏，告诉那些小白领或伪白领们，吃什么东西可以助“性”、房间刷什么颜色能够提高性欲、用什么姿势有助于怀孕或者避孕等等。我多年积累的医学知识和性经验终于派上了用场，它们使我在这个圈子里颇具名声。
我的个人生活，老实说过得并不好。我曾经生活得很热闹，但结果都一样，都什么也没有留下。我的生活就像海潮退却后的沙滩，荒凉得什么也剩不下——并且还继续在失去。这期间，我失去了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爱人。
搬离空军大院单住后，我有时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有时一个月两个月，从不过夜。后来一次，母亲外出走失，3天后才在香山被找到，她被确诊得了老年痴呆症。人一旦爆发了这个病就没有办法了，它像一列启动的列车，会加速度地朝着死亡的方向飞奔而去。不久，母亲开始认不出我来。我那天回家，母亲热情地问我找谁，她问我认不认识她的女儿，她说，我女儿好久没有回来看我了。我听了，突然就决定结婚了。
我去问陈子东：“你愿意娶我吗？”陈子东愣愣的，一下子不好意思。我说你不是早惦记这事儿了吗，要是没改主意就赶紧的！我要在母亲完全失去记忆之前让她看到我结婚，这些年母亲对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我幸福。而对一个女人，只有结婚才能获得幸福。
我对婚姻的细节完全没有想象，连婚纱照都懒得照。我们选了陈子东在西山庭院的一处公寓做为新房，去超市买了必需的洗漱居家用品，只花了半个下午。陈子东执意要送我一枚婚戒，我们去了燕莎，他挑了一款戴梦得1.8克拉的独钻给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我和陈子东回到空军大院，我告诉父母我要和陈子东结婚了。我父母居然没有特别的惊讶，当然更没有反对。母亲高兴地搓着手，说：“你看，我也没什么送你们的。”然后她给了陈子东和我一人一张100块新钱，是联号的，像小时候过年我和何雨得到的压岁钱。我拿着钱，像小时候挨了母亲打一样，不出声地哭了起来。
晚上，陈子东带我父母去公主坟的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我父母第一次对在外消费表示了享受，我后悔没有带照相机拍些照片。吃完饭，陈子东开车把我父母送回空军大院。我们向他们告了别，说好第二天领完结婚证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但我们并没有马上回到西山庭院。我叫陈子东开车去了香山脚下，我们在“雕刻时光”室外的阁楼上坐到很晚，直到第二壶台湾冻顶也都喝不出一点味儿来。陈子东了解我的想法，知道我对婚姻的迷茫，这使他也不知所措。等我们不得不回去时，我们只好回到了寂静的西山庭院。
所幸家里有两个浴室，这缩短了尴尬的时间。当我和陈子东带着好闻的芬芳并排躺在一起，我总算变得稍微自在了一些。我和陈子东说起小时候的事。我出生那天，李婶非常冒险地把我从我妈肚子里弄出来，剪掉绕在我脖子上的脐带，连拍带打控出我气管里的羊水，让我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李婶用温水洗掉我身上的污秽，把我放到母亲身边。陈子东惊讶地看着一切，他指着裹在大毛巾里像一只剥了皮的老鼠一样红虾虾的我对他的养母说：“这个小东西，是一个人吗？”
李婶说：“是啊。他是一个小妹妹。”
“她为什么是一个小妹妹？”陈子东问。
李婶让陈子东看了我的身体，笑着说：“喏，你看了她的秘密，将来可要娶她啊！”
“好吧，我会娶她的。”陈子东郑重地承诺。那一天，他刚满6岁。
我们笑着挤作一团。共同的回忆让我们变得亲切，仿佛认识了好几辈子。我们于是脱光衣服，彼此拥抱在一起。我们羞涩地地爱抚着、轻轻亲吻，渐渐进入佳境。多年来笼罩在我心上的对婚姻和性的恐惧像遭遇热度的冰雪，悄无声息地融化，转而成为阵阵好闻的带着潮湿气息的味道。我闻到了高潮来临的味道，我和陈子东还没有真正交合就发出了高潮的味道。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们多么的陶醉。
忽然，我发现了什么，停止住陈子东，说：“天哪，你原来竟还是一个处男？”陈子东一愣，说：“说什么呢，别胡扯！”又要继续动作。我再次制止了陈子东，又惊讶又欣喜，说：“哈！真的耶！你真还是一个‘处宝宝’呢，这怎么可能！”陈子东很早就踏入社会，后来下海赚了钱，整天声色犬马纸碎金迷，生活糜烂得不得了。可是，他怎么会还是一个处男呢？
“说吧，你为什么还是一个‘童子鸡’？”我知道处男的气味。我第一次去西藏时在那曲的念青唐古拉山下见到了艾苋草，一下就记住了它。“说啊，你是为我保留的吗？”我兴致勃勃，幻想陈子东说出一桩默默暗恋、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不管我跟多少个男人上过床，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还是处子之身，那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干吗非要问。”陈子东挠我的痒痒，逗我说，“我什么时候问过你？”“那可不一样！”我一边躲避陈子东一边笑说，“要是你早不是处男了我反而不会问，现在13岁以上的谁还是处男啊。你肯定有问题，说！老实交代！”我把陈子东的手臂反背过去，像“文革”中批斗反革命一样，逼他坦白从宽。
我和陈子东打打闹闹，到后来不知哪句话没说好，竟然翻了脸。我突然不高兴，把陈子东撵下了床，扯过被单裹住自己，赌气说：“你必须说清楚你干吗还是处男，否则我们明天不去领结婚证！”然后，翻过身睡去。陈子东在床边静默了好久，最后抱起自己的枕头悄悄离开卧室。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我穿了睡衣来到客厅，外面很安静，空无一人。陈子东不在家，我在餐厅的桌子上发现一份准备好的早餐：一杯牛奶、一个火腿三明治、一枚单面的煎蛋和两个巴朗果，我想陈子东是用这种方式在向我赔罪呢。
洗漱完毕我坐下来吃早餐，同时给陈子东挂电话。陈子东的电话处在关机状态，也许他有重要的谈判吧，或者在给我买礼物也不一定。吃完饭后我又回到床上睡了一觉，中午我又给陈子东电话，可是还是联系不上。我心里开始发毛，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
傍晚，父亲来电话问我们几点回家、想吃什么菜。我谎称陈子东公司有急事没去领结婚证，晚上就不回家了。那晚我又是自己睡的，后来的几天都是如此，陈子东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来找我，说他们发现陈子东自杀了，要我去警局协助调查。
公安局的人详细询问了我和陈子东最后一夜的情况，我详细做了回答，但没有讲我因为发现陈子东是处男而没有和他发生关系的事。我觉得那跟事件没有关系，哪个男人会因为被妻子发现是处男而自杀呢，又不是阳痿、又不是捉奸在床，但我确实想不出陈子东为什么会自杀。
还没等我弄明白这件事，我又陷入到另一场纠纷中。董小山的母亲葛翠玲跳出来，跟我闹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陈子东死后，他的财产需要处理。陈子东是孤儿，按道理这个财产该由我继承；但我和陈子东并没有领结婚证，我手里有的只是一张街道办事处给开的婚姻登记介绍信而已，介绍信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正在公安局觉得事情难办时，葛翠玲跑来说陈子东的遗产应该全部归他们所有。
葛翠玲说的“他们”，是指除她以外他们家所有姓董的人。这又牵扯出几年前的另一件事。大约5年前，董小山的女儿姗姗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医生说只有骨髓移植或可挽回一命。董小山和孩子的父亲去做了骨穿都不合适，董小山的父母和三个哥哥也去做了检查，结果全不匹配。孩子眼看无救，这时董小山的父亲董大山说了话，他要董小山去找陈子东让他去医院试试。——我写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原来陈子东不是陈克的儿子，而是董大山和萧潇的私生子。
化验结果显示陈子东是唯一可以挽救姗姗性命的人。葛翠玲在陈子东为她外孙女捐献了骨髓之后大闹了几场，砸了陈子东的公司，还把董大山差点儿逼疯。但现在，陈子东死了，葛翠玲却要来接管这个“野种”的财产了。葛翠玲向法院提供了陈子东和董家人的血缘证明，葛翠玲很有本事，居然把陈子东有几处房产、有多少股票债券、存款多少弄得一清二楚。法院拿着这张说一不二的清单，只得把陈子东的遗产判给了葛翠玲。
我不得不搬出西山庭院，回到我在海淀部队大院里的那间单身宿舍。为结婚买的一切东西我都没有拿，唯一带走了陈子东送我的钻戒。我看重它并非因为它的价值，它就像一件玩具，让我回忆起过去的时光而已。
事情过去大约一个月，一天我忽然得到一封信。信是夜晚塞在我门缝底下的，我打开看，竟然是陈子东的笔迹。我很惊讶，恍惚间以为他还活着。看了信我更加惊骇，信中陈子东向我坦白了一件隐藏多年的秘密：十几年前陈子东有过一个命案，他杀了李婶。而今天，李婶又杀了他。陈子东的叙述凌乱而不连贯，他读书不好，恐怕也多年不动笔了，许多地方还写了别字。但是据此搞清楚事情的真相还不难——如果陈子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可以想象李婶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避开狂热革命的人潮，独自踏上陈克家漆黑苍凉的小楼，从他刚刚自裁的温热的血泊中抱走才出生只有百天的陈子东时，她脸上会划过怎样复仇的微笑。李婶没有扼杀这个孩子，虽然此刻易如反掌。她需要把他抚养大，养成一枝“恶之花”。
总体上，李婶对陈子东还是非常好的，比如她每年都冒险带陈子东去给他妈祭奠，但又很难说这不是她阴谋的一部分。谁知道一个日夜被仇恨煎熬的女人，她的心会变成怎样。陈子东还是一个幼童时，李婶就开始了她切实的复仇。她用非常恶毒的手法阻止了陈子东通往成熟的道路，将他扭曲成一个健全的衰人。当陈子东长大成人，他对此何等痛苦和愤怒，于是在离家当兵的前夜，杀死了李婶，制造了一个煤气泄漏的现场。
“反复仇”的成功并没有医治陈子东多年的痼疾，而让他背上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很难说要是我那晚不发现陈子东是一个处男他会怎样，也许能顺利开始新生活，将过去的一切永埋心底。即使不行，他也可以以一时紧张做借口蒙混过去。可偏偏我戳穿了陈子东的秘密，又任性地用狠话吓唬他，以致逼他无望而走上绝路！
读完信，我颓然呆坐，心里一片凄凉。我去楼道里的公用水房把脸洗干净，回来化了淡妆，换上一条墨绿色的连衣裙准备回家。我想母亲了。
母亲这天精神很好，一眼就认出了我。我扶母亲到阳台的摇椅上坐下，我在母亲身边给她剥橘子。我一直没有告诉父母陈子东的事，父亲发憷和我说话，母亲似乎把这事全给忘了。大约因为我穿的裙子，母亲给我讲起外公和外婆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这是以前母亲从没有说过的。
母亲出生在吉林伊通，祖上是满族的大户，累世做药材生意。母亲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族里的掌门人，外公性格豪爽、暴烈，行侠仗义，大冬天里会解下自己的腰带摘下貂皮帽子，送给要饭的乞丐。外祖母是异族，一个朝鲜族姑娘。外公自己看上的，据说一见钟情。那是在通化的一个朝鲜族节日聚会上。外公跟随他的叔父去贩药材，闲暇时逛到这里。外公挤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欣赏着异民族的新奇与愉悦。集会的高潮在一片开阔地上，一群彩蝶一样的朝鲜族姑娘正在斗秋千。秋千架下聚集了无数青年男女。他们一律仰着脸，如同拥挤在一起的向日葵，跟随着飞舞在天空中的那些姑娘，不知道该往哪边转好。在那些拥挤的向日葵里面，就有我的外公。
说不清外公是怎样喜欢上那个秋千荡得最高的姑娘的。我猜想，外公一定在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外公是这样的人，赤诚、热烈、极端、勇敢，如果他爱了，那就是爱上了。所以，外公不再是一朵茫然无助的向日葵，他成了一张坚韧的靶纸，渴望被心爱的姑娘击中和穿透。外公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个姑娘，他替她担心，每当姑娘的秋千荡到最高点并且停在那里的时候，外公的心也骤然停下、紧缩，不能跳动。外公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他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一定要出事。
“那天，你外婆也穿了一件你这样墨绿色的裙子。”母亲在摇椅里前后晃悠着，也像在荡着秋千。
“您怎么知道？”我递给母亲一瓣剥好的橘子。
“我看见了啊。”母亲幸福地说。
“那时候还没有您。”我小声提醒母亲。
“唔，我是看见了。”母亲闭上眼睛似乎睡去了，橘子滚落到我脚边，我拾起来在胳膊上蹭了蹭放进嘴里，又在母亲身边坐了一会儿，看她没有醒来的意思，便起身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打来电话，说我母亲走了。母亲是深夜在睡梦中离去的，没有痛苦，没有遗言。母亲火化后，我留下了她的骨灰，装在一个粗陶罐里，放在我每天可以看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