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在《第二性——女人》中很清楚地指出过这种现象：女性“爱她自己的身体，通过爱慕和欲望，她赋予生命于她看到的影像”。她们常常“骄傲于看到镜中所反映的身体”，当她们“看到镜中她自己的影像时，欲望、爱情和快乐，都在她美丽的脸上反映出来……即使一个相貌平庸的女人，也会用她自己的眼睛找出只有属于她的特殊可爱的地方，然后就进入自我陶醉的状态中”。有人甚至会想：“真是可惜，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裸露的身体，充满了青春和美丽。”但是，与此同时，她们又会极力避免那包罗一切的凝视，“她的害羞心理，部分是学来的，但它亦有很深的根源。男人女人都耻于他们的肉体：在它的纯粹死板的存在中，在它的不合理的含蓄中，肉体在他人的凝视下是一种荒谬的偶然之物”。
人体表现所以敏感，根源显然在性。
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从性意识的觉醒中告别动物而认识自己的。经由最原始的文身、装饰、绘画、雕塑、歌唱、舞蹈以及巫术活动对自身的再现和创造，首先是充满了对性的崇拜和对生殖的神秘感，以及对其中无限快乐的迷恋。我们的祖先在“用最野蛮和最热烈的体势以发泄他们性欲上的兴奋”（西塞罗《艺术的起源》）的过程中完成着性的选择，又在性的选择中孕育和发展了自己的审美情感。生存和生殖的欲望，性爱和审美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审美意识一经出现，就烙上了性的印记。
对人类来说，性同生命本身一样，是存在的最后根据。所谓“性命”，性即是命，甚至高于命。多少人为了维护性的尊严，毫不犹豫地舍弃了生命。
性在人类生活中的至尊地位，是与生俱来的。
我并不一般的赞成人类在走出原始乐园之后扭曲乃至迷失了自己的本性的说法。原始人基于繁衍的本能，将生殖器官作为图腾，或是遮蔽性器官作为性吸引的方式，的确体现出一种蒙昧状态下的审美意识的天真。但这并不足以构成诟病文明人类对性的保守的理由。对性行为的规范以及性意识的道德化，是文明的直接后果。这后果对于人类成长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蒙昧时期的性炫耀和文明时期的性隐秘，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极端表现了性在人类观念中的同样的极端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女性的羞耻感是再正常不过的。
令人憎恶的是随着性专制的出现和强化造成的性意识变态即性虚伪。
在欧洲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握有政权的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乐园，宣布人的肉体和性欲本身即是罪孽，禁欲主义的铁蹄残暴践踏人性；另一方面，又同时可以从王公贵族公然对初夜权的享有和僧侣教士私下的寻欢作乐看到性占有和性放纵的疯狂。
在中国更加漫长的专制桎梏中，我们更是不难看到一面是森严壁垒的男女之大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除了膜拜皇权，读书诵经，修身养性，人性几无立锥之地；一面是帝王嫔妃倡优如云、官僚姬妾家妓成群，连大讲“遏人欲而存天理”的理学家朱熹也“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徐君 杨海《妓女史》）。
道德的伪善和言行的相悖，令人发指。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性虚伪几乎成为一种维持统治秩序的主流意志。人的正当欲求被压抑到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美国医生艾德惠特博士在一本为基督徒的性问题解困的专著中很感慨地举例说：“我认识一位基督徒，他无法忍受我将神与性相提并论。对他而言，性与基督徒生活是水火不容的两回事。他认为性关系是肮脏、不洁的，每次进行房事时，他都有很深的罪恶感，往往匆匆了事，态度粗率，毫无乐趣可言。这种对性的错误观念，严重的影响他与妻子的关系……还有一位姐妹，已经结婚二十五年了，但至今仍不知道什么叫性高潮，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曾有这种经验……另有一对夫妇，他们的自尊在床笫之间都深深受伤，以至于两人行同路人……此外还有难以数计的人们，其婚姻不仅毫无喜乐可言，而且充满痛苦。”
而过早成熟的华夏民族，更是把对人欲的禁锢发挥到极致。女性不惜束胸、裹足以自残，乃至以比性酷刑、性摧残、性迫害更大的精神自戕去捆绑自己作为人的本能的一切欲望。
在这种情形下面，人体艺术会有怎样的处境是可以想象的。
在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初的交替时期出现的人体绘画有大量圣女忏悔、处女受难的图景，裸体少女与血淋淋的情景暴露于同一画面。然而“绘画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在于用摧残肉体的形状把殉道者沐浴神福的气象衬托出来，在面容和眼神的特点上描绘出抛舍、对苦痛的克服，以及自觉神的精神就体现在自己身上的喜悦”（黑格尔《美学》）。即便张扬希腊古典精神的文艺复兴，在人体表现中也不能不打着敬神的旗号。
而古典中国几乎就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的裸体艺术。佛教传入中国，崇尚肉感的印度宗教艺术中性别分明的裸体竟被汉化成了中性。十年前我在敦煌看到壁画上体态丰腴婀娜的飞天袒露着男性的胸脯，很是不解。请教专家，说是佛皆非男非女。不免黯然。唯北周时期的代表窟之一的第428号窟，其后室的人字坡平棋顶上所画的化生童子是全裸的。这大约是莫高窟壁画中最后一批裸体了。此后的壁画再无类似形象。显然因为觉得有碍观瞻，担心人们见了裸体，不是心猿意马，就是恐惧以至恼怒。即便是童子，也不行。我于是从此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乃至寺庙都有了也许不无偏颇的成见。
一种博大雄厚的文化，不仅可以限制人的肉体，甚至可以限制神的肉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同样巨大沉重的悲剧。
这悲剧之为悲剧，在于它导致的是整个民族心理的扭曲和变态。
虽然露体的羞耻已经成了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伦理，人们在道德说教上对肉欲予以鄙视，并且似乎自愿地接受了那种无形的道德约束，但潜藏着的欲望又何曾放弃过抗争。春宫画在民间的流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即就是在佛的大庄严妙相的深处，其实也并没有禁绝人性的律动。我在许多寺庙见过欢喜金刚的壁画，敦煌465号窟甚至还有一座残破的雕塑，表现的是男女交媾的所谓“双身双修”，即把性活动作为修持法门。尽管往往形象狰狞，人们还是不难看出生命活动盛炽时的夸张变形。《佛说秘密相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住于莲花上而作敬爱事……作是法时得妙快，乐无灭无尽”，称这是“诸佛最胜事业”。然而，说是“反修”即从人生极易沉沦处寻求解脱也罢，说是“调伏一切众生，由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也罢，世俗如我还是很难不觉得这样的修持会一点没有纵欲的可能。事实上，密宗在元王朝传布的时候，君臣上下无时无处不在的性交把宫廷弄得几乎与妓院无异、足可与罗马帝国媲美，是有证可考的。
令人遗憾的是，性虚伪在现代生活中并没有绝迹。
鲁迅曾经很尖刻地冷嘲过道学家的看见白胳膊就想见全裸体就想见性交。他大约不会想到，大半个世纪过去，“道学家看见淫”的敏感和道德尺度的严厉，比他所在的时代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胳膊”不仅看不得，连文字的表达也成为低级趣味了。
在我有限的人生经历中，见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公开场合永远是道貌岸然，义正词严，私下里却蝇营狗苟，无所不为。虽然不好以类似的经验去揣测一切道学家的品性，但这类批评文字常不免让我想到一种商业行为：一段时间，街上常有一些同性有关的展览，以渲染性的丑恶、性的罪恶、性的恐怖来“宣传性科学”。商人们的用心是既以性主题牟利，又讨好政府和社会。
在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格局中，将贬低性、丑化性、亵渎性作为一种商业手段，虽然多少表现出一点想象力，但到底是小本经营，并且也多少有一点鬼鬼祟祟。
一面是丰乳壮阳的广告铺天盖地，一面却非难作家用对生理形态和反应的描绘作书名，这就很难不让人感叹社会心理的畸形。即便认定这一类的书名是在利用某类读者的“不良”心理带来的市场空间，那么，如果真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话，似乎更应该追究的是那种“不良”心理所以形成的原因。
应该被谴责的只能是性虚伪对社会和心灵的毒化。
我偶尔在一张被丢弃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两个农村青年，一个进书店做贼似的买了迟莉写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另一个等在外面的发现后，严厉斥其下流，使之无地自容。这则报道的目的自然是要证明那个书名的社会效果是怎样糟糕，甚至不为最普通的农村青年的道德自觉所容。然而正是这种“道德自觉”，使我因为悲悯而不寒而栗。
即便那个买书的青年不是文学爱好者，仅仅是对那个书名好奇，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身心健康的青年对性好奇，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非礼勿视”到这种程度，究竟是谁的不幸呢？
几十年前，一向平和的林语堂在谈到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时候，不免激愤地说：“是的，我们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劳伦斯下水的勇气而已。这样一逡巡，已经不太心地光明。裸体是不淫的，但是待要脱衣又不脱衣的姿态是淫的……这其间的不同，只在毫发之差。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可羞惭……羞耻才是罪恶。”（林语堂《谈劳伦斯》）
几十年后的人们难道还必须为“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同上）而呐喊疾呼吗？
我不相信那个满怀道德义愤的青年有多大的代表性，也不相信那则小报新闻有多大的导向意义。倘有，那真是现代生活的莫大悲哀，是对我们乐观想象的日益进步的理性的莫大嘲讽。
三，正视自己正视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