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版图的中央地带，清朝自建国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风平浪静。既然是太平之地，朝廷也就放松了武装戒备，将这一地区的驻防官兵逐步裁减。裁减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我们就拿境内的禹州城来说：在清朝建制之初，基本上市按照明朝的旧制，设立分巡大梁道，驻扎于城内。康熙年间，这个地方大量裁军，就连最基本的防御性武器也撤去不少：“大炮二十八尊，三眼枪二十八杆，俱解省讫，铅子、硝黄并革。”
等时间到了道光年，朝廷又对地方驻军进行了削减，城内所有的马步兵加起来也只有区区四十五名。估计当时稍微有点势力的地方乡绅豢养的民间武装都会超过这个规模。这点人，这点武器，平时扛着武器出来吓唬吓唬那些平日不敢惹事的老百姓还差不多。如果真的碰上不要命的造反者，根本不顶用。
这些守城的军士，并不是清朝的经制军队绿营军。在这里找到一份当时河南绿营军兵力布防情况说明：河南驻各县（州）城守汛一般只有25人左右，分防汛弁后，小汛只有1—6人，守城兵少的不到10人。所谓“战阵属兵，守城属百姓”。守城的军士官只是地方负责民政工作的守土官，守土官所依靠的守城力量正是以城中绅士为长副，从城内居民中临时抽调的丁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民兵，在当时称之为“勇”。
守城当然需要士兵和武器，更少不了粮饷的支持。当时的军队给养，通常是以每人每年食米3石5斗计，一支1000人的部队至少需要3500石。这些粮饷基本上都是地方平时摊派的积贮，全部取自于民，用之于兵。非但如此，就连那些用来打硬仗的正规军所需要的粮饷也是依靠底层社会的捐输。而基层统治构成的诸多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地方乡绅就成了上层权力系统的依赖对象，州县以下皆自治，这里的自治就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作用力。
这些地方势力之所以能够在非常时期为朝廷卖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们担负起地方的防御职责，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他们一方面结寨自保，另一方面也真刀真枪地攻防。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河南省境内，不光一个禹州城的武装力量薄弱，其它各地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样的军队装备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那些锈迹斑斑的枪炮只是政治走秀时用的道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没来得及渡过黄河的太平天国小股部队，在河南境内能够长驱直入的最根本原因。
河南巡抚陆应谷就是因为剿防不力被朝廷革职，而接任巡抚一职的是满洲正蓝旗人英桂。英桂为了避免重走前任的老路，他在就任河南巡抚之后，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之后，传檄河南各地，着令地方乡绅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
联庄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呢？简单说，也就是联合各村庄武装力量的民团组织，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民兵预备役。这种民团组织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有突发性事件，会互相照应、互相支援，进行自卫还击。
既然朝廷的正规军无法担当起抵御流寇侵扰的重任，那么地方官府索性就发动民间武装力量，通过开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和捻子。经过实践证明，这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既不需要朝廷资粮助饷，更不需要地方官府劳心费力；在化解朝廷眼前困境的同时，又能够让权力集团打着保护老百姓私人利益的旗号将民间力量都争取到自己身边，为己所用。
正是基于以上目的，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河南巡抚英桂才会做出组建联庄会以抗贼自保的决定。
建立联庄会固然是非常时期的一种无奈之举，可也的确能够起到御敌保境的作用，算是纷乱时局下的上选之策。官府号召乡民们拿起武器保护私人财产和自己的家园，在这里地方官府没有提到如何去保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只是说保护好老百姓自己的私有财产。
对于乡民们来说，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家资才是最为现实的眼前利益。相对于乡民的私产，而官府更为看重的是地方的稳定。建立联庄会，既可以孤立那些举旗造反的“暴民”，又能够起到节约兵力的目的。
有了官府的支持，乡民“剿匪”的积极性得到了空前高涨。等到太平军或捻子队伍再次奔袭而来时，他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四散逃命的官兵和老百姓，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乡团举着武器向自己迎面扑来。
这些占据乡土，在自己家门口抵御外敌的联庄会让那些流动作战，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流寇们伤透了脑筋。联庄会的会众是以逸待劳，通常是整乡整族总动员，其凝聚力和战斗力可想而知。另外直接参与组建联庄会的，都是那些地方上的乡绅和大户，在地方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实权人物。
联庄会这种民间组织之所以能够以滚雪球的态势发展起来，除了有乡民自保的成分在里面，还有民间社会抱团自肥的谋利行为在其中。在利益的双轮驱动下，其发展势头焉有不快之理。
中国的社会形态其实就是一张庞大的“家国网络图”，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始终被置于“国”与“家”的大网络体系中。我们习惯了只见国家行使权力，不见社会争取权利。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言， 那些寄生于“国”的概念下的权力结构其实是较为粗放的形态；而“家”的概念下基层社会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则更多体现于行政、司法、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权力结构末端的补充。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家”与“国”双线调整下的波浪式推进。
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以太平天国、捻军为中心的国内战争绵延不断，没完没了的匪患和兵祸，使得这种双重权力格局更加凸显无遗，并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由于晚清官场腐败导致上层统治对国家权力逐渐失去掌控力，使其在双重权力格局中丧失了自己应有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洪秀全的太平军所过之处，各地方政权、绿营军望风而逃。太平军经常是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在各府州县城如入无人之境。清廷花大钱打造的绿营军毫无战斗力，进不能战，退不能守。
古代官家制度的权力设置始终处于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悬浮状态，皇权只是高高端坐于权力金字塔的上层，即使有着光芒万丈的辐射力也不能做到通透彻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最低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县衙，县级以下则属于权力自治的范畴。在上层权力格局失去主动权的同时，县以下基层社会统治在双重权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下层权力格局并不需要正式权力的过多介入，它通常是在民约乡规和宗族制度的规范下运行的。这里临时组建起来的民间乡团组织往往会推举那些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乡绅作领袖，承担起维持乡土秩序的责任。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在当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绅士代表，完全做到了以乡政取代县政，他们将民间社会的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
也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及其绅士代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试图摆脱这种双重权力格局的束缚，不再尽心竭力地支持上层政权。
在纷乱的社会时局下，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就这样被生生打破，或者说是被撕扯得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原有的双重权力格局中的上层统治也开始渐行渐弱，与之相对应的是下层统治逐渐走强的状况也开始变得日趋明朗化。官府要求地方建立联庄会，他们指定由那些地方的强势人物牵头组建。这些地方强势人物大多是大户出身，家里田产众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要优于普通民众。但是话又说回来，当太平军、捻军或其他匪寇到来时，最先受到冲击的也正是这样一拨手里有钱，地里有田的人。无论是分田，还是分资产，作为有产阶级的他们都要首当其冲。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权力集团无从指望的时候，这些地方大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对于筹建地方自卫武装将会变得非常卖力。而在官府之外，也只有这些大户和乡绅们，才有充分的财力和地方影响力，去动员整个乡土社会，联合起来建立联庄会这样的民间武装力量。
当联庄会建立起来之后，这帮人也自然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地联庄会的带头大哥，有钱有田才好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