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会议一结束，田家英和我就于3月26日回到杭州，主要任务是搞“六十条”的试点和讨论工作。田在向调查组布置这一任务时，强调要“继续打开脑筋”。他说：“对这个文件，一方面要有充足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不要盲从，因为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手工业、商业等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条例的试点和讨论中，仍然要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敢于发现问题。”由于这一段不单是调查，还带有工作的性质，有时还需要决定一些问题，因此，田家英特别嘱咐大家：“这一阶段更要严肃纪律，特别是搞试点的。现在是要拍板。是不是真正群众的意见要弄清楚，不要为假象所迷惑。特别是对大的问题，更要慎重，不要急，要对群众负责。‘临事面惧，好谋而成。’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决定问题，凡是大事，要一再商量，有些事我们还要同省委商量。我们调查组受到省委的重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鼓兢业业。”
我们的试点工作，一直进行到4月中旬。在这期间，一个调查小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富阳县有一个生产大队，在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把持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现象。田家英得知后，立即于4月9日同我一道赶到那里。他听了调查组的汇报，第二天召开全管理区干部大会。田家英作了长篇讲话，对违法乱纪分子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批评和斥责，对其他干部进行了入情人理的说服教育。全场秩序井然，大家被他的感人、有力的讲演所吸引。他揭露了这里一些惨不忍睹的事情，当他说到“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彳艮痛心的”时候，哽住了，长时间说不出话来，难过得流了泪。最后，他宣讲了“六十条”对这里如何讨论和试行“六十条”提出具体意见。田家英这次的到来和讲话，成为这个生产大队的转折点。在县委的领导下，加上调查组的协助，这个大队很快恢复了生机。不到两年，丰收欢快的景象又重新展现在这块美丽富饶的江南土地上。1980年3月29日晨，当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从广播里听到中央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田家英平反昭雪的消息，许多人十分悲痛，含泪奔走相告。这个大队立即给董边写来慰问信，并要田家英的照片，永作留念。
田家英对人民，特别是对广大的贫苦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隋。他爱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在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始终贯彻这个思想，坚持以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教育和武装干部。他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特别提到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观点，首先是全心全意关心群众的生活。要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为群众谋利益同上级负责是一致的。符合群众利益的事就做，否则就要抗。所谓抗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则是违反群众利益的，破坏生产的(按：这里指瞎指挥)，都要反对。如果对上面错误的东西不提意见，盲目执行，自己就要负责。”又说：“由于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强，使我们的工作缺乏坚定性，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必须真正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有一个干部说：‘我们过去怕整风，怕批评，怕丢面子，就是不怕老百姓没有饭。“工作上出现错误和缺点，对有些人来说对人民负责不够。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精神。有些同志明明看到群众没有饭吃，不敢反映，怕丢乌纱帽。有人不敢抗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上级的指示要执行，但是如果有错误，就应当反映，提意见。无非是妻离子散，打成右派，儿子不叫父亲，死于非命，怕什么!要坚持真理。何况我们党不是不听意见的。”在讲到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时，田家英说：“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凡是违反人民利益的马上制止。这几年的一些工作，是蛮干，是傻干。效果不好，要马上改。”
田家英讲这些话离现在快30年了，这些话都是针对当时隋况讲的，但今天读来仍然掷地有声。他讲话的神态和音容笑貌，还活生生留在我的记忆里。
就在浙江嘉善搞“六十条”试点的时候，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田家英向我背诵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诗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作知县的时候，在送给巡抚包括的一幅画竹上题写的四句诗。他深为感慨地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员呢!的确，作为共产党员的田家英，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陇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加以发展。
田家英出身贫寒，自幼受到社会的和家庭的不公道待遇。因家庭不供给上学，13岁就辍学，在他哥哥开的一个中药铺里当学徒。他过着低下的生活，又目睹旧社会的黑暗，深切体察到平民百姓的苦难，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满腔爱国热情的田家英离开家乡成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找共产党，当时才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参加革命以后，自觉地走上毛泽东指引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使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理性阶段，思想升华到相当的高度。他的群众观点是坚定的、牢固的、始终如一的。1947年他到晋西静乐县张家庄搞土改，亲自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运动，同当地贫苦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隋。他常常给我讲那段历史。他说，他住在一户贫民家里，那位老大娘对他特别好。那时很困难，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可是每天晚上回来，在他枕头下面总是放着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一点炒黄豆。那个山庄有狼，夜晚出没在山野里，见到了那位老大娘和老雇农。我们进村以后，村民听说田家英来了，都来看他，老田”、“老田”地称呼着，叫得特别亲热。我们走的那一天，村里的群众站在黄土岗上，一直看着我们远远地离去。
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4月中旬告一段落。调查组全体成员搬到杭州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的调查工作，既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组的。4月25日，他写信给当时在杭州的邓小平，提出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并要求到会同志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注释：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请邓小平找田家英一起起草中央通知。当天下午，田把写好的通知送邓审定。晚上，田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时。在这次会上，决定浙江调查组继续就上述问题进行调查。第二天，调查组分赴三个地点，又投人了新的紧张的工作。我们这次调查，是党中央布置各地作重点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调查，为5月北京会议作了准备。田家英领导浙江调查，从。1961年1月23日开始工作，到5月3日结束，中间参加广州会议，参加起草“六十条”和“六十条”试点工作，整整100天。在这100天里，不论在工作思想上，内容都是十分丰富的，田家英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他向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帮助毛做了许多工作，受到毛的称赞。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带出一支好的调查工作队伍。他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广为传扬。他在一些场合中，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意义。在整个调查和试点工作中，充分显示出田家英是一位有个性、有特色、有思想、有才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1961年5月21日到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的调查。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了工作条例的“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市手工业工作。
会议期间，田家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甄别平反)。其中特别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倾反“左”倾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鉴于几年来的政治运动中，动不动反右倾，随意地给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伤了许多人，其中也有不脱产干部和一般群众。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反倾向斗争，不论是右倾还是“左”顺，本来是共产党解决党内问题使用的概念，即使在党内也不能随意使用，何况对不脱产干部和一般群众呢。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五月会议以后，全国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党内民主生活进一步恢复正常。
“六十条”是毛泽东提出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这个文件对于扭转农业局势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在它的带动下，全国各条战线相继制定工作条例，形成一整套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六十条”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政策思想，其中也包含着田家英的一份贡献。
(逢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