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打破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方案，是低标准的供给制，按县委试行草案中讲的是“各尽自行的能力参加公社劳动，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须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就是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对于向往早日建成共产主义的人们来讲也是新鲜的。人们为了庆贺全县实行供给制，举行了游行，游行的队伍抬着“庆贺全民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呼“拥护实行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口号。在这热热闹闹的群众运动中，全民
四
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和实行全民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发出后，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立即在全县掀起。
为了扫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障碍，县委成立了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和县委宣传部一起在全县开展了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农村。教育中提出了拔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白旗，插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红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公社好不好，公社远景规划，如何消灭城乡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见张国忠：《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9月23日)对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中央、省委、保定地委十分重视，为了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面规划，中央、省、地和县委组织了有100多人参加的班子，其中中央有70多人，省委10多人。中央到徐水的有：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家计委、化工部、冶金部的局长、处长，还有工程师。他们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园田化等全面进行了规划。(见1958年10月3日《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会议纪要》)随着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和规划的全面制订，徐水县首先改变了所有制，把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生活资料也归了全民所有，社员私人的房屋也可以随时拆除，让社员去住居民点，想用这个办法达到乡村城市化，消灭城乡差别。县委在住宅规划中提出了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一律在10月前拆完的要求。据统计，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拆除了32000间房子，一时搞得社员住房非常紧张。虽然当时由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的几十名师生帮助设计居民的房屋建筑问题，但由于材料和资金的不足，一时也很难建起来。只有大寺各庄边拆边建居民楼，拆了300间平房，盖起了9栋300个居室的外表美观质量极差的楼房，群众搬进了居民楼。大部分村没有建起新房，只是老人进了幸福院，幼儿进了幼儿园，拆房加宽了街道，美化了村庄，使部分群众住房十分紧张。为了扫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鸡、鸭、猪和树木也都归了公，砸了锻炼铁，户里不冒烟，全都去吃食堂。为了消灭私有制，甚至有些地方连箱箱柜柜都收归公有。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这给了群众一个错觉：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就是一切归公。
徐水县委把全民所有制当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主要标志，因此千方百计把一切都搞成全民所有。基于这种思想，县委把一些集体企业统统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把集体所有制的商业、公私合营的商业也改为国营商业。有领导地组织工商业的私方开会讨论，使大家“自觉”取消定息，敲锣打鼓报喜庆贺。并将659名商店人员下放参加集体劳动。同时，把手工业社、运输社以及建筑社和小贩一同全部转变为国营。这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扼杀了企业的活力，也给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根据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在全县实行了全民供给制。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搞起了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由县里统一包下来。从这年9月开始，干部停发了薪金，改成发津贴费。但津贴费没按供给制方案规定的标准执行，因经费不足降低了标准。通过摸底算帐定出县委级干部每月八元，科局级五元，一般干部三元，勤杂人员每月两元。当月领工资早的就领了全工资，领工资晚的就只领了津贴，有的干部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一分钱也没领，只是到食堂就餐不要钱。当时机关食堂办得较好，每顿都是好几个菜，以显示供给制的优越性。同时干部家属也随同干部开始吃食堂。这种办法实行了三个多月，因国家负担过重，还有许多具体问题不能解决就停止了。社员也是这样，原来吃食堂定量，实行供给制以后，不仅吃饭不要钱，还可以敞开肚皮吃。当时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常这样向群众宣传：“今年粮食大丰收，从现在开始，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饱。”因为全县都实行了供给制，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很快被吃得垮了台。
在实行全民供给制的过程中，县委为做到统收统支、统一供给标准、统一核算、共负盈亏，经讨论，于1958年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来改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这个新的机构，当日就在保定地委的机关报《东风日报》第三版上向全区公布。县人民公社的机构设置共有十五个主要部门，其中有：办公室、计划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政法公安部、军事部、文教卫生部、劳动工资福利部、妇女部、工业交通部电部、农田水利林业部、畜牧家禽渔业部等。还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
徐水县人民公社的成立，实行了全县一级核算、劳力、资金、基建、生产建设由县统一管理，这就给县财政上增知了极大的负担。首先全县社员的工资统一由县人民公社发放，这年11月，曾给社员发过一次工资及部分生活用品贷款，共达550万元；12月份又筹集了90万元的工资款。按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品因物资不足和经济负担不起无法兑现。如每人应发两条毛巾，全县应发144万条，但只发了72万条，其他生活用品，只给部分幸福院老人和幼儿园的小孩发了一些，至于看电影、洗澡等根本没条件达到。当时徐水县全年财政收入不足2000万元，离计划需要量相差很多，只好挪用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使商业资金不能周转。所以不过三四个月全民供给制就夭折了。
由于全县实行一级核算，劳动力可以统一调配，军事化进一步加强，给民兵发了一万多支枪，全县组织起七个跃进兵团，92个团，666个连，1998个排。行动的军事化，使劳动力可以随便调动，这就出现了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工业化，不顾资金的紧张状况，县、社工业一起上，县里建起了39个工厂，公社建起了1348个小工厂；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指导下，不顾资金和师资的严重不足，提出大办教育，盲目建起了11所大学，84所红专学校，文工团、各种剧团、电影队、医院蜂拥而起，但不久大部分都垮掉了。而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就变成了一个空名义，基层办事机构还没来得及作实质性的变动就流产了。
对于徐水县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施，党中央、省委、地委的领导十分关注，及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后，把身边的18名工作人员派往徐水，进行了实地调查，因此，1958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时，就及时地指出了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明确地向徐水指出了实行的全民所有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实质还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
1958年9月10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时，对徐水的一些问题当即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当他看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后，感到规划有些毛病，就向县委作了指示。他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说明了生产规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分配问题上，要便于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刘少奇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让委根据所算的细账，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刘少奇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并不就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要大家学习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共产主义觉语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了，大家都半天劳动和半天学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
河北省委根据毛泽东对徐水问题的指示，组织了一个工作组，由刘子厚率领，参加人有张明河、赵一民、朱子强、王路明等共70人，于10月18日至20日，在徐水做了三天调查研究。10月21日下午，工作组就主要问题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对徐水县存在的一些问题又做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对分配问题不要搞平均主义，对私人之间的债务不能一风吹，这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劳动所得；对作风问题提出，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对家庭问题提出，阴阳五行还要讲。 中共河北省委于10月29日专门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保定行政公署专员杨培生列席)，专门讨论了徐水的工作和毛泽东的指示，指出了徐水县委在执行政策上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并责成保定地委帮助县委解决。中共保定地委于11月3日在常委会上对徐水问题做了研究，责成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的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传达，指出徐水县委的问题。后又派工作组进行帮助，使徐水县委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些过急的做法和“左”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纠正。从11月份开始，根据省委、地委的意见和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把全县一社的体制改为三级实权制，财贸管理实行了两级三统一包。全民供给制改成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由国家供给的干部恢复薪金制，并宣布私人房屋仍为原主所有。从12月份开始，徐水停止了全民供给制的一些做法，干部、工人恢复并补发了工资；社员们虽然还是吃饭不要钱，但开始定量，停止发津贴，使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大办”有所收敛。由于整个社会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的思潮，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法在群众中已经传开，因此，这里仍然遗留着不少以扩大共产主义因素为名的“左”的做法，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高潮已经过去。从此，共产主义试点就很少提及。 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是我国50年代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典型，是1952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在中国的反映。虽然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只搞了4个月就以失败宣告结束，但是，其教训却十分深刻，如果说这个试点是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探索，那么付出的学费是昂贵的，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人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 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在全国两千多个县中只是一个县，成功与失败看来似乎无足轻重，追其影响却并非如此。它不仅使这个县造成1959年和1960年缺粮、死人的后果，以及更长一段的“左”的倾向，而且对国内外的影响也不能低估。
当徐水县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声浪中，开始搞共产主义试点时，立即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瞩目，他们以参观、学习、访问的形式纷纷来到徐水。往来于徐水大地上的各种车辆络绎不绝，内宾外宾比比皆是。尤其是国际友人以及国际上各方面人士都带着许多问号来到这里，他们要实地看一着徐水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据当年徐水县接待参观访问的报告记载，从1958年3月到10月30日，来徐水参观的外宾就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人。这些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国家，来访人员有：驻我国大使馆外交官员、新闻记者、艺术家、专家、代办及知名人士等。他们来徐水参观，大部分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来看一看，也有的是来专找问题。据当时在徐水体验生活的作家康濯说：“当时来拘人对徐水有各种看法，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对徐水的做法是伸大拇指。当赫鲁晓夫听说徐水搞共产主义时，就让塔斯社记者马上到中国去看看，看徐水搞的是什么共产主义。于是后来赫鲁晓夫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在参观后，也有些国际友人善意地给我们提出了好的建义。总之，徐水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试点，当时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当时从国内各地来徐水参观、学习、考察、采方的人员更多，仅全国各省市以及中央各个团体就有3000多个单位，全国的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兵役工作会议也到徐水召开。这些人来自17个民族，他门之中有党政领导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士兵、 改授、民主人士、工程师、科学工作者、记者、艺术家和归国华侨等。他们来参观一般都是根据我党 是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了”的观点，来学习搞共产主义的经验。他们在当时一种“左”倾思想影响和没有深入了解情况下，巽写了不少赞扬的文章，报纸书刊屡屡刊载，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篇向往共产主义然而带有“左”倾色彩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很重得人们研究和深思的。
(赵云山赵本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