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在未央宫正殿的御座上端坐，接受群臣的祝拜。群臣的颂贺声使得刘彻真正感到了皇权的威力。他的第一份诏书就是几张委任状。他先封母亲为皇太后，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长公主刘嫖的女儿阿娇为皇后，入主中宫，实现了他小时候“金屋藏娇”的诺言。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汉武帝又封自己的母舅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那位敢于冒险的外祖母臧儿被封为平原君，这一切都是这个大胆的女人所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她是这次冒险的最大赢家。
建元元年（前140），刚登基的刘彻，静下心来正视刘家几代人历经六七十年时间给他留下的这份遗产。
汉高祖刘邦从泗水亭长起家，趁着兵荒马乱，靠自己的胆识，拉起一支反秦的队伍。他交了不少的朋友，而且为人讲究义气，因而势力发展很快，最后在与项羽争夺全国大权时，以弱胜强一统天下，建立了汉帝国。
汉建国之初，正是多年战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国力薄弱。就连刘邦出门也找不到清一色的四匹马来拉车。那些官至丞相的大臣们上朝时也只能坐上牛拉的车子。平常百姓家的日子更加难过，家徒四壁，没有隔宿之粮。当时无论是国家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贫困。
等到天下基本上平定下来之后。刘邦下令采取一些恢复农业的措施，对于不务农的商人则采取打击措施，不准他们穿绸缎做的衣服，不准他们乘坐车辆，并且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在社会上给商人低贱的地位。农民都回到土地上，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对于北方匈奴的侵扰，刘邦曾做过一次无力的反击，在白登山上被匈奴骑兵围了七天，幸好陈平贿赂匈奴单于的阏氏（妻子）这才侥幸生还。为了不加重百姓负担，汉高祖忍辱负重，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节省精力发展国内经济，以图后报。
到吕后、惠帝时期，社会刚刚步入太平，仍对商人进行限制，规定不许工商业者及其子孙做官。官吏的薪俸和政府的开支仍向农民征收，但已减少了巧取豪夺的现象。地税一般保持在十五税一左右。农民减轻了负担，有了小块的土地，生活也日渐好起来。上自皇帝、下到诸侯，各人有各人的汤沐邑，这样各自收支平衡，不靠政府拨给经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到文景时期，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休养生息政策。统治者清静节俭，使全国的百姓免受过分的劳役之苦，以保证他们的耕作时间。如果不遇上大的水灾和旱灾，人民可以家家自足。无论城里还是乡村，官府的仓库里满满地装着粮食和钱财。长安城内国库中的钱堆放在一起，因为时间太长，用来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铜钱散乱在一起，多得无法计算。粮仓里的粟米，一层一层向上堆，堆得太高，甚至有许多粮食从仓中流到露天之下，因而烂掉不能再吃。
这时候，就连平民百姓都能骑上自己的马匹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奔忙。田野里的马牛更是成群结队。要是有人骑着一匹雌马或者小马，人们都会瞧不起他，嫌他太寒酸，因而不愿跟他往来，就连看城门的小官吏也都能有好肉、好饭享用，可见当时天下之富。
官位不高的小官吏们，因为生活优裕，直到自己的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也不愿图谋升迁。有的人总是干一种官职，时间太长了，甚至把官名改变成了自己的姓。人们只记得他的官名，反而忘了他的姓名。有些看仓库的就从儿孙起改姓“仓”或者“库”。
衣食足，知礼节，文景时期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互相之间劝勉多做好事，不愿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朝廷的羞辱。每年官方处决的犯人只不过有几十个人，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也正是这个时候，法网太宽，浪费奢侈的风气又兴起来了。尤其是一些富人家更是挥霍无度。官员们也竞相展示豪华，他们住的宅子，穿的衣服，坐的车子，简直跟皇帝不相上下，这种僭越也没有得到限制。
汉武帝面对的就是他的先辈们给他留下来的丰富遗产。他总觉得国库里的钱多得花不完，粮食多得吃不完，而前几代人却又省吃俭用，清静无为，真是不可理解。同时他也对先辈们给他留下这么一大笔丰富的遗产而感到庆幸不已。
初登帝位的汉武帝是个热血少年，他有活力，有抱负，他想在先帝们为自己搭好的历史舞台上，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他要用这笔丰富的遗产，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好在青史上留下英名。
首先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国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丞相卫绾上奏：“所推举贤良，如果陈说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这样会淆乱国政，请一律罢去。”皇上同意了。二月，大赦天下，赏赐人民爵位一级。当然，这爵位并没有任何的实权，只不过是在触犯规律被定罪的情况下，可以用爵位赎罪。
为了安抚人民，又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四月初九日，下诏说：“古代立的规矩，乡里以年龄为准，朝廷以爵位为重，治理国家教化民众，要把德行置于重要位置。可以说在乡里中尊重长者，奉养老人，是古代的遗教。今日天下的孝子贤孙愿意尽心尽力赡养自己的长辈，然而他们外迫于公事繁忙，内乏于资财，因此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朕深为同情。百姓年龄在九十以上的，朝廷已有给其米粟以为糜粥的制度，再增加对年满八十岁的免除全家二口人的赋税，年满九十的免除全家甲卒。以促进贤子孝孙履行其供养老人之责。”
七月，下诏令说：“宫廷卫士去故置新常达两万人，省去一万人。开放朝廷养马的苑囿，以赐平民放牧采樵。”
议定建立帝王宣明政教的明堂。派遣使者用安稳舒适的车辆，携带着布帛与宝玉，征召鲁申公进朝。
继续征召贤良，征问董仲舒关于治理国家之事，这样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
经过董仲舒的三次上策之后，儒家在汉武帝朝廷的地位是逐渐提高了起来。董仲舒的对策成了汉武帝治国的主要依据。一个巨大的转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了。思想自由的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漫长而单调的儒家思想时代。
儒家学者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无不怒发冲冠。但有时为了自己学术的生路，他们也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政治力量，置其他学派于死地。不过他们采用的并不是暴烈手段，人们看不到血染钢刀，却见人头落地。
儒家学派并没有单独的能力生存壮大，他们必须与权力相结合。既然他们需要政权作保镖，他们就必须付出雇保镖的代价。那就是，儒家学派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者的政治打手。
主持建元对策时，汉武帝年仅十七岁，他实际上是在丞相卫绾的指使下主持这次对策考试的。这是卫绾为首的一群儒生，利用幼主所搞的一套政治诈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
卫绾本身是个儒者，又做过汉武帝多年的老师，他的话对汉武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他看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汉武帝都没有反对，就上奏一本。
卫绾在奏章中说：“那些专学申不害、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法家和苏秦、张仪学派的纵横家到处搬弄是非，扰乱国政，请求陛下将这些专学法家、纵横家的贤良罢免回去。”
汉武帝基本同意了卫绾的意见，他没有任用儒家以外的贤良。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武帝公然宣布新政。新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尊兴儒学、革除利弊和诏贤举荐。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在把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以后，汉武帝就决定进一步来加强中央集权制度，首先他要更加彻底地解决藩国问题。汉武帝采取了主父僵建议的“推思”办法，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授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而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其他子弟做侯国，并且规定这些侯国不再受藩王的管领，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分越小，小的只有三五个县，大的也不过十几个县，势力越来越弱，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对抗了。
在这同时，汉武帝还用种种的借口来剥夺侯国封君的爵位。汉武帝每年八月会诸侯于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如果金的成色被认为是不好的，就要夺爵，因这被夺爵的有一百多人。据另外一个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年）就只剩下了五人。经汉武帝自己封候的有七十五人，而其中六十八人后来被剥夺了爵位。因推思法而封侯的各藩王子弟一百七十五人，在汉武帝手里失侯的也有一百十三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汉武帝又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汉朝初年，中央政府虽然因沿用秦朝的制度设有御史大夫，但废除了负责监察地方的监御史。汉武帝则把监察制度大大加以扩充，并建立了“州刺史”制度，设置了一个司隶校尉和十三个州刺史，对各郡国进行严密的监督：除了地方豪强和郡太守是否遵守中央法令，是否互相勾结称霸逞强等等，是州刺史应该监察的以外，州刺史还有直接行使“治断冤狱”的司法权。
这样，没有被废的王侯既只是“衣租食税”，地方豪强的行为也受到严密的监督，秦始皇开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汉武帝这时候才算巩固了。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还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制度。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于弟，一般官吏大都由郎官出身。郎官是侍卫皇帝左右的小官，人数很多，如果不是出身官家或有中等以上财产的人，是很难做到即官的。这样，官吏的来源很狭隘，不能适应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机构扩大的要求。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他们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汉武帝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又采用了所谓“破格用人”的政策，把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提拔起来，充当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
汉武帝还把以前实行过但没有被重视的“察选”制度，大大地加以扩大和发展：命令各级官吏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听候甄别试用。著名的学者董仲舒和公孙弘，就是经过“贤良”的策试（考试）而被重用的、后来汉武帝又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命令郡国每年举孝（孝涕的人）廉（廉洁的官吏）各一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条件而又不肯“出仕”的人，则由政府来“征召”。被征召的人由汉武帝亲自召见，被认为合用的，就授给官职。汉武帝还用“公车上书”的办法，使官吏人民都可以上奏章给皇帝建议国事，意见合他的要求的，就根据上书的人的特长授给官职。像东方朔、主父偃、朱买臣等著名汉臣，都是由于上书言事而被重用的。
汉武帝还设立“大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虽然七国之乱早已被平定下去，当时的诸侯王权利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老谋深算的各列侯占据京城，违法乱纪。武帝年少登基，自然对“乳臭未干”的武帝根本不放在眼中。为了打压诸王侯的气焰，集中皇权能力，武帝毅然向他们发飙，在革除利弊中的列侯就国和检举皇亲国戚就是直接的挑战。另外为了彰显太平，武帝解除了函谷关禁，当时函谷关是入秦国京城咸阳的必经之路，为了保卫京城安全，秦始皇曾在函谷关设立关禁，没有官府的正式公文通行，是不允许出入的。当时汉朝的京城迁到长安，函谷关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武帝顺势解除了函谷关禁。
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一系列包含着年轻帝王壮志豪情的改革措施均告破灭。太皇太后用这样凌厉的手段让刘彻明白，真正的权利在哪里，而他这个帝王又究竟能做什么。至此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被迫偃旗息鼓了。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实质上，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对武帝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可以说，他的生死和废立全都掌握在了窦太后手中。他现在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是操在窦太后手中任其摆布的木偶。整整三天，武帝没有走出未央宫，他苦闷彷徨，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无依无靠无援。经过三天的苦苦思索，第四天一早他振奋起来了，他像往常一样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在杨得意的陪同下，带上韩嫣这惟一的亲信，车骑百乘去上林苑射猎。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十九岁的汉武帝开始私自出游，他为了不让臣下认出来，改穿平民百姓的衣服。他让手底下亲信的年轻侍从们一同出猎，约定好在宫殿的大门外秘密会面，趁天还没亮，这些人就策马驾车奔向夜色之中。他让手下人称他为平阳侯，这是汉武帝姊夫曹寿的封号，其目的无非是掩人耳目。
天亮以后，这帮子年轻人终于抵达终南山麓，他们射鹿逐狐赶兔，乱马在农田里往来驰奔，践踏平民农田里的庄稼。
下地的农夫们老远就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种起来的庄稼被践踏得一片狼藉，心疼已极，不禁高声诟骂三字经。汉武帝这帮人连理都不理，照旧追赶他们的猎物。
户县和杜县两县的县长听到农夫们的报告，马上带领手下一帮人马前去围捕。农夫们见有官方支持，也都操起菜刀和农具，前来助阵。农田里一片喊杀声。
在这么多人的包围下，汉武帝和手下的侍从们一个也没逃掉，全被围在一小块地里。侍从们看到群情激愤，担心这次可要受皮肉之苦了。他们无法，只得亮出皇帝的信物。
刚开始县官们还以为这里面有一个大骗局，但后来他们看到许多东西的确非皇帝不能有，而且此地离京城又不远，这时两位县长才知道包围的是当今皇上。他们心里一紧张，两腿一软，跪在农田里叩头请罪。
汉武帝挥挥手让县官们马上把人撤下去，并没有追究两位县长的责任。两县长叩头谢恩，回头把百姓们斥责一顿，这才怏怏地领着手下人退去。农夫们听说被自己包围的是当今皇上，都惊吓得合不拢嘴，刚才厉声诟骂的几个农夫脸上的冷汗涔涔而下，好在汉武帝没有追究，他们才侥幸捡了条命。
汉武帝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仍然和这帮侍从们四出游猎，而且越走越远。他们游猎的范围，最北到陕西泾阳县，最西到陕西兴平县黄山宫，最南到陕西周至县的长杨宫，最东到陕西西安东南的宜春宫。有时兴致一来，他们还能突破这个范围。
一次汉武帝一行人半夜闯入柏谷境内，这是现在河南省灵宝县。柏谷距长安一百八十公里远，这是他们游猎最远的一次。他们玩得太高兴了，一个劲地追逐野兽，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打听路人才知道这里已是柏谷境内，汉武帝心想这次也走得太远了。
想要连夜返回皇宫这是不可能的事了，汉武帝盘算了一阵，就让侍从们去找个客栈暂时住下。
这些年轻人到了一个小客栈里，马嘶人喧，傲慢无礼。他们大声吆喝客栈老板出来，向他索要汤水。
客栈老板脾气挺大，看到这帮人实在不像话，就想撵他们走，所以他气恨地说：“没有汤水，尿倒有。”
侍从们仗着皇帝的威仪一向指手画脚惯了，他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气，有的就想上前动手，被汉武帝用目光制止住了。他不愿暴露皇帝的身份，生怕手下人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侍从们不好发作，但对客栈老板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客栈主人一看这些人挎刀带箭，怀疑他们不是盗贼就是无赖匪徒，他怕自己动起手来吃亏，就出去悄悄召集镇上的一帮年轻人来帮忙。这些年轻人把这几个“强盗”围了起来，准备一个一个收拾，捉住之后送官。
那客栈的老板娘倒有些眼力，她看见为首的汉武帝长相与众不同，而且一身平民布衣也盖不住他的富贵之气，所以她断定这些人来头不小。
想到这里，老板娘就劝她丈夫说：“我看那个领头的准是个贵公子，不像是强盗。再说，他那边随从们个个膀大腰圆，而且你看他们手都握在刀柄上，想必是有所准备，你可千万别乱来。”
客栈老板认为这纯是妇人之见，还是要动手。这老板娘见来硬的不行，就花言巧语地对丈夫说：“现在这些人有所准备，要动手还不如等到夜深时，那样把握更大。”
客栈老板觉得此话有理，暂时没有动手。老板娘就拿出一壶好酒，说是给她丈夫壮壮胆子。老板娘边陪边劝，把老板灌得烂醉，呼呼睡去。
老板娘怕丈夫酒醒了再闹事，就找条绳子将丈夫绑在床上。她做完这些后，出门把镇上的青年们劝说回家睡觉去了，这才杀鸡宰鸭，殷勤招待这群不速之客。
本来汉武帝他们几个人一看本地人人多势众，恐怕今晚上要吃亏，心想要是被捆上送到衙门里，可就丢脸了。后来他们看到老板娘灌醉老板，劝走镇上的人，这才放下心来，大嚼大吃了一顿，饭菜虽不及宫中的讲究，倒也香甜可口。
第二天，汉武帝一早便返回长安宫城，随即派人去召见这个客栈的老板娘入朝，认为她护驾有功，特赏给她黄金一千斤。这位老板娘一夜之间成了富婆。汉武帝认为客栈老板警惕性很高，所以把他召到宫中，让他做了宫廷里的禁卫官。
三个月过去了，武帝射猎的足迹北到池阳，西至黄山，南达长扬，东过宜春。所过之处，他还下令修建了十二处行宫，作为储备物资，更换装束，休息下榻的场所。
太尉窦婴对此颇为反感，他上奏窦太后道：“皇上如此迷恋游猎，且又挥霍无度，长此下去，岂不要步夏桀殷纣后尘。”
窦太后却是付之一笑：“皇上年轻，玩玩何妨，不必大惊小怪，偌大国家，便糜费些钱粮亦不足为虑。”
在窦太后的默许之下，武帝开始大张旗鼓扩修上林苑。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起，到建元三年止，用了一年多时间，上林苑扩建工程告竣。真个是规模宏大，佳木果林繁盛，奇花异草丛生，高山旷野相连，溪涧池潭星布，天下怪兽杂集，四海珍禽飞栖，楼台殿宇遍地，仅离宫就有七十多处。整个园林，周长三百多里，堪称旷古未有，天下第一。建成之后，武帝更加在苑内纵马驰骋，弯弓游猎，很少再回长安宫中。窦太后认定这个年轻的皇上已沉溺于享乐之中，乐得武帝每日泡在上林苑内，由她自己独揽朝政大权。
时间就在这和平相处的气氛中流逝，转眼又是几年，自然法则总是无情的，窦太后终于一病不起了。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皇太后永远地闭上了她那双早已失明的双眼。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与皇权相结合的儒家思想。历史重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汉武帝得知窦太皇太后驾崩的消息，也是悲哀垂涕，汉代以孝治天下，老祖母的去世怎能不叫汉武帝悲伤呢？同时汉武帝也觉得眼前的世界明亮了许多，他又少了一条羁绊他的绳索，他终于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