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请等着，有一天我非和你离了不可！
返乡回到坡头村插队的时候，我就听孙天欢这么说了。他是说给他的女人乌采芹的，对自己的女人说这样的话，他该是个绝情的人呢，他的女人听了，却一点都不以为意，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连和他顶个嘴的表示都不会有。事隔三十多年，我再次回到坡头村来，再听孙天欢这么说，我就像听一个老掉牙的笑话，觉得既无聊又无趣，抽身在一边，向孙天欢挥着手就要离开。孙天欢却没有放过我，他拉住我的衣角，退到他家的苦楝树下，再一次给我强调了他要离婚的决心。
孙天欢说：你不相信我？
我有意调侃他，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你五十八岁了吧！
孙天欢说：我心想，你是知道我的。
我说：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你有多大的年纪了。
孙天欢是敏感的，他敏感到我话中有话，就又带着些强调的意味说：这和年纪没有关系。
我和孙天欢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回到返乡插队的坡头村，我有许多要拜访的人。当然，孙天欢也是我计划中拜访的故交，但他节外生枝，把我截住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开口就说他要离婚的事，我就不愿意听了。想来不只是我，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多少年没回旧村子，回来了，谁愿意听别人说他离婚的事？这有违人性的，同样又有违世情。但我能有啥办法呢？孙天欢把我扯在他手里，我没有办法，就只有硬着头皮听他往下说了。
我听着，觉得孙天欢这一次不像过去，只是吊在嘴皮上说一说，看来他是真要和他过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乌采芹离婚了。
他有什么资格离婚呢？
在坡头村，孙天欢实在算不上个人物，甚至连农夫们与生俱来的质朴勤快、吃苦耐劳的品质，他都十分缺乏，嘴馋身懒、油腔滑调，没有多少人待见他。当然，这只是地道农夫的看法，到了他的女人乌采芹眼里，就都不是缺点了，而是一种优势。孙天欢爱好戏曲，向往一种体面的生活，对有文化的人，他无条件地喜爱和尊重。
坡头村有个下放回村的右派，原在陈仓师范学院教国语，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孙天欢不管这些，以为他是大文化人，这就对他亲得不得了，有事没事，都愿意和他粘在一起。运动来了，老右派不可避免地要被拉出来游行，孙天欢看不过眼，在别人斗争老右派时，他随在老右派一边，陪着老右派一块走。
村上人说他了，说他凭什么来陪人家老右派？他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说他怎么就不能陪？村上人说老右派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反动！孙天欢就很自豪地说了，我也有文化呀！
村里人奈何不了他，就由着他去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他陪着老右派游斗结束后，别人一哄而散，唯有他不走，小心照顾着老右派，搀着扶着把老右派往家里送。也是老右派的年纪大，有一次，挨斗的时间长了，脚不能挪，手不能动，一下子瘫在台子上。孙天欢见状，就爬到台子上背起老右派，一只手里拿着老右派戴在头上的高帽子，一只手里提着老右派挂在脖子上的大木牌，一脸的无怨无悔，很是愉快地送着老右派往他的家里去。
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人情世故，看着孙天欢又要负重背着老右派，还要拿着老右派挨批斗时必不可少的高帽子和木牌子，只觉手忙脚乱，很是好笑。我便突发奇想，跑到孙天欢和老右派身边，把高帽子和木牌子从孙天欢的手里接过来，嘻嘻哈哈乐着，给孙天欢戴在头和脖子上。
纸糊的高帽子可是不好戴呢！粗粗拉拉几根竹片，胡乱扎个样子，糊上纸，写上字，戴在头上是极不舒服的！何况木板钉制的大牌子，系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挂在人的脖子上，还不像刀子一样，直往人的肉里割。
这是我的恶作剧了，孙天欢没有因此而恼我，他坚持背着老右派，从坡头村的街巷里走……好像是，把高帽子和木牌子从他的手里解放出来，他不仅能把老右派背得扎实稳妥，而且又还很享受头戴高帽子、胸佩大木牌的待遇，感觉那是一种多大的荣誉似的。
刚刚开过老右派的批斗会，村子里的人，无分男女，无分老少，其时也都在街巷上散散地走着，孙天欢的举动，让大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投向他的目光，也便十分茫然，直到我把老右派的高帽子和木牌子戴在孙天欢的头和脖子上，让茫然的人群，才不知所以地爆发出一阵哄笑来。
哄笑声是我期望的，但是来得突然，去得亦很突然，都在一瞬之间，便又安静下来，相互招呼着，为孙天欢让出一条道，使他顺顺当当背着老右派，从大家的眼皮底下走过。
我敏锐地感觉到村里人对于这件事的变化，那绝对是发自于情感深处的变化呢！大家乐意孙天欢帮助老右派，并为此而敬重他。
在那一刻，我有一种良心发现般的羞愧，于是，我再次跑到孙天欢的身边，想要从他的头和脖子上摘下高帽子和木牌子，却被孙天欢强硬地拒绝了。
我为此悔恨而难堪，在以后的日子里，都不敢再见孙天欢，偶然地相遇，我也是低着头，匆匆地走过。
孙天欢不想我难堪，找着机会与我接近。
这个机会在一个晚霞灿烂的傍黑毫无预兆地来了。那天，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他扎势坐在苦楝树裸在地面上的一条大根上，扯着他的胡琴，自娱自乐地唱他深爱的一折秦腔。
孙天欢唱的那折秦腔，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几句：
陈老大我不怕腰痛腿酸，
为只为小兄弟能把书念。
虽受苦也觉得心中喜欢，
急忙儿担柴担赶回家园。
我后来查了孙天欢那晚唱的这几句戏词，知道来自《打柴劝弟》的一折戏。
那个傍黑天，孙天欢很努力地哼唱着，身边围了许多人，我从他们的身边过，原想默默地躲过去，不承想，人圈子里的孙天欢，用秦腔白口叫住了我，而且还用秦腔白口劝了我几句。原话被他的秦腔白口说得抑扬顿挫，极富感性色彩，要我放宽心，天下的事都别往心上挂，他相信知识，知识不是喂猪，吃饱了只知道睡觉，有一天是会醒来的，醒来在有准备的人身上。
我把孙天欢劝我的话，一字不落地记在了心里。回味他的秦腔白口，忍不住抬头看天，我看见了头顶上的苦楝子花，蓝莹莹的，微微地散发着一种苦涩的芬芳；透过繁盛的花色，我还看见遥远的银河，正有无数的星光，闪闪烁烁，似乎也微微地散发着一种苦涩的芬芳。
因此，我和孙天欢成了好朋友。
我不仅和孙天欢成了好朋友，通过他，还和老右派交起了朋友。我是好读书的，有一些学习上的困难，就去找老右派请教。后来右派平反，我参加高考，老右派重回陈仓师范的教堂，我进入陈仓师范读书，获得了老右派非常多的帮助。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都对孙天欢有种无以报答的感动。不过，这不能掩盖孙天欢其他方面的问题，譬如他好赌博，还好钻别人家女人的热被窝。
让我怎么说他呢？
他孙天欢老了，还闹什么离婚？
如果真要闹离婚，倒是他的老婆乌采芹比他更有资格。
2
乌采芹按照坡头村的话来说，没出嫁时乖爽，嫁给孙天欢后干淑，有孙娃后齐整。
怎么就是乖爽？怎么就是干淑？怎么就是齐整？我以为是要作些解释的。返乡插队在坡头村的日子，我注意到，在他们的语言体系里，没有漂亮、美丽那种挂在人们嘴上的形容词，有的是他们习惯了的说法，很家常，也很得体。村里人夸奖乌采芹乖爽，是说她做姑娘时，是懂事听话的，是单纯爽快的。嫁给了孙天欢，她身份一变，既为人妻，又为人母，进了家门，要养孩子要做饭，还要侍候老人和男人，喂猪喂鸡，脚不闲、手不闲，出了家门，下地务弄庄稼，与亲戚邻人交往，有做不完的活，说不完的话，却还能保证自身的整洁与淑仪，实在不易。而到她怀里抱上了孙娃，眼见儿孙绕膝，不论他们对错，她都一脸的包容与愉悦，不愠不火，可就更是不容易了。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乌采芹不操心治国的事，更不操心平天下的事，可以齐家就是她最大的理想了。
乌采芹的一生，于坡头村的女人来说，是绝少的、体验了这三种境界的。
她这样一个身子勤快、心眼儿活泼的人，却是那么奇怪，倒像对身懒嘴馋，而且好赌花心的孙天欢很有感觉。在别人的眼里，孙天欢是不怎么受待见，但在她的眼里，却怎么看怎么舒服。譬如她就十分欣赏孙天欢身上的那种读书人的做派。
说来有趣，坡头村的开创者，原来就是一个读书人，明朝末年的时候，还有幸考取了使其家族荣耀不已的功名，做过州府一类的官员，具体的政绩史无记载，只是传说他愤恨政权的变易，而且又深蕴一股子强烈的乡土情结，这便回身故里，隐居不出，过着耕读传家的那种日子。这让后来的坡头村人，对他们的这位老祖宗颇多微词，说是城市多好啊！他咋就不喜欢城市，而喜欢农村呢？微词奈何不得躺在坟墓里的老祖宗，大家就还遗憾地在坡头村讨生活了。可是，后辈儿孙不懂得老祖宗的深刻理想，他们不断地退化着，退化到后来，就只剩下了一个耕，而没有了读。返乡插队在坡头村里，我没少听人讲那位远去的老祖宗，我虽然听出了坡头村人叙说中的微词，却也听出微词背后的骄傲。不过，我也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坡头村，读书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既奢侈又无用。出现一个孙天欢这样的人，实在是一个例外。不知谁说的，称呼孙天欢是村里的一只马犄角。
马长犄角吗？没有。
这充分说明了孙天欢的稀有，不仅如此，他在十多岁的时候，有位游方道士到坡头村来，向村里讨了口食吃，吃的时候，看见了蹦跳戏耍的孙天欢，把游方道士惊讶得放下碗，喊孙天欢到他跟前来，双手捧着孙天欢的脸，嘴里念念有词，说了一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的话，最后很是恭敬地称呼了孙天欢一声：县长。
县长……啊啊，孙天欢有县长的命吗？
有没有这么贵气的命相？不到最后，谁能料得准呢？但他县长的外号，从此吊在了坡头村人的嘴上，很是叫了一段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孙天欢不畏造反派，而善待一个老右派的事不断被演绎着，他“县长”的外号被人渐渐地淡忘了，以至现在，几乎没有谁再说起，他还有那样一个绰号。
乌采芹之所以嫁给孙天欢，不知可与游方道士的预言有关？但她处心积虑地嫁给孙天欢，肯定与他的做派关系甚大。
乌采芹说过，她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而孙天欢正好具有乌采芹所喜欢的那种潜质。在坡头村，孙天欢是继老祖宗之后，很少有的一位读书人，他像模像样地读着，都已读了初中，升到县城高中，一路读着书，几乎只差一次高考，就能顺利跳出“农”门，却被突然爆发的“文革”，断送了他的前程。不过，他读书人的习惯没有变，从头到脚，都时刻注意，唯恐沾染上别的什么……那时，坡头村叫坡头大队，村民叫社员，社员们都穿自己家里纳底子上帮的布鞋，想都不去想皮鞋。孙天欢却不，他下地时穿布鞋，回到家里，就换了布鞋穿皮鞋了。
老祖宗是个读书人。老祖宗开创了坡头村。孙天欢是读书人，孙天欢穿皮鞋无可争议，而且是开天辟地第一人。
在坡头村，孙天欢创造的第一多了去了，刷牙是一项，理发又是一项，而且在穿衣上，也是一定要出新的。
村里人都还包裹在棒棒袄儿粗布衣之中，他却时刻穿得与公社的干部一模一样。那时的公社干部，都流行四个兜儿的中山装，孙天欢上了三次北山，砍来柴火，用架子车拉了，卖给周村镇上的国营食堂，换来钱票子，数都不数，捏在手指尖上，一刻不停地去街上的裁缝铺，给自己制作一身中山装回来。
每日清晨的时候，坡头村人睁眼就会看见，孙天欢在他家门前的苦楝树下，满嘴白沫地刷牙，然后又涂上肥皂，用专业的剃须刀，小心仔细地来回刮脸……孙天欢的做派，坡头村还有谁吗？没有了，他是唯一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坡头村难得一见的风景。
刷了牙，剃了须，回到家里，孙天欢就对着家里那面破了两道裂线的镜子来穿中山装了，仿佛一个神圣庄严的程序，他穿得很谨慎，很慢，先把一个袖子穿上，抻一抻袖口，再穿另一个，再抻一抻，然后就是系扣子了。系扣子时依然神圣庄严，每系好一颗扣子，他都要侧脸这样一瞧，侧脸那样一瞧，瞧好了，还不忘用手把扣子拍一拍……总之，他穿中山装要用去很长时间，那些时间里，消耗给自我欣赏的部分似乎更多一些。
孙天欢本身确有自我欣赏的条件，正如游方道士所说，他五官端正，脸型方正，加之不间断的田间劳动，又给他涂抹了一层黑里透红的太阳色，这便显得更有气质。
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乌采芹没有不被孙天欢折服的理由。
孙天欢的形象和做派，不只乌采芹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还有一些如乌采芹一般的女子，喜欢有文化的读书人，也都昼有所思、夜有所想地喜欢着孙天欢。
乌采芹感觉到了那样的危险，她比那些觊觎孙天欢的女子，多了一个心眼，早来了一手，抢先把孙天欢拉进她的怀里，让孙天欢别无选择地成了她的人。
机会来自于一场电影，周村镇放映一部从朝鲜引进的电影《卖花姑娘》，孙天欢去了。他去得不算很早，但也一定不晚，差不多刚好赶在快开映时，出现在人山人海的电影场上。他不往人群里靠，更不往人群里挤，他就那么孤傲地站在一边，离着人群两三步的样子，举目去看高杆上的银幕……正是他的这一姿态，引起许多女子的青睐，他鹤立鸡群地注目于前头的银幕，青睐他的女子，则你偷看他一眼，她偷看他一眼，他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他笔挺的中山装上，挂满了女孩子偷看他的眼睛……也是《卖花姑娘》的剧情太悲惨，现场观看的人群里，就有了一阵一阵的抽泣声，孙天欢知道自己眼睛也湿了。恰在其时，有一只雪白的小手，拈着一方同样雪白的手帕，移到了他的脸上，替他来擦扑出眼眶的眼泪。孙天欢愣了一下，他抬起手来，猛地捉住那只手，低头从手上看起，这就看见了也在流泪的乌采芹。
乌采芹想把她的手从孙天欢的手里抽出来，抽了几下没有抽动，也就不抽了，任凭孙天欢抓着，双双退出抽泣声一片的电影场，去了周村镇外的一片芦苇地。
在那里，他俩抱在了一起，抱得很紧很紧，都快抱成了一个人。
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两人在周村镇看一部名叫《南海儿女》的国产电影，看了没有多长时间，看不进去，就一前一后地出了电影场，一前一后地又去了镇外的那片芦苇地……头一次去芦苇地，还是酷热的夏季，他俩相拥在芦苇地里，总有一种青草生长的气息，浓一股、淡一股地往他俩的鼻孔里钻，这一次再来，就已到了秋天，芦苇生得很高，他俩钻在里边，就如埋身在一片碧翠的湖水里，而他俩看不清楚的湖面上，正有白色的芦苇花，在风的鼓动下，起起伏伏，泛滥出一波一波的雪浪……钻进芦苇地的孙天欢和乌采芹能干什么呢？像头一次一样，紧紧地，搂抱成了一个人。
孙天欢给乌采芹说：你别不是眼瞎了？
乌采芹抱着孙天欢不出声。
孙天欢就还说：我会叫你吃苦的！
乌采芹把孙天欢往紧里又抱了抱，还是抿着嘴不出声。
孙天欢就又说：你难道乐意吃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