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全国内战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继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6月，刘、邓大军挥师南下，长驱千里，挺进大别山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陈赓、陈毅率领的两支部队又分别挺进豫西和豫皖苏平原，完成了向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全部外线出击，人民解放军转入对蒋介石军队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时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
全国战事的变化，有利于丹北、茅山地区坚持斗争形势的发展。由于苏中区党委及时、正确的指示，留守党组织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执行正确的方针，灵活运用斗争策略，扎实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党的建设，因此，尽管国民党的“清剿”仍持续不断，但留守人员不仅坚守了阵地，而且不断发展，为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分散转移和开展合法斗争
1947年5月，金柯在上海被捕叛变后，华中第十地委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苏中区党委决定重建十地委（史称“后十地委”）。同年6月1日，区党委在向华中分局的报告中分析了十地委南下后遭受挫折的教训，指出：“除地委贯彻秘密坚持加强社会工作和合法斗争外，组织上力求精干、隐蔽及合法化，不适宜再坚持下去的干部撤回苏中……地委主要力量开展秘密工作及合法斗争。”并决定后十地委由陈云阁负责。6月10日，华中分局复电苏中区党委，同意对十地委工作的布置，并指示：“目前十地委与坚持武装主要任务在保存有生力量，取得立足点与避免大损失，因此应注意分散隐蔽转移……今后应着重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以减轻人民负担，免除骚扰。”陈云阁接到上级指示后，决定将陈寒、金戈、巢凤翥等原在丹北坚持的干部撤回苏中，并写了江南坚持斗争的情况，交陈寒带去向苏中区党委汇报。6月27日，陈丕显代表苏中区党委写信给陈云阁、张志强、康迪3人，宣布重建的华中十地委由陈云阁、张志强、康迪3同志组成，陈云阁为代理书记，领导丹北、澄西、镇句等地区的坚持工作。并指示：“茅山地区由你们去做开辟和恢复工作。”
一、抽调干部支持苏浙皖边区
苏浙皖边区山高林密，距国民党控制的大中城市较远。抗日战争后期，这里是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的活动中心，群众基础较好，宜于发展游击战争，但干部和武装力量均有些不足。
十地委重建后，执行苏中区党委“武装应大部分分散，转移向南活动生根”的指示，决定将分散埋伏的武装部队集中一部分支援苏浙皖边区。1947年夏，后十地委代理书记陈云阁派宋亚欣去宜南山区向苏浙皖边区工委汇报原茅山工委遭受破坏的情况。宋返回丹北告知陈云阁。苏浙皖边区急需干部和武装。陈云阁在请示苏中区党委后，将分散在丹北各地隐蔽活动的武装人员先集中30余人，携带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由原镇句县委副书记陈冀带领于1947年8月前往苏浙皖边区。同去的还有钱汉珊等地方干部。9月18日，原十地委武装干部常喜生、王双庆、谈林玉等。又集中17名战士和17支枪，由王双庆带队，由康迪去澄西开会时带到那里，再绕道进入苏浙皖山区。这两支队伍到达后，在苏浙皖边区工委领导下，为恢复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边区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斗争策略
重建十地委之前，丹北地区的党组织一直忙于应付国民党的“清剿”，正如苏中区党委在向华中分局报告中所指出的：“经常忙于应付‘清剿’、筹集给养和宿营等事，而放松了地方工作的领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后十地委在1947年8月送走了支援苏浙皖边区的武装部队之后。于下旬在澄西篁村召开了第一次后十地委会议，着重学习和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华中分局、苏中区党委有关江南坚持斗争的方针、任务、政策和策略问题。会议回顾了北撤以来特别是十地委武装南下以来的工作，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后认为，在南京、镇江、常州等敌人的腹地，必须坚决执行隐蔽坚持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和隐蔽斗争。并确定今后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加强秘密党的工作，加强思想与组织建设，普遍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建立秘密党组织的领导系统，发展新党员：第二是做好群众工作，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抓丁、征粮与苛捐杂税；第三是建立精干的武。工队，发展不脱产的秘密武装，开展锄奸活动，及时打击最反动、群众最痛恨的叛徒、特务和地方上的坏分子，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支持群众的合法斗争；第四是加强敌人的内线工作，指派可靠而有条件的人打入敌人内部，以便更好地开展斗争；第五是积极做好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增加朋友。减少敌人。
会议之后，各地根据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加强了对江南坚持斗争特别是地方工作的领导。镇丹扬工委于9月中旬开始在新华区举办了党训班；稍后，茅山工委（即原镇句县委）趁坚持干部开会、休整机会，在王庄进行了短期培训。这些训练班对参加学习的人员进行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斗争策略和革命气节教育，提高坚持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斗争艺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留守人员组织、支持开展的群众合法斗争，在镇江县规模较大的就是龚永兴事件。龚永兴是国民党大港区小港村龚家甸村（现属丹徒区大路镇）的一个保长，十地委南下后。经过镇丹扬工委副书记赵文豹和圃山区特派员颜诚等的多次教育。决心改恶从善，为掩护留守干部、保护群众利益办了一些好事，不料为国民党大港区区长戴中宗所闻，戴即以“通匪”罪逮捕龚永兴，严刑逼供，迫害致死，死后还不准家属收尸。此事在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纷纷为之不平。留守人员即发动小港乡农民300余人，手持钉耙、锄头涌向大港镇，包围了大港区公所，面对国民党的机枪，同戴中宗进行说理斗争，要戴拿出龚永兴“通匪”的证据。留守人员还发动大路镇知名人士许筱轩等，以草菅人命罪向国民党镇江县政府控告戴中宗，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在报纸上公开更正了龚永兴的“通匪”罪名，戴中宗不久也被调离大港区。这次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群众。
三、开展“三抗”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内战，在江南统治区大肆抽丁、抓丁，扩充兵源，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以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
据《民声日报》载：丹阳县征集兵员数额逐年递增，1947年度为163名。1948年度增至1695名，1949年度又猛增至4800余名（计划数）。征兵年龄也由原21-26岁放宽为20-29岁。每年抽壮丁达五六次之多，不少农户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民党政府强征重捐苛税，导致人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达数十种之多。广大群众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从1947年下半年起，丹阳地区地下党组织，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出发，积极领导群众开展以抗丁、抗捐、抗粮为主要内容的“三抗”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抗丁方面，主要动员适龄青年睡在野外庄稼地里或躲到树上。或去外地亲友家隐蔽，集体逃避抽丁。新华区童家乡和陈家弄等地，由于有联系的乡、保长及时通风报信，使敌人的抓丁计划屡遭失败。行宫后蒙村通过集体躲避，三次抽丁都逃了过去，最后一次逼得没法，就设法买了一个兵痞去充数。当敌人抓不到壮丁，被迫采取收壮丁米买壮丁的办法后，丹阳县地下党又在束家庄等地发动群众，以清算账目的方式，与顽保长作斗争，迫使他们不敢向群众收取壮丁米。对于那些因生活所迫而卖壮丁的青年，则教育他们不给反动派当炮灰，动员他们半路开小差或在战场上起义投诚。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新华区界牌乡青年刘小桂，前后卖过4次壮丁，每次都开小差跑了回来。镇丹区青年周定二卖了壮丁后，也在半路上开了小差。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统区人民反蒋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抗丁斗争更加激烈。是年冬，国民党在扬中县中心沙横征暴敛，抽丁拉夫，激起了中心沙人民的强烈反抗。12月8日，数千名农民在中共秘密党员的宣传鼓动下，手执钉耙、锄头、镰刀、斧头、鱼叉、木棍等器械，从东、南、西云集西来桥街，锣声、呐喊声响彻云霄。区自卫队30多名自卫队员惶惶然不知所措。国民党区长陆如理闻风而逃。怒不可遏的中心沙人民在锣声中如滚滚洪流冲向区公所。自卫队一边鸣枪，一边后退，妄图封住桥头固守桥北。数千民众云集街道，砖头、石块像雨点般砸向自卫队员。四十四圩埭的卞元振敲着锣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直奔桥心。自卫队向群众开枪，卞元振倒在血泊之中。不屈的中心沙人民没有被反动派的汹汹气势所吓倒，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搬起肉案板作盾牌，紧跟着冲上石桥。群众一拥而上，直捣区公所，区自卫队随之土崩瓦解。群众烧毁了壮丁名册和田亩捐税册，砸坏了区公所的办公用具，迫使国民党县长卢甲三不得不答应中心沙人民的部分要求。
在抗捐、抗粮方面，主要是发动群众谎报灾情，并组织有联系的乡保长为民诉苦、请愿，采取拖欠和请求减免等办法，以达到缓缴、少缴或不缴的目的。在无法拖欠的情况下，就组织群众掺水、掺杂，应付交差。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丹阳的麒麟村等地许多农户，没有向国民党缴过一粒粮。他们说：“要粮没有，吃官司听便！”
在斗争中，镇丹区祗林乡反动乡长韦鹤林，狐假虎威，坚决与人民为敌，亲自带敌武装收粮。该区武工组于1947年8月27日将其镇压，有力地支持了群众的“三抗”斗争。
“三抗”斗争的蓬勃兴起，打乱了敌人的征兵、征粮计划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同时成功地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党及其领导的武工队同人民建立了骨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
四、恢复茅山工委
1947年3月，镇句县的坚持斗争受挫后，县委书记康迪、副书记洪天诚决定分散开展活动。康迪带领罗烽、丁钧、黎明等在镇丹区坚持斗争，洪天诚、陈冀带领王傲毅、孙英等到东昌街一带活动。他们联系秘密党员，深人人民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同国民党进行隐蔽斗争，逐步站稳了脚跟。
1947年6月，苏中区党委指示后十地委恢复茅山地区的工作后，后十地委于同年8月在澄西篁村会议上，决定将镇句县委改建为茅山工委，统一领导茅山地区的坚持斗争。茅山工委以康迪为书记，洪天诚为副书记，葛文英为委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加了薛晓春、高俊杰、周忠为委员。1947年8月，原茅东县武工队长薛晓春及留守人员魏友生、王金鳌回到茅山地区，工委即派薛、魏去金坛白塔、建昌地区开展恢复工作。魏友生于12月29日在白塔附近与敌遭遇牺牲，工委又决定薛晓春、王金鳌以镇丹区为基地，经九宝、太平、珥陵（以上大部属现丹阳市，小部属现丹徒区）向南开展恢复工作。他们联系老党员，发展新党员，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扩充武工队，镇压反动分子，逐步恢复了这些地区的工作。
1947年初冬，康迪通过上海地下党员带来的一部收音机，利用收听邯郸广播电台的新闻记录，将新华社的重要消息印成《电讯》，并在《电讯》上署名茅山留守处印，向茅山地区广为散发。《电讯》中刊出解放的城市、毙俘敌军人数和将领姓名、战场上缴获的武器数字等振奋人心的消息，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人耳目一新，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收录印发了12月25日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之后，无论是对坚持斗争的干部、党员和基本群众，还是对两面派的乡保长和观望时局的士绅，都有不同的教育作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曾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句容几个老区。经过一段艰苦深入的工作后，也逐渐打开局面，恢复和建立了一些组织。
1948年8月，茅山工委又建立了丹金武地区工委（属茅山工委管辖），并派周忠去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教育，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三抗”斗争，争取国民党乡、保长，争取敌军反正。
经过艰苦的卓有成效的恢复工作，至江南解放前夕。茅山工委在京沪铁路以南的活动范围已发展到20个区、95个乡，秘密党员已有300多名。
（第二节“清剿”与反“清剿”斗争
国民党对江南留守人员大的“清剿”活动就有三四次。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丹北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后，9月24日又在丹阳召开武进、丹阳、扬中3县党政军首脑会议，成立“绥靖联合指挥部”，指挥甘庆棠。并拟定了“清剿”计划，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留守人员，威逼共产党员、干部、民兵自首自新，大肆对群众敲诈勒索，搞得人心惶惶。我留守人员环境极其险恶。1947年3月，国民党又妄图趁十地委武装南下立足未稳之际，抽调数千兵力，对丹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清剿”。他们将镇江、丹阳、武进、扬中4县划为“清剿区”，由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贾韫山和专员顾大荣分别兼任正、副指挥官。司令部设埤城镇，并派出一个交警大队驻守在圃山区的大港、大路、姚家桥和新华区的埤城等地。直至1948年3月，国民党江防镇武分区指挥部在谏壁召开会议，部署防止人民军队南下同时，抓紧实施“清剿”，可见其决心之大。在“清剿”中，国民党几乎都是几路人马同时出动，除正规军和交警大队外，保安部队封锁交通，清查户口；特务刺探情报，搜捕留守人员；反动政府则严密控制基层政权，实行“联保连坐”，搞恐怖统治，妄图割断留守人员与群众的联系，置留守人员于死地。在国民党一次次的连续“清剿”中，我留守人员于被动处境中付出了一定的牺牲。1947年7月1日，高俊杰、张利群遭敌包围，他们的通讯员王志松在突围中中弹牺牲；12月22日，武工组长孙春度在突围中壮烈牺牲。1948年3月24日，镇丹扬工委委员左志平和越东区联络员李景福在埤城突围时。李牺牲，左被捕后遭杀害；4月6日，谈梅芳在大泊遭敌，突围时牺牲：7月14日。丹阳县特派员宦德胜在黄墟八亩山村开会时遭敌合围，突围时宦德胜中弹牺牲；8月4日，陈庄村交通站长孙正火遇敌，遭捕后被活活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