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北地区各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通过举行“乡选”，积极推进民主建政，进一步加强乡（镇）、保（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山北县圌山区委、区政府认真实行“三三制”，经过对基层政权的改造，全区20个乡长和3个镇长中，不仅有许多无党派人士，如伏元、龙泉、白塔等乡乡长，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党曾委任的乡长，如厚角、王宗、晓云等乡的乡长。1945年上半年，该县越东区委、区政府还在南朱村和倪家、蒋家、张家头、屹山等村（现均属丁岗镇），进行了废除旧保甲，实行新乡制的民主建政试点，选举产生了乡委员会、乡长和乡财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以及民兵等抗日群众团体负责人。这种民主建乡的有益尝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群众抗战的积极性，而且更增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代表性和权威性。1945年6月，镇江县在圌山区龙泉乡席家村召开了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县长和10余名出席苏中第五专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经各区代表登台参加竞选，最后由全体代表选举产生的代表中，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赵文豹当选为镇江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这是镇江敌后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来，第一次县长不由上级委任，而由全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镇江敌后各地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不断克服右和“左”的倾向。各级党委定期或不定期地讨论研究政权工作，各级政府领导人都参加同级党委。县和县以上政府成立党团（即党组），对同级党委负责，接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大力发扬民主作风，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县、区和乡（镇）、保（村）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县、区参政会或乡（镇）、保（村）行政委员会讨论。政府尊重参政会的意见，政府的各项重要措施均经参政会讨论后实行。政府工作人员生活在群众之中，随时倾听和直接反映人民的呼声。接受人民的批评和建议。政府处理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防止和纠正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简单化。同时，根据地党组织经常注重教育和培养政府工作人员忠诚爱国、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品德。
镇江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对于保障敌后根据地的坚持、巩固和发展壮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镇江敌后各地已建有镇江、丹阳、江镇、镇句、茅东、句容、扬中7个县政府（办事处），仅在镇江县境内即建有圃山、王郑、越东、新华、辛胡、南洲等10个区公所。
三、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抗战
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只有相信并依靠群众，动员组织群众进行人民战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战胜民族敌人，保存与发展自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四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统一，视根据地群众为父母兄弟，以模范的行动影响和争取群众的支持，改善民主，发扬民主。由于民心所向，这就从根本上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镇江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在复杂艰苦的敌后环境里，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坚持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要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新四军初到茅山时，由于群众对新四军不了解，而当地一些打着抗日招牌的“游击队”抗日不足，扰民有余，败坏了抗日军队的声誉，加之日伪对新四军造谣诬蔑，致使群众遇见新四军非跑即躲，害怕新四军，对新四军不信任、不支持。新四军不急不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遇群众不愿借房子留宿，部队就在村外露营；群众不卖粮食，宁可挨饿也不扰民。群众由于害怕日伪报复，不愿新四军贴标语，就多用口头宣传；不愿新四军久住，就多搬几次宿营地。自觉地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新四军的唯一宗旨，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新四军就是这样靠不拉佚、不派款、不扰民的铁的纪律，亲民、爱民、为民的模范行动和一次次奋勇作战的胜利，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新四军在敌后站稳脚跟后，立即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把广大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实行全民抗战。英勇的镇江敌后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解放和自己的新生，同日伪和反共顽固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广大人民群众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斗争中，自觉地反奸除特，筹粮备秣，侦察带路。破击交通，站岗敌哨，传递情报，严守机密，出生人死地救护伤员，掩护干部战士，直至直接参军参战，表现了爱党爱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无私奉献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山北县大港镇山北港贫苦渔民文支海和儿子文必才及儿媳一家3口，在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长期以驾船出江捕鱼为掩护，从事地下水上交通联络工作，无数次为共产党、新四军传送情报、信件和重要器材，护送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南来北往，同时积极参加锄奸除特斗争，为坚持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文必才夫妇所驾渔船现珍藏于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镇丹县上会镇曹甲村农民曹兴庚老人在反清乡斗争中，利用自家房舍筑成密室，多次成功掩护镇丹中心县委书记彭炎、镇丹县长杨知方和县委敌工委副主任江炤等领导干部，后被叛徒、伪别动总队中队长李逢林逮捕，经受百般威逼仍坚不吐实，被敌人杀害于自家后门口。路北特委直属区段家桥、界牌、母子圩、二七圩和山南县访仙乡、建山乡等沿山农村，农民为掩护抗日干部和战士，利用地形、地貌和自家房屋巧妙地构建了许多隐蔽所和密室，涌现出了麒麟、册塘、戎梅马等一批被誉为红色堡垒村和双墩马家马和尚夫妇、束家庄束朝金母子、金王陈村金腊贵全家等红色堡垒户。句容北二区（今华阳镇境内）怀德乡民兵游击队中队长朱云峰之母朱高氏常为新四军送情报和保管军用品，反清乡时被敌人抓去，尽受灌火油、辣椒水和坐老虎凳等酷刑，坚贞不屈，直到英勇牺牲。该乡民兵游击队副中队长朱礼德之母李卷兰冒死为新四军保管枪支弹药，被敌人逮捕后游街、吊打而致疯被释。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反清乡运动中特通令嘉奖这两位英雄女性，尊她们为“伟大的母亲”，号召全县抗日军民向她们学习。扬中县八桥镇长胜村贫苦农民、共产党员严桂珍多次冒险传送重要情报。掩护抗日干部脱险，收留干部战士疗伤，被敌人抓去后，严刑拷打而不屈，人们亲切地唤她为“贾奶奶”（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壮烈牺牲）。
上述这些英雄、模范，是镇江敌后人民同仇敌忾打击日寇的群英谱中的万千英雄模范人物的代表。他们是当时百万镇江人民热诚拥护和支持共产党、新四军，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壮举的缩影，也是敌后根据地党和新四军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有了如陈毅所指出的“民力是赖”的“人山人海”，便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从而也就创造了敌后抗日武装和茅山抗日根据地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四、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
镇江敌后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在与日伪不断进行反掠夺、反封锁的经济斗争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农村是根据地的基本阵地，农民是根据地的主要社会基础，农业是根据的基本产业。因此，根据地经济建设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这是解决根据地内财政经济问题。保障社会和生活必需品的自给，保障抗日军政供给，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途径。
镇江敌后各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在日伪对根据地扫荡、清乡、封锁的条件下，坚持不断地发动和组织军民开展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产运动。由于连年战乱，许多地方水利失修，旱涝灾害频仍。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军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开河筑坝，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1月，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发动长乐、普济、定和等乡万余农民在西江封头坝开挖一条3华里长的新港。还疏通老港6华里，调整了水系，改善了普济乡和邻近地区的排灌条件。同时组织全县农民对所有港道都筑堤修复，初步治理了旱灾水患，为农业增产创造了重要条件。是年冬，镇丹县丹一区党组织发动农民利用都观乡的低洼荒滩，投工1000多工，筑坝1华里余长，建造了一座小型水库，基本解决了周围农田易旱易涝的问题。1942年，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农民修筑水库、水坝，改善农田水利条件。如在磨盘山区老人山下的陈庄组织农民投入1000多个工，筑成一座大坝拦洪蓄水，增加灌溉220亩：还在白杨村发动农民投入500多工建了一座水坝，至今当地人民还称此坝为“抗日坝”、“胜利坝”。
1943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发动根据地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指出，根据地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工作上要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处取得税收，前者用了苦工，后者便轻而易举。接着，华中局发出《为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根据地内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发动人民群众制定明年生产计划，各地农抗会则要成为各地生产运动的公开发动者和组织者，每个干部则要成为领导本地生产运动的核心，并提出开展大生运动的有关政策和措施。1944年2月，党中央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组织军民生产，改善军民生活的指示。之后，华中局和苏皖区党委、苏中区党委、苏南一地委、丹北中心县委，分别对开展以广泛组织互助组和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发出指示并作出部署。镇江敌后无论中心区、基本区，还是游击区、边缘区，都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地各级政府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诸如发放贷款、开荒增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扶植手工业和工业发展等政策、措施，促进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发展。各级党政机关派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广泛宣传，典型示范，领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或换工队，组织手工业、供销、信贷、水利等合作社和合作粮行，发展畜牧、饲养、纺织等各种副业，兴办各类促进社会生产，便利农民生活的小型工厂、作坊和工场，发展根据地的工业和手工业。
茅山地区各县遵照上级指示，把开展大生产运动当作1944年五六月份的中心工作，积极领导群众投入运动。句容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发放贷款1万元，帮助贫困农民增加生产投资，又组织300余农民在青龙山下开挖长龙沟，引水灌溉山下1000余亩农田；在茅山北麓的玉晨乡大山洼还修筑了茅山湖，至今群众还念念不忘地称它为“新四军水库”。茅东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部署大生产运动，迅速掀起种足种好粮食、棉花的春耕生产热潮。县政府还发放贷款，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同时借出耕牛，奖励助耕的农民，还组织劳动互助小组和代耕队，为烈属、抗属代耕代种。句容县组织了生产互助组、换工队603个开荒471亩；变工队忙时互助耕地，闲时搭伙开荒、筑坝，还在已初步改变不种棉花这一老习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种棉花、花生，解决了穿衣吃油的问题。镇丹县委、县政府组织农民修建了一条练河埂，沿埂19公里周围建了36个涵洞和12道堤坝，成为附近大运河的蓄水库，由此增加涝可排、旱可灌的良田10.2万亩。
丹北地区抗日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成绩斐然。山北县伏元乡有600余亩芦柴滩，全部被钱、刘、王3个地主控制。每年秋末冬初，他们雇用劳力下滩割柴，与雇工“二八”分成，雇工只得二成，深为不满。1943年底，圃山区农抗会在区长颜诚支持下，与3家地主经过说理斗争，组织了160余户、380余名农民下滩割柴。
翌年初，在县长赵文豹的亲自指导下，由区农抗会与地主双方代表组成开荒成圩委员会，并于4月组织周围4个乡和部分扬中农民，筑堤垦荒。区政府特贷大米20担，支持农抗会统一购买农具和黄豆种子，当年种下600亩黄豆。成圩土地，按劳动力分给农民。3家地主也分得二成共120余亩。是年秋，600余亩黄豆丰收，县抗日政府又宣布开荒田不征公粮，使得当地农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不少农民还在圩里搭屋定居，群众给此圩取名为“新生圩”。
山南县抗日民主政府积极组织群众开垦沿山荒地，大种山芋，并总结推广押墓里村山芋保种育苗的经验，使山芋种植面积一下增加了四五千亩。1944年冬，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发放农贷米40担作修堤经费，发动群众修筑江堤，开垦荒地，围滩造田，发展生产。至1945年春，扬中第三区福清乡、轮船乡、永胜乡和和合乡分别新筑江堤330丈、140丈、近百丈和80余丈，共围成新田300余亩，解决了100余户农民的生计问题，当年收获稻子700余担。
第二区也组织群众开垦荒冢40余亩。扬中县抗日政府还于1944年拨款250担米钱在鸣凤乡（今油坊镇）中滩村创办了生产长江牌香烟的江南烟草厂，又于1945年7月在积善乡（今老郎村）创办军需被服厂。苏中第五分区榴弹厂迁至鸣凤乡中滩后，扩大了生产规模，新建了一次可化铁400斤的熔炉，工人由40余人增至100余人，分检修、翻砂、火药、装制、木工等生产组，主要生产手榴弹和各种子弹。江镇县委、县办事处也发动农民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仅45天就新筑大岸8条，总长35公里，另修旧岸两条，开河两条（全长9华里），并围滩造田、开垦荒地2万余亩，使3000余户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得益，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党政军群机关和驻防部队率先垂范，带头行动，普遍利用工作和战斗间隙，打柴开荒、养猪种菜，做到蔬菜、烧柴部分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帮助群众耕种、收割，支持群众发展生产。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第一线生产劳动，中共苏南一地委汪大铭等领导同志还自开荒地种植蔬菜、山芋等农作物。
五、持续开展春荒借粮和减租减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