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美龄并非天生就具有外交家的天赋，她以前的生活圈子距离政坛很远，就是在当上“第一夫人”之后，也有一段时间感到很困惑，她不明白究竟自己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与自己现在的身份相称。但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有更多的机会经历各种场合，接触中外各界人士，天资聪颖的她，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外交风格，知道了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的打扮，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外交家。逐步成熟起来的宋美龄，变成了一位高明的外交调停能手，这一点就连蒋介石有时也自愧不如。
宋美龄在蒋介石各地设立的行营或官邸都准备着两套摆设各异的客厅，一套中式，一套西式，为来访的中、外贵宾建了一个容易找到的盥洗室，并设一间带酒吧的舞厅。留洋的经历，使她清楚地知道，外国人的追求，并不是像中国政客追求的仅是政治目的，所以对于来访的外宾，她在生活起居方面给以特殊的关照，宋美龄才思敏捷，善于外交辞令，遇上记者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她总能设法转移话题，很少对记者发脾气；在地方军阀、地头蛇来拜谒蒋介石时，她总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对待下属，她也总能保持良好的态度，起到缓冲的作用。
宋美龄一直被视为蒋介石侍卫人员的保护伞。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发脾气，一不称心，就打人、骂人。但有宋美龄在旁，蒋介石的坏脾气就会大为收敛。宋美龄也经常规劝蒋介石：“像你这样的身份，还能随便发火打人吗？”在30年代到40年代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汪日章先生曾说：宋美龄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我每次碰见，她总是面带微笑，平易近人，每每不觉得她突然出现，不觉得有骄矜盛气，和她谈话，不觉得拘谨。她言谈委婉适度，声音从不放重，6年中我从未见闻过她和蒋有过口角。她和别人谈话，总是让对方可以听清楚就是，从不大声，颐指气使。
总的来说，宋美龄对待下级比较宽和、民主，不怎么摆“第一夫人”的架子。这自然与她自幼受美国文化教育的经历有关，但综观其性格特点，不能不说是家庭遗范的功劳。宋家人多数待人友善、处事从容，较少蛮霸习气。嫁蒋介石后，虽位及人臣，妇随夫贵，但她却仍是不骄矜自持，这是性格使然。由于宋美龄对人态度和蔼，为大家所尊敬，同时对蒋介石的烈性脾气、为人处事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蒋介石与部属间有时紧张的关系能及时化解，帮助蒋介石解决了不少麻烦。宋美龄的确是蒋介石不可缺少的“贤内助”和依靠，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点越来越显露无遗。
宋美龄为增加蒋介石的风度作了很大努力，但她也知道，蒋介石的“内在形象”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宋美龄也特别注意从其他方面为维护蒋介石的形象而尽心尽力。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建立遗族学校和建立“励志社”。
针对当时北伐阵亡军人的子女大都无人过问、缺乏教育的情况，宋美龄到南京不久，便开始着手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1928年10月，宋美龄通过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推定委员11人。包括；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等。起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宋庆龄任校长，但宋庆龄于1929年学校建好后，却在国外，于是，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闽把筹建遗族学校的任务交给了宋美龄，并郑重地对她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宋美龄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遗族学校，全称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其校舍选择在环境优美的中山陵园里，位于中山陵园的中心，于1929年8月建成。校舍周围，环境幽雅，紫金山对峙其前，环城河远绕其后，右毗中山陵墓，左接明孝陵，前带梅园，后通桃坞。在新校舍建成前，学校先在南京城内租了些房子，先行开学。学校成立之初，男女合校，后来又在南京市内羊皮巷总司令部旧址设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女校，专门培养遗族女子，女校有学生150余名。
遗族学校的训育方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宋美龄打破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强调要发扬学生的创造精神。她还针对教育者通常只了解书本知识，不注重培养学生如何将书本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的弊端，强调要教学生用手和用脑结合起来，让学生学会实践。她曾说：“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是只重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是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彻底了解生活的价值。……我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宋美龄亲自抓学校的校务管理，在一般情况下，她每星期都去三次，她力图通过灵活的方法取代学校脱离实际的管理措施，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由她本人决定。当宋美龄不在南京时，她把权力交给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由他们随时讨论校务及其他各项问题，并执行管理监督权，处理完后，必须向宋美龄汇报。
1937年，宋美龄应美国《世界青年》杂志的邀请，写了《中国的青年运动》一文，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在谈到南京遗族学校时，宋美龄是这样陈述的：7年前我在南京，由政府赞助，为国民革命军将士的遗族，创设了两所学校。我们并不给那些学生以军事训练，这似乎很特殊。我们认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并不在军事精神，大半还有赖于高尚的道德和推进经济建设的能力，所以我们特别着重农工知识与技能的训练。
遗族学校从1928年创办到宋美龄去世已有70余年，其历届毕业生分布于世界各地每年到了校庆那一天，或是宋美龄的生日，都会有旅居各地的遗族学校学生，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她。当1997年宋美龄百年华诞时，许多学生都赶来为她祝贺，宋美龄感到十分欣慰。
在办遗族学校的时候，宋美龄同时开始关注青年军人的思想动态和业余生活。在跟随蒋介石到前线督战的过程中，她发现国民党官兵的生活相当枯燥乏味，难得娱乐消遣一下，因生活空虚，军纪败坏，还常常发生奸淫妇女的事情。她知道一个军队战斗力强弱，除了与武器的优势和军事素质好坏有关外，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也有很大的影响。一个军队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提高军队的各项素质，因此她很关心年轻军人的个人生活。当然，宋美龄的本意，更多地还是为蒋介石管理和稳定军队特别是青年军人，改善国民党军队的社会形象，最终提高蒋介石的公众形象服务。宋美龄于1929年1月1日提议建立军官“励志社”丰富军人的业余生活，并将一座小楼加以整修，作为该社的活动中心。“励志社”的活动包括文艺、演讲和学习会等。宋美龄还专门请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善于鼓动的黄仁霖担任军官“励志社”的总干事，大张旗鼓地发动青年军人参加“励志社”的各项活动。
为了发动青年军人参加“励志社”，宋美龄亲自走上街头发表演说，黄仁霖也到处鼓动，但是，刚开始时都收效甚微，“励志社”受到一些青年人的抵制，门庭冷落。许多军官议论纷纷，说“宋美龄一家都是基督教徒，这女人毒着呢，连咱们总司令也被她拉进了基督会”，他们把宋美龄、黄仁霖发动参加“励志社”看做是想把军人拉进基督教会，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宋美龄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增强了她办社的决心。后来“励志社”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歌舞晚会、文艺沙龙、学习文化、演讲竞赛、组织旅游等，对于青年军人很有吸引力。宋美龄还经常亲自参加舞会，这样“励志社”的威信大增，办得越来越兴旺，它不但在南京设立了总社，还在各大城市设立了分社，连偏远的农村都设立了俱乐部。随着规模逐步扩大，“励志社”成为国民党军队内最大的群众组织，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首先由“励志社”掀起的。抗战时期，“励志社”的活动更是达到了顶峰。
蒋介石身为“励志社”社长，却没有精力过问其事务，因而“励志社”的实际权力是控制在宋美龄的手上。在宋美龄的主导下，“励志社”的活动带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后因局势的演变又成为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到抗战之后，甚至演变成以服务蒋家为工作项目的内务机构。它部分满足了蒋、宋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需求。
由“励志社”，就不能不谈到“夫人系”的问题，以及宋美龄干政的问题。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为官者最忌讳夫人干政。翻开一部中国史，历朝历代，为皇帝者，为宰相大臣者，若犯了此禁忌，均遭世人所嘲讽、诟病。但宋美龄对此却无所顾忌，她站在四大家族的立场上，视“国”为家，将党政军国大事当成家务事，一切由己所好而断。在国民党的上层决策圈里，她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大有外戚干涉朝政之遗风。这是舆论界、史学界和民间对她非议最多的地方，但宋美龄颇不以为然。只要她认为是正确的并能对其夫君蒋介石发生影响，她即执意去做。客观地说，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具体地分析，其中不乏有益的一面。宋庆龄曾强烈反对蒋、宋联姻，然而她后来也表示“没有美龄，蒋介石现在会更坏。”
至于说到“夫人系”，确实有一批人通过走宋美龄的路线而仕途辉煌。而且蒋介石欣赏的人，宋美龄不一定赏识；可宋美龄欣赏的人，蒋介石一般都加以赏识重用。对“夫人系”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内的其他各系均礼让三分，即使蒋介石、蒋经国对此也不敢怠慢。
所谓“夫人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在南京政府时期，“夫人系”还主要是作为四大家族的一个分支，宋美龄的色彩不是特别浓，到台湾地区后其作用才大为增加。同时，“夫人系”在国民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论大与小，均非与蒋介石争权夺利，而是蒋以派制派、牵制各方的需要，成为国民党上层核心圈内的主要政治势力如CC系、黄埔系、政学系等一样，都是蒋介石的统治支柱。由此，话又说回来，“励志社”的成立，可以说是“夫人系”的开始，尽管宋美龄的初衷并非如此。
做了蒋夫人的宋美龄还不得不承担起协调四大家族内部的关系的责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党也好，国也好，军也好，财也好，南京政府一直在四大家族控制之下。要想南京政府减少危机，四大家族能否一致是基本条件，而四大家族很少一致。处理、缓解四大家族内部的矛盾，在四大家族内部时而有之的争斗中保持平衡，宋美龄起到了他人无法起到的作用。
宋美龄的调解，别无它法，只是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前提下，调和矛盾，让四大家族各得其所，以达到稳定南京政府的目的。但是由于她无法摆脱四大家族的怪圈，也就无法真正解决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各自不满足于既得，又互不满意的于对方，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竟到了不共戴天的程度。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时，四大家族只有蒋氏一家去了台湾，逃到美国的宋、孔、陈三家，平时互不往来，此种结果不能怪宋美龄不尽力，实在是她力不从心。
在逐鹿中原的历程中
1928年1月7日，刚刚与宋美龄在浙江莫干山的湖光山色中度完蜜月的蒋介石，正式复职。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会推举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全会通过《集中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决议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即第二次北伐。这次北伐的性质不同于1926年的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其性质是新老军阀之间的又一次混战。
与以往出征不同的是，蒋介石身边多了一位身穿旗袍、手撑小洋伞的随军夫人。每到一处驻地，宋美龄首先注意的是把窗户、桌椅、墙壁等擦得一干二净，房舍之内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有新婚夫人在侧，蒋介石的征战生活平添了几分洁净和舒适。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婚姻生活上，蒋介石都会感叹自己是个幸运者。
1928年2月15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冯为总司令。阎锡山的部队为第三集团军，阎任总司令。桂系及两湖各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任总司令，黄埔系为骨干组建。
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中最有实力的正是蒋、桂、冯、阎这四大派系。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当务之急就是拉拢各派，巩固他的最高统帅地位。冯玉祥和阎锡山曾支持过蒋介石复职。蒋介石借此时机竭尽笼络之能事。徐州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偕宋美龄于2月16日前往开封会晤冯玉祥。翌日，又在冯玉祥的陪同下赴郑州检阅西北军，旋即提出与冯玉祥换金兰谱，明誓结拜。
蒋介石写的谱书是：“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玉祥写的谱书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是时，冯47岁，蒋42岁，冯为兄，蒋为弟。
而早在1926年第一次北伐时，蒋介石就与桂系首领李宗仁换了兰谱，誓词是：“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此刻又多了一位盟兄，蒋介石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二次北伐”随即展开。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平绥路东进，沿平汉路北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正太路北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作战的是张宗昌的鲁军，该军共有6万多人，大多由土匪改编，战斗力本来就差，一听到国民革命军要北进，官兵早无心恋战。4月12日张宗昌下令鲁军总撤退，蒋军几乎不战而进到郯城。但是，孙传芳部队还有些战斗力，从左翼一举突破蒋军阵线，打得蒋军惊慌失措，亲临前线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实在受惊不小。冯玉祥命骑兵抄了孙军的后路，解了蒋军之危。
4月22日，蒋、冯两军在泰安会师。5月1日，攻占济南。正准备欢庆胜利时，5月2日上午，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领的第六师团3000人开进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1万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面对日军公开挑衅，蒋介石决定停止“北伐”，退守南京。他的决定遭到各派反对，最后决定绕道北伐。蒋托辞要南返主持党政事务，将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冯玉祥代理，自己则偕宋美龄返回南京。
冯玉祥令部下猛冲猛打，想通过出力北伐，从奉张手中攫取到京津和直隶的地盘。但是蒋介石与阎锡山达成秘密协议，将京津和直隶的军政大权给阎，以换取阎的支持。蒋接着劝冯说：“列强对你缺乏好感，为避免外人冲突，京津地区就交给阎吧。”冯心中老大的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