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人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1975年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讨论总裁一事。谷正纲提出由宋美龄继任，但张宝树则说：
总裁，必须功勋卓著之人方可胜任，蒋公新丧，至今尚未发现能担当此任之人。以我之见，不如将总裁一职暂时保留，以表示对蒋公的哀敬与永恒的怀念。至于党的领袖则不可无人，拟立即推举一人为之。
张宝树此言既出，附和者众，遂决定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最后何应钦指出，设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我认为蒋经国同志比较适合。
这样，宋美龄出任党的总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党主席”已被“经儿”抢去了。为掩盖争斗痕迹，蒋经国发表的《守灵一日记》，不止一次地称宋美龄为“母”。由此可见，蒋经国玩弄权术，并不比蒋介石差到哪里去。从此，宋美龄就没有老蒋在世时那样炙手可热了。那时，她虽然只是有职无权的“评议委员”，但是因为蒋介石在，她也曾一言九鼎，威风八面。如今，她才感到“评议委员”的头衔一无所用，需要谋求官职，不料“经儿”毫不相让，她只好以“蒋夫人”的身份，接见日渐寥落的“中外”来宾，无事可做，无话可讲。如此尴尬、寂寞、失落，在台湾生活得也了无生趣。
对继承了父业的蒋经国而言，唯一“碍手脚的人”便是有“母后”之尊的宋美龄。虽然元老重臣们也一致拥戴蒋经国，但“夫人”若有不同意见，这批人更乐于听从。蒋经国虽然贵为“主席”，但每有重大决策，如不同宋美龄商量，在情面上也说不过去，而先与宋商量，她同意倒好办，不同意则令蒋经国难以忍受。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后母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孙运璇，号曜气，1913年，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1934年，毕业于哈尔滨大学机电系，随即参加陇海铁路连云港发电厂建厂工作。1937年，参加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出任工程师，被派往湖南主持湘江电厂建设，时年24岁。1942年底，他被资源委员会选派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局工作3年。1946年5月，孙又被派往台湾，出任台湾区电力监理兼接收委员。后出任台湾电力公司机电处长，1950年，升任协理兼总工程师。1962年，又被委以台湾电力总公司总经理的重任。在任台电总经理期间，蒋介石长孙蒋孝文到台电任职，多蒙孙运璇的照顾和栽培，使蒋经国对孙很是感激。1967年，蒋经国通过其父将孙提拔为“交通部”部长。作为没有任何前景的孙运璇，如果没有蒋氏父子的提拔，出任部长级职务是非常困难的。同年，孙运璇再度高升，被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常委。1969年10月，孙又转任“经济部”部长，当蒋经国担任“总统”后，念念不忘孙运璇对蒋孝文的恩泽，与他对蒋家的绝对忠诚，要他出面组阁。
1978后5月26日，孙运璇就任“行政院”院长。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知恩，孙运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按蒋经国的择人标准，于5月29日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
“政务委员”：俞国华、李国鼎、高玉树、陈奇禄、张丰绪、费骅、周宏涛。
“内政部”部长邱创焕，“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部长高魁元，“财政部”部长张继正，“教育部”部长朱汇森，“司法部”部长李元簇，“经济部”部长张光世，“交通部”部长林金生，“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崔垂言，“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行政院”秘书长马纪壮，“台湾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长李登辉。
同年6月7日，孙运璇第一次以“行政院”院长身份发表讲话，宣称将继续推动蒋经国首倡的行政革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层层负责，纠正偏差，加强考核，不辜负蒋经国对他的期望。孙的讲话颇受蒋经国的赏识，台报对孙运璇任职6年的政绩评论说：“不仅顺利地克服了内外环境的挑战，且表现出政通人和的和谐气氛，于是焉，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在中常会的排名逐届上升，隐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领袖人物。”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院长人选上又碰上了一鼻子灰。她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1975年9月17日，宋美龄赴美就医，次年4月12日，在蒋介石逝世一周年之际回台参加追思，旋即赴美，一住就是10年。
经国之后无承继
就在宋美龄在美国寂聊生活之时，远在台湾的蒋经国，开始了他的掌权生涯。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兼任“行政院”院长，党政大权归于一身。“总统”严家淦不过是虚位以待。
罗浩对此评论说：“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莫不与蒋经国先生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这也是严家淦政治艺术高明之处。”
的确，他有自知之明，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非常知趣地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提名蒋经国为“总统”候选人，并以能力不足为由，坚决表示自己放弃竞选“总统”。
1978年2月14日，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台北阳明山开幕，通过蒋经国为第六任“总统”侯选人。
对于严家淦的识时务，提名他为“总统”侯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有7项待遇：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
不仅如此，严卸任后，蒋对他一如既往，仍予以重任，由严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当严家淦在家中度过80岁生日时，蒋经国亲往住所祝贺。还在严寿辰前夕，蒋就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代表他致赠寿屏，寿屏上的祝词为：“穆穆君子，邦家之光；智隆学富，勋盛德彰；百川来汇，五岳在望；以壁仁寿，山高水长。”
尽管严家淦对蒋氏父子亦有看法，但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称赞蒋介石为“一人之庆，世界赖之”，“一位世所罕见的伟人。”对蒋经国他也很尊敬，1988年1月，当他获悉蒋经国突逝的消息后，相当惊愕，悲恸不已。那几天因心情沉重，十分难过，饮食也觉无味。1993年12月24日，严家淦病逝后，台湾报刊刊出歌功颂德的文章，有舆论称其为“台湾经济起飞和政治稳定的大功臣”，可说是“最无争议的一位政治人物”。
1978年2月19日，“国民大会”一届六次会议如期在台北召开。3月20日，大会进行“总统”选举，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当蒋经国得知此信息后，便于当日下午4时偕夫人及次子蒋孝武赴慈湖蒋介石“陵寝”谒祭，以感谢生父的刻意栽培。
此时，蒋经国也惦记着远在美国的继母，数次致电宋美龄，希望她能回台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大典，并顺便祭奠蒋介石。宋美龄都以“深恐睹物生情，哀思蒋公不能自已”推却了。
5月20日，遵循程序，蒋经国宣誓就任“总统”，宋美龄从美国致电“勉励”。从1938年初次从政到1978年当选“总统”蒋经国奋斗了整整40年。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国家，虽然封建王朝早已被推翻，但皇权主义观念仍在中国有相当市场。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都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培养出来的，尽管蒋经国比其父开明一些，但在他的思想深处，也同其父一样，仍未摆脱皇权主义观念的束缚。昔日有蒋介石传位于子，今日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也企图效仿乃父传位于子的做法，历史又在重演，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蒋经国身体似动荡的台湾政局一样，力渐不支。1982年2月以来，台湾各界一直关注蒋经国的后事问题。蒋经国也预感自己身体状况日趋衰弱，开始把接班问题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是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第三代是指蒋经国子女辈。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三男一女的文、章、武、勇均为蒋介石所赐。此外还有蒋经国与红颜知己生下的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因姓了章，难以列入蒋氏宗族之后，不过在蒋经国病逝以后，兄弟二人已自将身份公开。
在蒋家第三代中，当时以蒋孝武政治行情最被看好，蒋介石、蒋经国都非常欣赏他。蒋经国上台后，开始让蒋孝武抓权。
从25岁起，蒋孝武就一直官运亨通。先是担任“官员退除役辅导委员会”顾问，除此之外，蒋经国还让他熟悉党务，不久他当上了中央政策会委员和组织工作会委员、国民党中央部秘书处秘书。与此同时，蒋孝武还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逐步涉足情报工作、心战、情治会报、反统战等部门。以上各职位及职务均属握有实权的工作，虽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堂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开始重用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第三代人物，如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等人。蒋经国之所以刻意培养国民党第三代人，其目的就是使他们逐步抓到实权，以便为蒋孝武接班护航保驾。但是江南命案的冲击迫使蒋经国重新考虑新接班人问题。
《蒋经国传》一书是江南积多年心血之作，且史料价值颇高，美籍华人，任丹佛大学等校教授的谢善元认为，《蒋经国传》可说是多年来第一本以公正的第三者立场，以他自己的是非标准，在自由写作的环境下，全面地为蒋经国先生所作的一个勾画。该书取材广泛且严谨，文笔生动，感觉敏锐。尽管书中还有错漏之处，但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立刻成为中文畅销书之一。
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揭露，蒋氏家族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国民党叛逆，欲去之而后快。旋经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当局情报部门指派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
陈启礼一伙暗杀江南后，为防止国民党情报局杀人灭口，录下了如何接受暗杀使命、如何执行暗杀情节的录音带。陈启礼说：
国家培养他而他却投靠了共匪，还著作一本书《蒋经国传》，恶意丑化元首，在海外影响侨胞的向心力，也使得一些作家肆无忌惮乱写，攻击政府，而党外杂志摘录部分《蒋经国传》，在岛内四处传播，影响人心，最近又准备着手写《吴国桢传》，内文又更多不利元首的地方，一定要杀死他。
1984年11月29日，美国警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初步查清江南命案，系台湾情报人员勾结黑社会所为。台湾当局不得不丢车保帅，处置了部分相关情治人员。
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地方势力抓住蒋孝武为谋杀事件的主谋，暗里明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反对他的传子部署。海外报纸报道，“美国势将振振有辞反对蒋孝武接班，并以此为要挟予以抵制。”岛内钱恩亮之子钱煦等中央研究院10名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蒋经国严惩真凶，他们表示，一旦“国府”轻纵，他们将不惜登报，公开宣布放弃“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身份，与“中华民国”划清界线。
在内外压力下，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在传子部署无望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集体接班。
从江南命案到1987年之间，蒋经国提拔李焕、蒋纬国担任要职。到1987年，蒋纬国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为代表的集体领导班底已经形成，蒋纬国抓军队、李焕抓党务、而李登辉抓政府，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一国三公”体制。
“我将再起”
1986年是蒋介石冥诞100周年，宋美龄回到台湾。不久，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本来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不过这个题目很暖昧，加上当时政治形势较复杂，这次讲话颇有些令人寻味。
9、10月间，台湾士林区蒋介石官邸和武陵农场蒋介石行馆正在加紧修整装潢。宋美龄要回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台湾上空疑云滚滚，种种猜测不一而足。宋美龄为何返台？成了台湾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有人说，宋美龄返台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有关。星相家、预言家的预测和美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都说明蒋经国的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断言他熬不过1986年。谁能继承蒋宋王朝的“未竟之业”？蒋氏的孙辈都没有条件，蒋经国也没有时间再培自己的儿子了。蒋纬国因个性直率，在台湾军、政、党各界都树了不少政敌，也不足以服众。在接班人没有安排好以前，如果蒋经国突然逝世，那么国民党内在权力结构势均力敌——“谁也不怕谁”的情况下，势必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和更迭，才能建立起新的领导中心。显然，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老夫人宋美龄返台，将有助于新的领导中心的建立，并减少权力斗争所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台湾局势的稳定。
也有人说，宋美龄返台有稳定民心，稳定经济的作用。当时国民党赖以统治台湾的法宝就是经济增长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显著。正逢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蔓延着“信心危机”，有钱人不仅纷纷把钱偷运海外，甚至还将子孙安排到国外去了。这种“信心危机”，在蒋经国去世后，很可能对台湾经济和民心产生更深远的负面影响。宋美龄返台，对台湾的经济和民心将起到重大的安定作用。宋美龄此次返台，把部分财产引进台湾，将刺激海内外人士的投资意愿，对一心想把资金移往海外的“香蕉人”（即所谓“黄皮肤，白心肠”之人）也有缓和作用。
还有人指出：宋美龄返台与海峡两岸形势缓和有关。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国民党方面也从未放弃备战的努力，但是，在中共力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而台湾当局把“光复”大陆的重点由军事转向政治的情况下，两岸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接近宋美龄的人士说，她经常关注大陆局势，分析大陆未来，她此次返台定居，与海峡两岸的和平共处形势的判断分不开。
事实上，她返台除了参加蒋介石百年诞辰纪念之外，还担负着协助蒋经国“革新”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