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访迪化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开，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了14年的中国人民，顿时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全国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放假3天，举国欢庆。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发表了《胜利播讲》。她说：
今天举世欢腾，庆祝着我们战胜了最后的一个轴心的国家，这个胜利，乃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祈求，也是我们所努力造成的。我今天要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因为在我们八年长期的全面战争中，你们对于中国所遭遇的许多障碍与困难，曾经给以深刻的同情与始终如一的了解，我并且还要代表中国同胞感谢你们，你们在能力所及，莫不迅速给我们物质方面的援助，因为你们的急公好义，给我们大宗的帮助，给我们能顺利推行救济工作，无数的难童难民以及流离失所的同胞，在他们悲惨的绝境，得到了资助与安慰。
现在完全胜利降临了，我们先要感谢我们的创造者并且要积极缔造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和平。科学家发明的原子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此次战争的结束，我想凡是有儿子或丈夫在军中服役的母亲或妻子，特别来得高兴，可是我同时也断定，我们一定万分地忧虑，知道如此猛烈的武器，如果落在残暴国家的手里，才真是了不得的事情。
原子弹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着很多科学家所明白的原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足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仍旧可以造成大部分人类的毁灭，我不相信人类在疯狂之中自相残杀，是上帝的计划与意旨，然而在现世界中，人类科学进步的机智，远胜于精神方面的成熟，倘使我们仍旧道德堕落，精神昏蒙，而不能深切了解那种等待着我们的全体绝灭祸害，则文明与人道将要自趋于灭亡，除非我们对于联合国参加此次战争所预见的崇高理想，能够积极实现，维护力行，否则我们子弟们的流血与牺牲，都将白费的。
最后，宋美龄说：“现在我们正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行蹉跎，错失机会，否则恐将悔之莫及的了。”
中国的确是走在十字路口上。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以便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这样，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团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问题上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发动全面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吞并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1945年9月5日，就在国共两党的矛盾随同抗日战争胜利而日益尖锐的时刻，赴美就医的宋美龄返抵重庆。为帮助蒋介石巩固统治地位，她又忙碌走来。
1946年1月22日，宋美龄飞往长春，主要目的是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早在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就在关于苏军撤出东北的问题上与苏联产生了矛盾。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友好条约”，日本投降后，苏军应在3个月内撤退完毕。1945年12月3日，是苏军撤退完毕的最后期限，苏军因故提出推迟到1946年2月1日撤军。苏联推迟撤军，其目的是看上了日本留在东北的上百亿美元的设备，要搬走这些设备需要时间。
蒋介石为了表示友好，同时也是为了使苏军如期离开中国，特意派宋美龄作为他的代表，带着周至柔、董显光、蒋经国等飞往长春，向苏军表示慰问。当时的长春正是天寒地冻，宋美龄与蒋经国等在冰天雪地里检阅苏军仪仗队，并发表讲话，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可是，苏军还是没有如期撤离中国东北，直到1946年5月3日才撤离完毕。
赴长春慰问苏军不久，宋美龄又作了一次远行。春节刚过，当重庆还沉浸在喜庆氛围中时，宋美龄悄然飞赴塞外，微服探访迪化。这一趟远行，她满载而归。
在这之前，宋美龄曾三次到访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每次都得到了当局大张旗鼓的欢迎和精心接待。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成功地把“新疆王”盛世才“请”出巢穴去了中央任职，帮夫君蒋介石消除了新疆之患。可惜，好景不长。1944年冬，国民党在豫湘桂遭遇大规模败绩倍受国人批评的同时，在新疆的统治权威受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天山北路的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专区正发生武装暴动，不仅击溃了国民党驻新疆部队，而且在伊宁建立了政权。参加暴动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有些人甚至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企图分裂祖国。
新疆民族关系复杂，而且受到国际势力的影响，特别是苏俄影响很深。蒋介石意识到伊宁事变的复杂性，于是在1945年7、8月间同苏联谈判订立“友好条约”时搭上了新疆问题。国民政府十分无奈地承认了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秘密达成的协议，即同意外蒙独立，允许苏联继续使用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军港。苏联则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
1945年10月，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出面斡旋下，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飞赴迪化与三区方面进行了谈判，形成了旨在组织三方面合作的新疆民族民主联合省政府的《和平条款》。对于要不要批准《和平条款》，国民党上层则有很大的分歧，三个多月的争论，莫衷一是。为替夫分忧，宋美龄决定亲自去新疆，了解最新情况和各族耆老的意见，然后再作决断。她为了彻底撇开干扰，这次到新疆必须绝对秘密，不让各级要员知道半点，急于解除西顾之忧的蒋介石同意了她的建议。
为了绝对保密，宋美龄决定依靠国民政府驻迪化的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刘泽荣出身学者，诚实可信，没有派系，特派员公署人员也少，容易保密。从刘泽荣那里得知曾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的张紫葛也在迪化，宋美龄便没带随从，径直把张紫葛找来做助手。
宋美龄和刘泽荣乘一架小型军用直升机飞赴新疆。一到迪化，她不顾一天颠簸轰鸣的劳累，便开始工作。她先看了刘泽荣从军务处借来的情报档案，连看两个小时，茶都没喝一口。
据张紫葛回忆，宋美龄曾以各种身份作掩护，同多位当地民族知名人士、汉族士绅交谈新疆问题，了解他们对《和平条款》的态度。在迪化的几天时间里，她还曾两次历险。
一次是晚上，在宋美龄执意要求下，他们去迪化南门外的夜市体验生活，被几个维族青年拔刀围住调戏。幸好机警的张紫葛用俄语大声抗议，说他俩是苏联公民，才得以脱险，这次经历使宋美龄亲身感受到了新疆民族仇恨的严重程度以及苏俄在新疆的影响力。
另一次是在玛纳斯河畔遭遇暴风雪。当时国民党军队同三区武装隔河对峙，宋美龄在刘泽荣、张紫葛陪同下沿河视察，亲眼目睹了中央军装备同三区武装相比是何等低劣。别人是骑兵、美式冲锋枪加大炮，而国民党军都是步兵、汉阳造步枪，根本没有炮，而且，在零下三十几度的环境中，中央军只在站岗时才有薄羊皮衣帽。士兵们不开小差，仅仅因为对方见汉人就杀，逃跑也不能活命。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着宋美龄的心，以至于她坚持还要多看些地方。就这样，他们遭遇了可以致人于灭顶之灾的暴风雪。幸而他们三人体力都不是很弱，没命地狂奔，数度跌倒又数度奋起，终于幸免了雪涛灭顶。
宋美龄这次微服出塞，收集了大量一手材料。从中，她意识到新疆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弱小，多数人希望和平恐惧战争。回重庆后，宋美龄极力主张批准《和平条款》。蒋介石详细研究了夫人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后，终于批准了《和平条款》，委任张治中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授权他依据《和平条款》具体处理新疆问题。国民党在新疆问题的此一开明态度，终于抵制了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的企图。宋美龄微服访迪化，对国家对民族都立了一大功。
积极筹内战
无论在外交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宋美龄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遭到各方人士的反对。宋美龄充当调解人，为蒋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并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为蒋介石安抚军心，鼓舞士气。
首先是争取美国的支持。1945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特使、二战英雄马歇尔将军应邀飞抵重庆。紧接着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和平统一。作为蒋介石政权的外交高手和高级助手，宋美龄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外交战，费尽心机去拉拢这位世界闻名的美国客人。
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苦痛，各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意识都很强。美国虽然不希望中共获得政权，却也不愿支持蒋介石轻启战端。出于防范苏联的考虑，美国又担心大露腐败之迹的国民党不敌朝日般崛起的共产党，所以又源源不断地把战略物资运往中国交给蒋介石。面对国共争端，美国最希望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而且在国民党占主导地位的框架中解决。马歇尔访华，就肩负着调停中国内战的重任。
马歇尔和宋美龄并不陌生。1943年访问白宫时，他们初次相会，后来在开罗会议上再度相逢。开罗会议上，马歇尔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氏夫妇给马歇尔的印象并不差。他认为蒋介石不像史迪威痛批的军事独裁者，反例像个中国传统读书人和修道者，其审慎自持的态度同说一口漂亮英语，热情洋溢的夫人恰成鲜明对比。马歇尔认为宋美龄比丈夫更果断，注意每一个步骤。宋美龄不时纠正译员的翻译并加以阐释让马歇尔记忆犹新，他甚至开始怀疑她的“阐释”似乎是在补充蒋介石的原意。马歇尔访华后，每次同蒋介石单独会谈，依然由宋美龄亲自翻译。
对马歇尔的调停，国共两党都表示欢迎，愿意同他合作。1945年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国共开始谈判，并成立由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1946年1月10日晨，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从2月28日起，军事三人小组分赴北平、张家口、延安和汉口等地视察停战令执行情况。3月11日到4月17日，马歇尔回国述职。
在这段时间里，国共对峙情况陡然升高。蒋介石向美国记者表示，他“决心要消灭共产党，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要求马歇尔尽快回中国调停的电报雪片般飞向华盛顿，其中催驾最力的是宋美龄。4月初，宋美龄给回到美国的马歇尔的信中说：“中国需要他，希望他赶快回到中国，并把马歇尔夫人也带来。”
4月18日，马歇尔夫妇双双飞返重庆。蒋介石以“和谈”和马歇尔的“调停”为掩护，在美国的帮助下，将160万正规军运送到内战的前沿阵地，并攻占了本来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一大批城市。
5月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告别抗战时的陪都重庆，飞抵南京。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还都南京。
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和长春。5月23日，蒋介石夫妇飞抵沈阳，部署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东北解放区的进攻，他们在一批国民党将领的陪同下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6月3日，蒋介石夫妇到长春，向驻守在长春的国民党将领面授机宜。次日，蒋氏夫妇返回南京。在关外大打的同时，蒋介石在关内也调兵遣将，不断进犯解放区，全面内战一触即发。
1946年6月，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当时以学生为先锋的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如火如荼。国民党当局内战决心已定，根本不顾及民众和平民主的意愿，在发动内战的同时加紧镇压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5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活动。两天后，在南京、天津发生了军警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的五二○惨案。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后来又推举9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以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
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下车时，突然遭到一群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围攻毒打。整个行凶过程长达6个小时，车站内的值勤军警视若无睹，泰然离去。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挡不胜挡，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集背部、腿部受伤，头部受伤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12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才在宪兵“保护”下，被送人中央医院。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等立即赶到医院表示慰问，并在第二天发出备忘录，交给美方代表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代表徐永昌、俞大维，对下关事件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政府必须惩凶赔偿，保护代表在京及其以后的行动安全。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直到28日，蒋介石才决定只接见代表团成员蒉延芳。蒉延芳见到蒋介石后，陈述了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况，以及上海各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的希望后，蒉接着说：“再打内战，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蒋介石虚伪地表示必须避免内战，实现和平，但又颠倒黑白地说：“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蒉延芳说：“我们也和共产党说，不要打，我们还见过马歇尔，要他努力调停，总之，人民不要看见打仗了。”蒋介石假惺惺地答道：“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可是，就在两天前，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攻协决议，密令刘峙等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并加紧布置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蒋介石的谎言立即被事实戳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