Бгорис Пеони Аович Пастернек（1890一1960）
1958年获奖作家
1917受勃留索夫之托，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的气质跟我是完全相反——他能干、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们像潮水一般，开始大批涌向国内。当年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国外赶上了战争，因而被禁止离境。安德列·别雷从瑞士归国，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募捐晚会上，我听过她和别人一起朗诵诗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为了什么事情去找她，我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在回答中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那时我不习惯于茨维塔耶娃的声音。
那时，我的听觉为稀奇古怪的遁词和对周围惯用语的破坏所糟蹋，正常话我全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语言本身，除了附加给它的花哨东西以外，也含有一些内容，也可以有一定的意义。
正因为茨维塔耶娃的诗写得十分和谐，诗的意思清晰明确，正因为她的诗只有优点而无缺陷，反而成了我接受时的阻力，妨碍我理解它的实质。我处处寻找的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俏皮。
我对茨维塔耶娃长期估计不足，同样由于不同的原因，我对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④也都估计不足。
我已说过，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并把胡言乱语视为美德和迫不得已的独出心裁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还像个正常人在讲话，并用古典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特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而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内心中发生了变化。不过，我早已被变化前的、原来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二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如此做了之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无限的纯洁和力量，使我为之目瞪口呆，周围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还是让我讲得简练一些吧！除了安年斯基⑤和勃洛克，还有稍加限制的安德列·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甚至他们的总和所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我这么说并没有违心之意。当那些人的语汇在臆造的公式和没有生命的古体文的世界里徒劳无益地挣扎时，茨维塔耶娃已冲破重重的困难，正在真正创作的上空自由翱翔，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术轻易地完成了创作任务。
1922年春，那时她已经在国外了，我在莫斯科买了一本《里程》——她的小小的诗集。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立刻把我制服了。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读她的诗不会在每一行上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而是让你不间断节奏，一气读完下面的诗句，这些诗句又根据各自阶段而有所发展。
这些特点中含有一种亲密关系，也许是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或者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或家庭与音乐起了同样的作用，还有相同的出发点、追求相同的目的和相同的偏爱。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赞美和惊讶，因为我是这么长久地忽略了她，又是如此迟晚才认识了她。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来往书信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一书已问世，莫斯科人也晓得了她那几部大规模和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未了之诗》、《山峦之诗》、《捕鼠者》。我们成了朋友。
1935年夏，我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当时的我不能自持，我患了将近一年的失眠症，几乎要得心脏病了。我在那儿认识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女儿，还有她的丈夫，我像爱兄弟一般爱上了这个有魅力的、细心的和坚强的人。
茨维塔耶娃的几位家属坚决主张让她返回俄罗斯。一部分原因是思乡和对共产主义、对苏联的同情在他们身上起了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不能在巴黎久留，她在那儿如在空洞之中，没有读者的反应，她会白白死掉。
茨维塔耶娃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没有明确的观点。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到了我们这儿，生活会感到困难和不安定。这一家人总的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顾虑。
三
这篇随笔的开头，写童年的那几页里，我提供了真实的场面，记述了真实的事件，可是写到中间，我改为概述，只限于白描式地描写人物性格。这样做是为了简洁。
如果一件事一件事地讲下去，一个情况一个情况地写下去，记述把我和茨维塔耶娃连在一起的志向与兴趣的过程，那么我就得远远超出自己所规定的写作范围，我就得将它写成整整一部书，因为那时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这些事千变万化，有喜有悲，总是出人意料，又总是使双方一次比一次更扩大自己的视野。
在这里，以及在其余的几节里，我不谈个人的私事，只讲一讲实质性的和共同性的东西。
茨维塔耶娃是女人，但她有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在这种追捕中她前进得很远，走在众人的前头。
除了我们所晓得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以外，她还写了大量我们尚且不晓得的作品，这是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制，有的采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有的利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
这些作品如能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一个大贡献，一下子就会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有待于彻底地重新认识，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荣誉。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近一百封回信，我早已说过，损耗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何等地位，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竟会把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失掉。它的消逝是由于对它过分细心地保管所致。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她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是我的好朋友。她建议由她来保管这些信，同时还有我双亲的信，还有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至于茨维塔耶娃的信——她不肯让它离开自己，不肯撒手放在一边，她甚至不相信不怕火烧的保险柜的牢靠的柜壁。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地时，随身总是带着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到了第二天，天一亮，她又带着它进城去上班。那一年冬天，她返回别墅的家时已经筋疲力尽。下车以后，走到半路上，在森林里，她忽然想起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列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乘车去了，一去未归。
四
自《安全证》一书发表后，几十年来，我多次想到，如果该书再版的话，我一定补写一章：关于高加索和两位格鲁吉亚诗人。光阴在流逝，没有补写的时机。没有写的这一章，是唯一的空白。现在我把它写出来。
大约在1930年前后的一个冬天，在莫斯科，诗人帕奥洛·亚什维里和他的夫人来看望我。亚什维里是社交界红人，有教养，善言谈，欧洲人派头，美男子。
不久以后，我的家和友人家，两家都出了事，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给当事人造成精神痛苦。有一段时间，我和我的女伴，后来她成了我的第二个妻子，没有安身之地。这时亚什维里便在他的梯弗里斯家中为我们提供了避难之处。
那时的高加索、格鲁吉亚，那里的人、人们的生活，对我来说都是新发现。样样新颖，事事惊奇。黑色的石头大房子悬在梯弗里斯所有的小胡同上空。最穷的人家把生活从院里搬到街上，他们比北方人更大胆，更少遮掩，他们的生活绚丽多彩，坦荡无遗。民间传说中的象征，充满神秘色彩和救世主降临说，使人们对生活产生种种幻想，如同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人都变成了诗人。在那个年代，社会中先进人士具有如此之高的文化水平和脑力生活，是不多见的。梯弗里斯市内设备良好的区域，颇似彼得堡，二层楼的窗棂弯弯曲曲，如同花篮和竖琴，小巷分外漂亮。不管你走到哪里，板鼓敲打列兹金卡舞曲的节奏声都会跟踪相随。风笛，还有别的乐器的声音像羊咩。黄昏降临到这座南方城市，星斗满苍穹，处处洋溢着从花园、食品店与咖啡馆飘出来的芳香。
五
帕奥洛·亚什维里是象征派时代以后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建筑在感觉准确的资料上和证据上。他的诗与别雷、汉姆生、普鲁斯特等人的最新的欧洲散文一脉相通，如同这散文一样有意。想不到的情景和准确的观察，给人以新鲜感。这是极富创新精神的诗歌。诗中塞满了种种印象，但又不失之冗赘。诗中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它在动，在呼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亚什维里正在巴黎的索尔朋大学读书。他绕道返回自己的故乡。在挪威一个荒凉的小车站上，由于大意，他乘的火车开走了，自己还没有发觉。一对年轻的挪威夫妇，农场的主人，从遥远的边区乘雪橇到车站来取信件，他们发现了这位黧黑的南方人的马虎和马虎带来的后果。他们可怜亚什维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和他讲通的，把他带回到自己的农场，在那里等候第二天才能路过此地的下一趟火车。
亚什维里讲话时绘声绘色。他天生善于讲述历险故事。而这类意想不到的事，像小说里的情节一般，又总是让他碰上。他少不了奇遇，他跟奇遇有缘，俯拾即是。
他才华横溢。他的眼睛闪烁着心灵之光，他的双唇燃烧着激情之火。他在各种经历中进发的热情烘烤着他的面颊，使它变得黝黑，所以他显得比年龄要大，像是一个历尽沧桑、阅历丰富的人。
我们到来的那一天，他把自己的朋友，还有他的小组的成员都召集齐了，他是那个小组的牵头人。我已记不得，当时都是哪些人到了场。大概有他的芳邻、感情真挚的一流抒情诗人尼古拉·纳吉拉泽，还有奇奇昂·塔比泽和他的妻子。
六
那间屋子，我现在仿佛仍然看得清清楚楚。我怎能把它忘记呢？那天晚上还不晓得在那间屋子里竟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以免把它碰碎。我把那间屋子和后来在那间屋子里及它的附近发生的所有可怕的事，都深深地埋在心底。
为什么让我认识了这两个人？我们之间算是什么关系？他们两人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偏爱其中任何一人，他们是分不开的，彼此取长补短。他们两个人的遭遇，还有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是我经受的最大的悲痛。
七
如果说，亚什维里一切表露于外，如同离心器，那么奇奇昂·塔比泽则处处内向，他写的每一句诗，走的每一步路，都在邀请你到他丰富的、充满悬念和预感的心房中去。
他的诗的主要特点，是给人一种感觉，觉得它有无穷无尽的抒情能量。每首诗都是如此，未尽之言和要说的话比已经说出的分量更重。这心中尚未触及的储备的存在，造就出一种衬景和他的诗歌的第二层，使诗带有一种特殊情绪，这种情绪贯穿了他的所有诗作，形成了诗主要的、苦涩的美。他诗中的心和他本人的心一般博大，这是一颗复杂的、隐秘的心，它全部趋向善良，并有明察一切的本能和自我献身的精神。
当我怀念亚什维里时，市内的一些场面便映入脑海，房间、争论、公开场合的演说，还有他在热闹的晚宴上火花四溅的口才。
塔比泽则使我联想到大自然的造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农村景色，鲜花盛开的辽阔的平川，大海的波涛。
云朵在飘拂，远方，与流云并排的是起伏的山峦。身体健壮、个子不高的诗人，含着微笑，和白云和群山融会在一起了。他走路时有些抖瑟，欢笑时全身颤动。瞧，他站了起来，侧身靠在桌前，用刀子敲了敲酒杯，准备发言。他习惯于把一个肩膀抬得比另一个肩膀高一点，所以觉得他有些歪斜。
在科焦雷，公路转弯的地方，有一栋房子。公路沿着房子的正面向上爬去，然后绕过房子，又经过它的后墙。因此，从这栋房子可以前后两次望见沿着此路步行的和乘车的所有人。
在那紧张的年月里，按别雷的挖苦的说法：唯物主义的胜利消除了天下的物质。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周围没有感受的东西，只剩下了思想。要说当时我们没有死掉，多亏梯弗里斯能人朋友们的功劳，他们不断地弄到和送来一些东西，也不知道出版社凭什么预支我们款项。
我们聚到一起，交流新闻，共进晚餐，相互之间读些作品。凉爽的风阵阵袭来，如同用纤细的手指头迅速地翻弄着白杨树的银色叶子，叶的背面像白色的丝绒。空气里散发着南方醉人的芳香。夜，宛似车上挂的斗子，在高空中慢慢地转动，把它那缀满星星的笨重的车厢翻转过来。公路上，人在走，牛车和汽车迤逦，而从这栋房子里可以两次看到他们。
我们在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也许是在博尔若米，或在阿巴斯图马尼，也许是在云游之后，赏美之后，冒险之后，豪饮之后，我们每个人随身带着自己的东西，我带着自己在巴库利纳摔倒时碰伤的眼睛，来到列昂尼泽家中做客。列昂尼泽是独具一格的诗人，他比任何人都与他用之写作的语言的奥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的诗也最难翻译。
夜间在森林中的草坪上举行宴会，有美丽的主妇，两位可爱的小女儿。第二天，吹着风笛的民间流浪诗人突然光临。他出口成章，依次即兴祝愿全桌各位，他对每位客人都有一套相应的祝词，他善于抓住任何一个理由来敬酒，比方说，为了我那碰伤了的眼睛。
我们或者在海上，在科布列基，在暴雨下骇浪中，西蒙·契科瓦尼和我们同住在一家旅馆里，他后来成为塑造色彩鲜明的形象的大师，不过那时他还非常年轻。在崇山峻岭的线条之上，在地平线上，一个微笑着的诗人的头和我并行，还有他那不寻常的天才的光明特征，他的微笑和脸上留下的悲伤与命运的影子。如果我现在在这几张纸上再次跟他告别，那么让他把这视为是和其他所有回忆在告别吧！
（乌兰汗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