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获奖作家
ZeslawMilosz（1911－2004）
卡梅尔
离传说是嬉皮佛教徒修行处的大瑟尔的陡峭海岸不远，是卡梅尔小镇，连同它的传教区，朱尼珀罗·塞拉神父的坟墓，以及另一个遗迹—由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在水边建造的一座鲜为人忆及的石头房屋，那时今天这个旅游胜地还只是个渔村。在那座房屋里，杰弗斯写过很多作品，申述这样的观点，自然十分美丽，十分残酷，十分天真，应当受到宗教性的崇拜，而人类则是一种病态的赘疣，宇宙秩序的污秽，只配有灭绝的下场。不过，可以设想，他的遁世隐居（凭借从银行界的亲友得到的收入才有可能），和他的思想所采取的方向，都不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关系的。“非人主义”一词的创造者对人类所表示的轻蔑来源于一种过分的怜悯，他的许多诗篇证明他是带着一种悲剧意识阅读报纸的，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得胜利。在他的壮年，他的命运就是从孤独中注视着三四十年代的大屠杀，然后出自他的笔下的一切都交织着愤慨和讥讽。他认为双方同样是互相撕得粉碎的有罪的魔鬼，如果偏袒一方反对另一方，在他看来，不过是对于宣传的幼稚的屈从。
我在他死后两年多，开始访问卡梅尔。他亲手栽植的、到他的名字湮没后仍然残存的柏树林已经被砍倒了，因为这个小镇在扩展过程中兼并了那块宝贵的地产。从前的野趣只剩下冲击岩石的浪花的爆烈声，而他的房屋所在的小山则由一条嘶响着轮胎的沥青路从海隔开。海鸥还像一贯那样在风中舞蹈，但有一架直升机在它们上面翱翔着，它的水平旋翼在咯咯作响。过份繁殖的人类，杰弗斯曾经预言它会窒息于它自己发臭的排泄物，而今密集在沙漠中、岛屿上和南北极地带，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一个人能够摆脱它的掌握。
我们围着杰弗斯低矮的花岗石房屋走了很久。两只大狗躺在篱笆旁边的草地上，一张面孔在窗口露了一会儿。竖在一旁不远处的塔楼，给我的印象最深。我原以为，杰弗斯常常会到那儿沉思和写作，倾听海洋的呼吸，试图在自己的文字中忠实于那种经年的单一的韵律。不必扯远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他的妻子乌娜才建造塔楼的，所以他一定很少到那儿去工作。他所配备和连接的砍得很粗糙的石头，使这座房屋无形式可言，但却颇管用。为什么他没有始终坚持石头的内在的质朴性呢？可不是，没有，他把一面凸窗加以风格化，弄成一个早期中世纪的拱门；否认历史，躲避历史而和一个物质上帝的肉体亲密交谈，尽管如此，他可能仍然把自己看作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悬崖峭壁上他自己的野蛮祖先之一。那种掩映在常春藤中的永久的怪癖。那个罗曼蒂克的遗址，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想，甚至涉及杰弗斯的诗歌本身。
谁知道呢，他也许不过是个唯美主义者。他需要把自己看作一个超越一切活物的存在，静观虚幻的激情和虚幻的希望，从而也就超越了时间。他似乎曾经在某一点上为鹰巢里的武士、海边瞭望哨所里的海盗的故事所感动。就在我初次访问卡梅尔时，我自问过我是不是像他，也许有点自以为，回答是不像。从内心重新创造他的思想，并感觉到是什么促成这些思想，我是够像他的。但是，我不喜欢我自己凛然翱翔于地球之上。那是强加于我的，而且应当直呼其名，流亡。
我也不能够以永恒的美来对抗人类的混沌。他认为海洋是和谐最充分的体现，而我却承认，它令我毛骨悚然。我甚至想指责杰弗斯在一些段落中，描写一个业余画家在荒野的海角架起了画架，未免太过分了。对我来说，海洋首先是一个深渊，其中由中世纪的想象力安置在地狱深处的梦魇，正以无穷无尽的变化形式不断实现。我同相互吞噬的亿万魔鬼的亲属关系是险恶的，因为它提醒我我是谁，它们的无意识并没有赦免我的罪孽。
杰弗斯可认为意识反而是一件不可宽恕的缺点？对他来说，星云、太阳、岩石、大海、鲨鱼、螃蟹都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个有机体永远更新着，他称之为上帝。因为他是一位宗教作家，虽然不是在他父亲、一位加尔文教派牧师会批准的意义上。杰弗斯年轻时学过生物学，一度信服关于因果的数理体系，他推翻了耶和华，这位耶和华向他的臣民提出了莫名其妙的要求，他出现在一个燃烧的灌木丛中，和一个宗族订立了契约。和一位神祗建立个人关系，这位神祗仁慈地向人们保证，只要始终服从他的律令，他们就可以躲脱其他一切造物的命运，这一点在他看来，不过证明了人类的骄傲自大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杰弗斯甚至更不能安于耶稣的令人反感的形象，它使他的严厉而又虔敬的父亲更加沉重地压在他身上；耶稣从死人复活，便打破了无限锁链中的一环，从而宣告特选子民将从因果威力、一种等同于地狱的威力中被抢救出来。这就近乎现代革命家们的主张，他们鼓吹普遍的幸福，但永远是为了明天，杰弗斯受不了他们。他的“上帝”就是没有任何方向的纯粹运动。宇宙万物在“他”身中升起而又消灭，而“他”对于善恶无动于衷，坚持他的永远回归的循环，只要求赞美他的永续的存在。
这是非常动人心目的，即使杰弗斯对于虔敬和崇拜的兴趣在当时的反基督分子中间亦非仅见。他创作过听天安命的颂歌，只是还不清楚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还是在“可怕的上帝”面前发抖的他的加尔文教派父亲的后嗣。也许那些不是什么颂歌，而是忏悔修行的赞美诗。而且正是由于他激越的悲苦，我才承认他优胜于他的同胞，这些人只会坐在桌旁合手祷告：“上帝死了。好哇！让我们吃吧！”
我曾经专门谈过他的特殊的强迫观念。不论他什么时候描写人们（通常是关于命运促使放纵的本能粉碎一切主人公的阴郁的故事），那些人在体积上都缩小了，变成沿着行星重叠的犁沟爬行的小甲虫。他完成那种远景，和背景相映照。或者，也许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物随着情节进展而缩小，直到最后主要英雄犯了杀人罪，逃进了深山，他的爱、他的恨以及插着刀的身体都显得荒谬可笑，可有可无，不过是消失在无限中的细枝末节。这是什么意思呢？尺寸是他们和眼睛的距离的一种函数。像每个人一样，杰弗斯渴望一个等级井然的空间，划成底层、中部和顶端，但是一个非人称的、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上帝却不能充作金字塔的冠石。杰弗斯把顶端的优越地位安排给自己，他是一个秃鹫，一个兀鹰，是值得怜悯的凡人的见证人和裁判。
我们常常在卡梅尔的海滩上散步，拾取一些光滑的、摸起来好玩的木头、贝壳和石块。奔跑的孩子们的叫喊和他们的狗的吠声消失在风和拍岸浪的双重呼啸里。在沙丘所遮掩的洞穴中，假日旅游者们燃起了篝火，在柴枝上烤着牛肉香肠，拍着快照。他们几乎都不知道，杰弗斯的故居就在附近。如果不算一小撮景仰者，杰弗斯几乎完全被忘却了。但是，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即便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并没有很多读者，在谴责他的愤世嫉俗之前，人们必须记起，他为这样一些人所轻视，他们十分重视酒肉、舒适的房屋、豪华的汽车，而对于文字，只有它们仿佛是无害的消遣时，才能容忍。在我对他的迷恋中，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成分；使我惊讶的是，我这个初来者，来自人人背负着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历史的国土，却和他的灵魂进行着一场对话，虽然如果我们相遇，我们也不见得能够相互了解。
但是，我的确进行了那场对话。他是大胆的，因此尽可能打破了看不见的检查制度的蜘网，和他相比，其他人就像完全给缠在网里的垂死的苍蝇了。他们已经丧失简单朴素的能力，他们担心如果把面包叫做面包，把酒叫做酒，他们会有俗不可耐之嫌，他们越是陷入败坏的教养之中，便越是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他孤注一掷，在自愿的孤立中获致自己的结论，决不试图取悦于任何人，坚持不让步。正如他与众不同地显现在照片中—一个水手的瘦削、骄傲的面孔，窄狭的嘴唇—杰弗斯的作品根本不像本世纪所创造的其他作品；它不是为大资本的文化证券市场而写，似乎存心要用他的激烈文风来抵制它们，那种文风只要没有包含狂热的说教，还是可以原谅的。他的作品被曲解了，像他的那座塔楼一样被玷污了，但是像这里每个别人一样，他还不得不付出一点代价。同我们无意间习惯了的宝石匠人的凿子的产品相对照，他的作品以其朴素、粗糙而引人注目，但同时在朴素中又有点病态的成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无疑超过了他的力量，而且不仅是他一人的力量。在一个没有人知道应当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时代，他研究了他自己，划出一条明确的线，解释他心目中的上帝、宇宙和人类，他为后者预示了一个迅速的终结。他把他的全部作品理解为一部新的古籍《论事理》，这样的抱负怎么能够不受挫折呢？
我怒斥他的幼稚和错误，我把他看作囚徒、逃亡者和隐士所特有的全部缺点的例证。但是，在卡梅尔这里，他让人把他的遗体烧掉了，把他的骨灰撒向了风，他的幽灵也许重新化身为海鸥或鹈鹕，以雄伟的队形翱翔于海湾之上，要求我跟它角力一场，并通过它的勇气，给了我勇气。
（绿原译）
什么东西是我的
聪明人在不高兴的时候羡慕
小人物像蚱蜢一样作乐
在阳光灿烂的地点，既不思前
也不想后，如说他们怎样
抓住了未来那也不过是半睡
半醒抓住的，用生殖的工具
愚蠢地重复着愚蠢，在三十年的时期内；他们还又吃又笑，
呻吟着埋怨劳动、战争和分离，
跳舞，谈话，穿衣，脱衣；聪明人借口说
夏天的昆虫值得羡慕……
—罗宾逊·杰弗斯：《聪明人在不高兴的时候》
我的头发，我的胸膛，我的手和一些年月日对我如此重要的我的一生。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不是真正属于我，如果头发、胸膛、手不是笼统而言，我的一生中那些年月日是不是失去了重要性，一旦它们以一般方式指明若干瞬间的话。我被电视、杂志、影片、刺激人们追求健康和幸福的广告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应当怎样洗，怎样吃，怎样穿，成为某人关心的对象，我在无数具为最合身的游泳裤做广告的叉状模型上，在穿着最诱人的奶罩的胸脯上，在擦着最细腻的油脂的肩膀肌肤上，不得不看到的正是我自己。如果我是一条鱼龙或者某个外星来客，我将能够把这一切看做一阵线条和色彩的闪烁，但我是人，我已为无数感染手段所挑动，它们把我拆散成我的元件，并把我从编过号的部件中重新构造出来。我熟知男性和女性的身体，除了任何特殊或隐私部分，以致我在海滩或游泳池旁，总处在一群可以互换的臀部、颈项、大腿之间，我的每个器官也是可以互换的。我被称过，被量过，适宜于我的卡路里已被计算过；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我的汗液像别人的一样发臭，既然每个人都在他的腋下擦除臭剂；口臭也不仅是我的毛病，因为银幕上用嘴亲吻的青年男女总是带着嫌恶的怪相，彼此转过脸去，吞药丸来抵制他们的酸胃，然后沉浸于极乐中。而我在浴室里消磨的片刻也并没有白白空掉，因为卫生纸从广告上向我呼唤，保证它会杀死活在我的肛门里的所有细菌。
我的面前经常摊开来一大张人体解剖图；一只拿着指示器的手指着肾、肝、心、生殖器，并解释着它们的功能。不管我愿不愿意，我被传授了红白血球、新陈代谢、排卵过程、细胞的生长和萎缩等等秘密。如果我的健康开始恶化，病房的白色走廊就会等着我；高效率、漠然、无动于衷的白衣少女就会把我的赤裸的身体翻来覆去，仿佛我是一个人体模型，递给我一根玻璃管装尿，把我放在爱克斯光机后面，抽我的血化验。
但是，我永远是赤裸的，而且不仅作为一个肉体对象。我的器官，那些为皮肤所覆盖的和那些为其他器官所覆盖的器官，都是赤裸的，从而成为构成我的传记的事件。那些事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壮丽地实现了童年、青少年和成年的准则，另一类则有某件事阻碍了和撕裂了我和人们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难题”。对我来说，那些都是个人隐私，但我知道我错了，因为所有这类问题都已被编入目录，加以记载，附有大量例证，而且不是由我，而是由看病的精神分析学者掌握着它们的钥匙。同那位精神分析学者谈话，给我很大的宽慰，因为他使我感觉到，我是从普遍的平均化中给挑出来的；这和我的独特性质一定大有关系。不止是宽慰，这是一种强烈的快感，因为毕竟有人在埋头研究我的命运的细节，而我的命运在每个人看来是可以互换的，毫无个性特征可言。然而，我认识到，咨询、谈话的用意就是让我懂得—就是说，让我把因果联系起来—这样我患病的自身，我现在把它看成许多别的事物中的一件，就被抛到脑后了。
我为集体的浓密物质、那晦涩的、执拗的坚持的另一个自然所包围，但我至少被分配了一个区域，可以自由活动，关心我的身心健康，享受一个运转正常的有机体的幸福，在活物中间生气勃勃。不过，当我不得不成为我自己的避难所，躲避文明的压力时，那个为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所藏匿的世界，那另一个自然就慢慢爬到我的身上来，不断提醒我，我的独特性不过是个幻觉，即使在这里，在我自己的圈子里，我也化成了一个数码。
（绿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