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出自《论语 季氏篇》：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 季氏篇》主要记载的是孔子论君子如何修身明德、以礼法治家国的内容。上述引文是孔子同弟子子路的一段谈话。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孙氏把持大权，知道鲁君迟早会收回其权，便想先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以防止有一天鲁君联合颛臾共同对付自己。孔子得知后，极力反对。他认为季孙所担忧的不是颛臾，而是本国的君主。萧墙，宫殿当门的小墙。古代臣子觐见国君，行至此而肃（“肃”、“萧”古字通）然起敬，故称。孔子这里的意思是：季孙把持朝政，有一天终不能为鲁君所容，势必发生内乱。后用“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形容对某事的担忧不在其外而在其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并未放弃不断掀起反共浪潮的现实，毛泽东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对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果然，这种危险很快就到来了。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迅速作出回应。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重建新四军军部。同时，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题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文章。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指明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接着，他分析了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的策划活动和他们最终将要失败的原因，提醒他们必须要做以下十二件事：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进一步指出，国民党当局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毛泽东“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最后，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共产党方面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国民党方面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姿态，妥善处置相关事宜。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
这里，毛泽东摘用“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意指：如果国民党顽固派再做有碍国共合作之事，那么，非但是中共方面不答应，就连全国人民也会对他们的怙恶不悛忍无可忍。到那时，国民党的主要敌人就不再是日本侵略者了，而是全体国民了。但如果国民政府能够及时“亡羊补牢”，采纳中共方面提出的十二条正确意见的话，还不算迟，对国共合作的局面仍有挽回之机。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得到了全国各界以及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此时的蒋介石，顿时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他只好暂时放弃进攻，在国民党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毛泽东后来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但实际上已经表明：国民党以皖南事变为高潮标志的第二次反共行动再次被击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