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穿鼻海战，中英关系彻底破裂，再也没有和谈的希望了。而此时的道光却得意忘形，沾沾自喜，竟然下令停止中英的贸易。林则徐没有办法，只好执行道光的命令，严禁贸易。但同时他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英国可能会倾巢而出，以武力作为报复手段，到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小打小闹了，林则徐心中担忧不已，命令沿海各省加紧防范。后来道光又接连下了几道旨令，一再重申停止对外贸易的法令，让想要缓和局势的林则徐深感为难，道光完全不想留有任何余地。
十二月的时候发生了几次人员的调动，邓廷桢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随后邓廷桢又转调闽浙总督，两江总督换成了伊里布。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导致鸦片的价格一落千丈，让原本还想继续在闽粤沿海进行鸦片走私的义律大失所望。失去了鸦片走私优势的英国商人地位也不如从前，美国商人趁机崛起，占据了对华贸易的首要位置，英国商人看在眼中，只有分外眼红的份了。
林则徐为了缓和中英关系作出了很多努力，他相信义律的所作所为必定不是英国国王的意思，料想这其中恐怕有义律的挑拨和渲染，因此林则徐拟了一份书面说明，也就是著名的《谕英吉利国王檄》，这篇文章经过了道光的审核，由袁德辉翻译，最后林则徐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意拿给美国人威廉·亨德，让他由英文再翻回中文，林则徐检查之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打算直接呈给英国国王，但是来自美国的医生派克看过之后，觉得这样做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
林则徐的这篇文章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义律果然在英国国会挑拨离间，歪曲事实后还大肆宣扬，说中国人对英国君主和国会的不满和侮辱，而对自己贩卖鸦片违反中国法令的事却略过不提。义律的宣扬在英国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国会通过了三天的讨论，最终通过了对华出兵的议案。英国远征东方的大军已经出动了，林则徐的信才漂洋过海辗转到了英国。当时大部分的普通英国人，都不了解英国商人大量走私鸦片到中国的内幕。
英国舰队开始的时候屡次进犯广州，但在林则徐和关天培的守卫下都无功而返，最后英军决定放弃防守严密的广州，转而攻向定海，结果英军一路势如破竹，中国军士连连败北。道光皇帝这才从志得意满的迷梦中惊醒，但还是改不了吝啬成性、舍不得经费的毛病。一下子面临大敌压境的窘境，满朝文武都慌了神，再加上有些权臣早就存着坏心思在等待时机，大家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到了林则徐的身上，纷纷要求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义律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声称如果直隶总督琦善到广东的话，中英就可以和平相处。道光一听如释重负，立刻派琦善到广州。琦善到了广州以后，立刻命令水师撤退，撤销了林则徐整顿军备时的诸多措施，还厚颜无耻地巴结义律，用山珍海味宴请义律，并送给他美女。义律得寸进尺，趁机提出许多条件，琦善也都毫不犹豫地答应，完全违反了当初禁烟的立场。林则徐在广东的努力都白费了。
倒是占领定海的英国人伯麦说过一句公道话，他在得知林则徐和邓廷桢被革职的消息后说：“林公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而另一位对中国官吏素无好感的英国人宾汉也对林则徐赞不绝口：“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这种出自强敌之口的赞美，往往是最具有说服力的。
尽管连敌人都为他感到不平，但林则徐本人对革职之事却表现得很平淡，他一向都是一个荣辱不惊的人。但是林则徐心中还是很担心国家安危，他始终坚信“能战方能和”的道理，只有真正有实力，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而像琦善那样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始终不是长久的办法。果然，义律的得寸进尺终于让道光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改“抚”为“剿”，再次决定和英国开战，但此时林则徐苦心经营的海军防卫已经被琦善破坏殆尽，几乎就等于是“开门揖盗”了。
琦善一味的笑脸相迎，不料义律竟然提出要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这种事关领土的大事，琦善实在不敢擅自答应，只能拒绝了。义律因此而大为光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1年）一月七日开始了对虎门的攻击。
一时间广州地区炮火声不断，面对实力雄厚的英国舰队，关天培率领军士奋勇迎敌，可终究由于寡不敌众而失掉了虎门的各大要塞。原本琦善可以调动好几万的兵马，此时他却按兵不动，关天培长叹一声，誓死也要守卫靖远炮台。英军登陆时，他的部下见大势已去，纷纷逃跑，此时他的身边只剩下几名老弱残兵，关天培面无惧色，亲自发炮。战斗的最后，已经成了血人的关天培独自一人发炮攻击敌人，等英军拥上来时，他挥刀砍死了几名英军后死在了乱刀之下，一代名将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关天培英勇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就连敌人都对他甚为佩服。参加这次战役的英舰尼美西斯号的舰长荷尔曾写道：
许多中国军人死得既英勇又高贵。其中最可敬可哀的，莫过于关提督之壮烈成仁。他的家人前来收尸时，白兰汉号号角齐鸣向他致敬。
关天培生前和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曾开玩笑地说过：“看相的都说我生当扬威，死当庙食。我现在都快40岁了，只怕是没有希望了。”道光听了关天培壮烈捐躯的消息之后，心中也是一阵悲怆，然后赐丧赐祭，并在他殉国之处，立专祀祭之。他死后的哀荣，也算是应了“生当扬威，死当庙食”的预言了。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道光在军费上的过分紧缩，其实道光下定决心禁烟，也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鸦片战争之前，他这么说过：“英美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在我则九省戒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富，有如此消耗之理乎？”可见道光完全是从钱财的角度考虑问题，而缺乏真正长远的眼光。道光不肯在国防上多花钱，最终导致藩篱尽失，终至一着错，满盘皆输。毕竟当时的英国人还是路远人少，后援难继，如果当初肯花一笔钱拨为国防预算，也不致沦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地步。
文化冲突
林则徐是个眼界很开阔的官员，十分注意学习西方的知识，但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却有诸多的限制。
首先，我国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当时国人对于和外人关系的理解极为肤浅，觉得和外人的关系仅属于商场上的关系，如果发生重大事故，钦差大臣就是临时的外交官，而且还必须承担所作决定的政治责任，时常换人也会造成外交方针摇摆不定，政策也缺乏连贯性。
其次，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都严重缺乏对外界的认识，导致处理外交事务时经常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很多人都单纯地认为，如果外国人得不到中国的茶叶，就会肠塞而死。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杀手锏就是断绝贸易。与此相反，许多外国人回国后多著书立说，官方也发布商务监督的报告。还有《澳门月报》专门研究中国地理，探讨中国政事。
再次，不重视和外国人的谈判，总是派些小官员去和外国人交涉，这些小官员学识修养都有限，而且往往也没有作决定的权力，只是做个传话人而已，大大降低了沟通的效率。
最后，妄自尊大，不了解国际惯例，拒绝其他外国势力的调停，失去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外交上的闭塞，让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习惯国际上的做法。比如中国当时自诩为天朝上国，对于两国公文要用平等款式觉得难以接受。罗素有一次在伦敦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当他念到乾隆要英国使者转交给英国国王的信时，下面的听众哄然大笑，信中的内容翻译成白话是：“英国这个野蛮僻陋的国度，你们对中国的上国文化，不胜欣羡……”罗素严肃地解释道：“如果你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就不会觉得可笑。中国就如同鼎盛时的罗马帝国，认为没有国家有资格与他平等地外交，这也是历史和环境所致。”最初有外国人要求通商，中国人总觉得他们是来入贡，派信使时总称他们是来朝。
所以，鸦片战争的起因除了贸易纠纷之外，还有中西文化的冲突。最终鸦片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中国的统治者们才开始渐渐地觉悟，逐渐从“天朝大国”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而加入了近代列邦的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