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杨廷宝参观了英国皇家建筑学会的新址大楼，以及这里的建筑事务所、学校、实验中心和材料中心等，还访问了英国的一些建筑大师，直到1945年底，他才与考察团一行经由印度回到国内重庆。
通过此次参观考察，杨廷宝深深地感受到西方现代建筑业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自他从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到现在也不过才短短20来年，西方现代建筑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他感到吃惊与震撼，特别是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方面，让他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他为中国建筑业的发展滞后深感忧虑，觉得中国必须在广泛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打开思路，勇于创造，才能开创中国建筑业发展的新局面。
在随团赴美考察期间，杨廷宝从新闻中得知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经过整整八年的奋力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仍然激动难抑，高兴万分，与所有考察团的成员一起举行了一场小小的庆祝。兴奋之余，他想道：抗战虽然胜利，但百业待举，百废待兴，重建工作更是迫在眉118睫，刻不容缓，更多更重更加繁忙的工作在等待着自己。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逾千钧，重建祖国大好河山的这份热情，使他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急于飞回到需要建设的祖国。
3.广厦万间
1945年12月，杨廷宝兴致勃勃地随科学考察团回到了陪都重庆，抗战虽然几个月前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此时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欢乐之中。
回到歌乐山简易的家中，杨廷宝甫一坐定，夫人陈法青便兴奋地告诉丈夫说：8月15日晚，住在山脚下的朋友连夜敲门，兴奋得大叫大嚷，告诉她和孩子们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她有些不敢相信，问了几遍：真的吗？确认是真的，她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抱着儿子士萱转了一圈又一圈，脑子里想的全是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但她马上又想她和杨廷宝何时才能“青春作伴好还乡”呢？随后的一段时间，她一直处在兴奋状态，夜晚，她难以入眠，热切地盼望着丈夫能早点回国，全家能早点离开重庆，早点安定下来！很快，住在歌乐山避难的邻居们开始陆续返乡，没有走的则先搬到重庆市内，准备抢购车船票出川。见大家如此，她不免随之紧张起来。
杨廷宝回到重庆后，与夫人商量，先将家从歌乐山搬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区内，借住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空闲房屋。由于山路崎岖不平，杨廷宝与夫人将所有书籍和资料打包后都与家具放在一起，请人一担担地挑至山下，陈法青两边往返奔波，十分辛苦。
抗战胜利了，万民欢腾，百业待兴。国民政府各大机关先后回迁到南京，在政府任事的职员们也纷纷随着政府到南京，南京的房源一下子变得分外紧张。基泰事务所很快接到了各种类型的建筑和修缮工程任务。于是，老板关颂声让杨廷宝先行一步，从重庆立即赶回南京。杨廷宝不得不再次告别家人，一个人回南京，重新开始他忙碌的建筑师生活，夫人陈法青则带着五个孩子滞留重庆，慢慢地等待归期。
经过侵华日军长达八年的蹂躏与践踏，南京残垣断壁，杂草丛生，许多地方都成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一派荒凉的景象。重建工程多，基泰事务所的工程量繁重，杨廷宝的设计工作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一个设计方案刚刚结束，另一个设计方案又接踵而至，有时甚至要同时完成几个设计方案，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奔波在事务所与建筑工地之间，连休息日也没有。
回南京后，杨廷宝首次涉足了城市的公共民居建设。抗战胜利后，作为首都的南京面临着住房紧张的严峻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廷宝着手设计了公教新村、楼子巷职工宿舍（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交通一村）、九华山中央研究院职员宿舍等五处具有一定规模的普通民居。
相对于中山陵音乐台以及中央体育场、中央医院、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这些大手笔来说，标准简易、造价低廉的公教新村只能算是杨廷宝众多建筑设计中的一件“小品”。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创作的激情，而是凭着一个建筑师的责任感，日夜加班加点，精心推敲方案。他根据这五处公教新村所在的不同地段、位置、地界形状和面积等具体情况，分别进行规划布局，力求做到每块用地都精打细算，并设法增加户数，帮助更多的人解决燃眉之急。他特意制定了甲、乙两种标准设计，尽可能满足居住需求，他绞尽脑汁，一分一厘地抠尺寸，在保证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尽量压缩楼梯和结构所占的面积。户内布局更是紧凑实用；尤其是一梯两户的乙型住宅，每户居住面积分别只有27平方米和39.5平方米，“房内几乎没有纯交通面积，使有效使用面积系数达到了极限”。
在设计中，杨廷宝凭着对日常居住生活的深刻洞察，按实际需求来布局各房位置，做到既紧凑又互不干扰：入房有玄关，可存物，又可遮挡外面的视线；厨房独立于主体建筑之北，不让油烟、噪声影响朝向南面的起居室和卧室的生活环境；浴厕与厨房毗邻，使上下水管布置集中，节省管道长度，节约投资，而浴厕的门则紧挨着卧室，方便住户使用。连房中的一些边角空间也得到了充分利用，被设计成为住户的贮藏空间，有人称“公教新村的户型设计没有一丁点面积浪费”。这些户型模式，后来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住宅设计的典范，至今，这几处民国建筑群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公共民居的典范之作。
在抗战结束后到南京解放的几年间（1946—1949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潮，杨廷宝进入了他建筑设计生涯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当时，国家处于建设、内战的双重格局之下，政局不稳，经费紧张，所以建筑工程十分讲究经济实用。这次建设高潮主要集中在一些私人住宅及一般公共建筑领域，规模都不是很大。杨廷宝主持设计了二十余项工程，主要有：南京下关车站扩建工程（1946年）、公教新村（1946年）、南京儿童福利站（1946年）、南京120中山陵正气亭（1946年）、南京楼子巷职工宿舍（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办公楼（1946年）、基泰事务所南京办公楼（1946年）、南京五台山百步坡1号翁文灏公馆（1946年）、南京中山北路国际联欢社扩建工程（1946年）、北极阁宋子文公馆（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办公楼（1947年）、新生俱乐部（1947年）、南京祁家桥1号的俱乐部（1947年）、招商局候船厅及办公楼（194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48年）、中山陵园孙科的延晖馆（1948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办公楼（1948年）、结核病医院大楼（1948年）从以上这些设计作品中，明显可以感受到杨廷宝在建筑设计上向现代简洁主义转型的痕迹，基本上符合了当时建设大局的需要。朱仁洲在《杨廷宝20世纪40年代建筑作品解析》一文中曾高度评价杨廷宝这一时期设计的建筑作品，说：
“在形式上不偏不倚，庄重大方，回避新奇古怪；结构布局上追求实用经济，方便有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特别要提到的是1948年设计的延晖馆，系国民政府要员孙科在南京的一处高级住宅。该建筑位于中山陵西侧的陵园路8号。孙科是“国父”中山先生之长子，早年曾留学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历任国民政府建设部部长、财政部部长、铁道部部长、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等职。孙科之所以要选择在中山陵风景区营造别墅，更多是为了纪念其父中山先生，遵循中国“结庐而居，服孝守灵”的文化传统。
整个延晖馆占地面积40余亩，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从建筑的正面来看，左右不对称，楼顶用瓦既不是通常的大平瓦，也不是传统的小青瓦，而是中西结合的红色筒瓦和板瓦，一仰一合之间，颇有生趣。别墅的平面外观呈“十”字杨廷宝设计的原形，规模相对较大，功能也较为复杂，楼内还有六七套大小不一的套房，底层为客厅、客房、餐厅、卫生间等；二楼则为卧室、书房、小客厅等。建筑的入口处设在北面，以便朝南面客厅的视线不受干扰。主人房与客人房、工人房之间截然分开，有各自独立的出入通道。平时，别墅的耗能也尽量不破坏自然环境、不浪费能源。又比如采光，尽量不用电灯，墙面采用玻璃砖，使得客厅光线明亮而柔和。室内的取暖也采用天然方法，楼顶置有巨大的蓄水池，平时可将雨水收集起来，水位由浮球阀自行控制，既可冬暖夏凉，又有利于保护建筑屋面。别墅的设计显出了独特的风格。
杨廷宝忙于公务，对重庆家里的事根本无暇顾及。陈法青几次写信给丈夫，询问南京的住房情况，但杨廷宝在回信中总说南京房屋奇缺，一时无法解决，让她与几个孩子安心住在重庆，耐心等待，不要着急。此时，几个孩子陆续考入了中学，大女儿杨士英和大儿子杨士莪面临着大学入学考试，陈法青特别希望能早日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异乡生活，合家团圆，让孩子们安下心来读书，过正常的安居日子。
等不到杨廷宝满意的答复，陈法青只能自己想办法。正巧这时候南开经济研究所要用房子，催他们搬走。陈法青心想，这样也好，省得再搬一次家了，不妨就直接去南京吧。她一边到处托人购买去南京的船票，一边干脆利落地将家具直接赠给了南开中学，行李打好包后寄存到朋友那里。
1946年9月的一天，船票终于拿到手了，陈法青带着几个孩子，乘着一艘小轮船拖带的两条木船出发了。在狭小的船舱里待了11天后，总算安全地抵达南京。
到南京一看，确如杨廷宝信中所说——没有地方住。没办法，一家人只好暂时分住三处，杨廷宝住在基泰事务所，上中学的杨士莪、杨士萱借住在工地工程人员的集体宿舍，陈法青和二女儿杨士华以及二儿子杨士芹住在中央大学的文昌桥宿舍。尽管种种不便，但一家人也算在南京安定了下来。
为了稳住杨廷宝，基泰事务所决定首先解决杨家老小在宁的住房问题，老板关颂声慷慨解囊，出资让杨廷宝择地建房。杨廷宝选择了位于中央大学东侧的成贤街号，其实，这块地皮是抗战之前杨廷宝从别人手中购下的，那时他就想建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无奈地皮刚刚购到手中抗战就爆发了，一家人被迫逃难，他的设想化为泡影，多年积攒下的钱也在货币贬值时变得不值几文。
房子建好后，因地处成贤街而命名为“成贤小筑”。这幢杨廷宝自己设计的房子，规模不大，外形朴素，造价经济，建筑面积167平方米，下面建有地下室，上边附建有半层的小阁楼，是一幢实用型的两层小楼。墙用城墙砖砌筑，木制门窗，内有楼梯，红色平瓦屋顶，米色灰粉外墙，虽然面积不大，但布局十分紧凑。一楼是厨房、餐厅、客厅和书房；二楼是三间卧室，围绕着梯井旋转。楼下还有一个小院，种了蜡梅、桂花、广玉兰、龙爪柏、蔷薇、枇杷树等一些花木，使整个庭园显得生机勃勃。这幢小楼与国民党政府里的达官贵人的豪华别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对杨家来说，它是一处独立的宅院，是一幢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为别人盖了一幢又一幢住宅的建筑师，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成贤小筑建成后，杨廷宝一家结束了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杨廷宝夫妇一直居住在这个简朴幽静的小院中，直到去世。如今，东南大学旁边成贤街104号的这两层小楼，已辟为“杨廷宝纪念馆”对外开放，当年在院里种植的几棵树，早已亭亭如盖。
从重庆回到南京后，杨廷宝继续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兼课，教学任务一直较为繁重，他与学校的关系也日渐密切。这一段时间，他不仅从理论上升华了以往的实践经验，同时也目睹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为迎接解放，在思想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