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上午9时许,民族所一行三人和省博物馆陈炳应同乘西安经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西去敦煌。经过一天一夜约三十多个小时,于17日下午4时到柳园站,由此换乘去敦煌的汽车。柳园是兰新线上一大站,是西去新疆、青海,西南去西藏的交通要道。1960年进藏时,我为等候换乘去西藏的汽车,在此滞留三四日,那时所谓的镇,也只有几间低矮的土屋、工棚,一出屋门,四顾戈壁黄沙,一眼望不到边。这次来已见盖起了漂亮的车站和候车室。我们已先约好当日下午与常书鸿先生从敦煌来送智利画家时,我们搭便车去敦煌,车站负责人知道我们是去敦煌的客人,派出人接待。5时许有常书鸿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同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及夫人、女儿到此,他们换乘火车回北京,我们则分乘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前往敦煌。到千佛洞时已是黑天茫茫,不辨东西,感觉如夜航大海,忽然驶入一森森峡谷。我们住在下寺的“宾馆”中,一进的四合院式平房建筑。点上蜡烛,从窗孔向外望去,屋后月下古塔,崖障水流,树影婆婆,别有一番情趣。
夜入千佛洞的第一印象是十分美好的。常书鸿夫人李承仙热情接待和安排我们的食宿,她当时还兼任文物所党的书记,职责所负义不容辞。当我们端杯喝下莫高窟的第一口水时,感觉就不是那么浪漫了,苦涩难咽,据说初喝之人还要闹肚子。敦煌所为照顾来莫高窟参观的领导、专家,有专门用汽车从敦煌运来的甜水喝,王静如即属于照顾之列,而我们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初来的几天因等待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承仙同志和刘玉权同志陪同我们参观石窟、陈列室,熟悉文物所所藏资料,特别是与西夏洞窟有关的文物资料。9月20日,李承仙接到宿白的电话,得知他将在22日乘193次车到柳园站,要我即刻去柳园接他。当日上午12时,我搭敦煌文物所的大卡车到敦煌县城,当晚在县委招待所过夜。这天正逢中秋佳节,碧空蓝天,皓月当空,我独步古城敦煌,关门的店铺与闭户的居民住宅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电影院门口张贴着放映匈牙利反特故事片《地下殖民地》的宣传画。我为消磨时间竟购票入场,场内乱哄哄的,坐等了一个小时才开始发电,在百无聊赖中信步出来,在影院门口喝了碗醪糟,买几个月饼和梨,回到招待所自吃一番,算是过节。
怕误了明晨7时去柳园的班车,县招待所无人值班,我又没有手表,所以一夜未睡好,大约四五时就到了汽车站,直等到7点开车挤在车门口的位子上,在饥寒交迫、精神恍惚中车到柳园,已近中午时分。下车找好旅馆,是镇上一排土屋中的一间,内设木板床三张,别无他物。下午去汽车站购明日返敦煌的票,但见车站上已住满了穿绿色军装的新兵,小伙子个个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他们排队打饭,席地用餐,饭后有的挑水,有的唱歌,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听说他们是建设兵团的。次晨6点45分进火车站接到宿白先生,到旅馆休息,我抄写他带来的1951年在莫高窟考察时关于宋、西夏洞窟编号的笔记。饭后我又向甘肃省文化局发电报,请示我们打算去榆林窟考察的事。因为榆林窟属安西县管辖,到那里还要请省里另开介绍信。接着又把宿白已到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在敦煌县城的李承仙。中午11时我同宿白先生乘班车返敦煌,3时半到敦煌,住县委招待所。在县里见到李承仙,因她有事要办,安排我们6时后同回千佛洞。我陪宿白先生游敦煌县城。我曾在1960年春进藏时游览过古城街市,印象中街巷狭窄,但全是古典式砖木结构建筑,此时已觉面目全非。宿白先生告诉我敦煌县城于1958年******中拆毁,街市重建,许多古建筑被毁,后来重建工程“下马”,造成街市凌乱不堪。(80年代时敦煌县城曾遭受洪水的严重破坏。1996年8月底我第三次到敦煌县城时,已完全是一派现代城市风光,宾馆饭店林立,楼房栉比,街道纵横,车水马龙。入夜更是灯火辉煌,熙熙攘攘。历经千年的敦煌古城,已失去了它往日的特色与韵味。)至晚9时,我同宿白、李承仙才离开敦煌县城,10时回到千佛洞宾馆。当晚还有在敦煌文物所工作的北大考古专业学生马世长、樊锦诗来看望宿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