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羌山来”。
这是一张羌族风情歌曲影碟唱片的名称。唱片由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录制出品，是“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规划《走进西部》大型音乐风光系列之一。唱片由13首反映四川羌族风俗民情的歌曲组成。第一首歌名“贺兰山”，是对民族英雄，对曾经在贺兰山麓建立西夏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李元昊的一首颂歌。
羌族，作为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它和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西夏王朝的党项羌人有着同族的历史渊源。据宁夏银川晚报的记者采访报道：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桃坪羌寨人谈起宁夏，都很神往。他们说因为那里有羌族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有的说：“我们这里的羌族和党项羌人是一个祖先，党项人建立了强大的西夏王朝，是我们羌族人的骄傲，我们早该去看看。”他们想组织一个“寻亲团”，“去那里拜祭同是一胞的党项羌”的后人们。
一个现代的生活在羌山中的少数民族羌族，和一千多年以前从羌山迁徙而来的党项羌族后代的子子孙孙们，在一个被誉为“羌族之花”的“小龙女”的牵线搭桥下联结起来了。
2004年9月下旬，我应宁夏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赴宁夏银川市，参加由李范文先生主持的《西夏学大辞典》和《西夏通史》编委会议。9月22日晚，与会代表接到银川晚报社的邀请，参加他们在贺兰山中，昔日大夏王朝皇家避暑林苑—“美丽的羌花绽放在神秘的西夏”的大型古羌文化与西夏文化的交流滚钟口贺兰山庄举办的活动。夜幕降临了，快到山口时，抬头望贺兰山像一匹棕色的骏马奔腾在天际。进入滚钟口，黑黢黢的，灯光闪烁处便是会场。这次晚会由三部分内容组成：首先，放映一部由韩国人拍摄的反映神秘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桃坪羌寨的专题片，通过大屏幕投影出现在人们的眼中，拉开了这次活动的序幕。影片展示了神秘的羌族风情与民俗。接着，贺兰山滚钟口管理处的孙力主任展示了新发现的三处西夏皇家建筑遗址图片：巨大的莲花柱基、石卯、仿木制石榫等；另外还发现许多刻有西夏文字的石刻、锥形石碑。第三，举行迎接“小龙女”仪式，请出远道而来的“羌族之花”、“小龙女”和她的妹妹笪笪表演羌族歌舞。
被称为“羌族之花”的“小龙女”，本名龙小琼，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桃坪羌寨羌族人。她本来在大城市有一份优越的工作，但为了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富裕之路，对有着羌族“历史活化石”之称的桃坪羌寨，率先进行保护和开发。作为共青团四川省青联委员，她曾光荣地出席过共青团十四大会议，这是我国羌族历史上第一个共青团中央代表；曾为到桃坪羌寨参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导游和解说。这位羌文化的守护者对古羌人中优秀的一支——党项羌建立的西夏王朝以及其博大神奇的文化心存浓厚兴趣，一直想来这里调查、祭奠、“寻亲”，这个想法和一直对本土文化给予大量关注的银川晚报社不谋而合。银川晚报社记者唐荣尧，足迹踏过党项羌族生活或势力影响的范围，行程遍及西部八个省区，发表了大量关于西夏的采访报道与调查报告。在四川西北部调查采访时，途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桃坪羌寨时，发现这里的开发和保护做得很好，并受到联合国官员和国内外有关人士的高度评价。当他得知龙小琼一直致力于羌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并且想到银川考察观光时，他建议将龙小琼的银川之行赋予文化、经济、旅游方面合作的新内容，这个建议得到了银川晚报社的重视与批准，举办了这次活动。
这是个美丽的秋夜。神秘的羌寨风情、神秘的“小龙女”、神秘的西夏文化交融在一起。一个激情与学术同在、浪漫与狂欢共存的夜晚，出现在贺兰山的记忆里，也被它收藏。
9月23日上午，“小龙女”在孙力及银川晚报社人员的陪同下，一起踏上莲花山，在元昊行宫遗址前，按照羌族人的习俗进行了隆重拜祭。经过对贺兰山滚钟口旅游资源考察后，“小龙女”代表桃坪羌寨保护区决定和滚钟口管理处进行旅游合作，双方正式签订了旅游发展合作备忘录。
不到一年之后，2005年8月16日至19日，在宁夏银川召开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个由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蔡世勤先生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副州长谷云龙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十分引人注意。代表团成员包括四川省阿坝州羌学会会员，四川省民委及松潘、安县、理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茂县及甘肃岷县的专家、文化工作者和地方官员共三十多人。“小龙女”龙小琼以四川省羌学委员会副会长的身份参加了大会。“风从山寨来”影碟作为代表团的礼品赠送给每一位会议代表。
羌山和贺兰山终于走在了一起。
2008年是中国人大悲大喜的一年。5月12日，我国四川西部地区在山崩地裂中，数万人走进了天国，其中有上万人是羌族同胞。自我从事西夏研究以来，川西地区是我计划中考察的重点地区。退休之后便成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地了。在2008年的酷暑里，我每天从报纸和电视里寻找寄托和安慰。望着每天官方统计的伤亡人数，心里冷飕飕的，不能平静。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那些羌寨同胞的下落，只能在悲痛中沉默着。
6月初，一本有关川西羌族的书摆上了我的案头，我为之吸引，并一字一句地读者它，消磨哀思。借此机会，我也介绍给广大读者。书名是《羌在汉藏之间》，副题为“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题前标明：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8年5月第一版。著者：王明珂。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4年以来，多次到川西地区进行羌族田野调查。主要研究范围是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北方游牧社会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关于这本书，我在这里引用《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25日的《书评周刊》中刊登的本报记者王洪波的专访文章中的一段话：“《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无疑是一本严格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其主要读者应该是民族史、人类学等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不过，这本几乎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地同时面世的著作，注定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因为该书所描述和研究的川西羌族的聚居地正是这次震灾肆虐的地区，汶川、北川、茂县、理县……这些如今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地名，一一出现在书中，格外刺目。”
“当今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人数在三十万左右，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也就是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另外，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乡镇人口被识别为羌族。”该书开篇即写道：“据报道，在汶川大地震中，共计有两万多羌族人去世或者失踪，占羌族总人口数的10%，另外，川西羌族人民的财产、文化也在这次地震中遭受重创。目前，灾区重建工作已次第展开，如何帮助这个‘云朵上的民族’从灾难中恢复，如何拯救与保护羌族文化，也成了有关各方非常关注的议题。”
王明珂先生在本书出版时，于2008年5月20日写的追记中写道：“希望这本书能让世人多了解羌族，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存在对世界有着极大的贡献。十几年前我初入羌族地区时，一回与羌族朋友们在汶川聚饮，酒酣耳热之际，我突发豪语：‘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换来羌族朋友们的热切回应：‘大家为羌族干杯！’”
好的，让我们为羌族举杯祝福！
为与消失的古党项羌同根同宗而硕果仅存的现代羌族举杯祝福！
踏着历史的风尘，我来到黄河边上。
河南省东北部，黄河岸边，北宋王朝的腹心之地的濮阳县，这个当时与西夏王朝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地方，在20世纪末，则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西夏热”。原因是在这里发现了西夏遗民。我在本书第五章“王朝遗梦”中做过简要介绍。
1999年春天，河南濮阳县政府举办一次地方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内容是继当地发现《大元赠敦武校尉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碑石之后，因乡人又献出了杨姓家族祖藏遗书《述善集》而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和群众性的保护历史文物活动。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黄河上游北岸，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处。濮阳历史悠久，是一个拥有5000年古老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定都于此，故有“颛顼遗都”之称。1987年，在县城内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的蚌壳堆塑龙虎图案，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濮阳县因此被授为“龙乡”称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怀抱中的这方沃土也曾被古代少数民族的血汗滋润过。在濮阳县城东古代圣贤柳下惠、柳下跖故里的柳屯镇（柳下屯）杨什八郎村的古金堤南有一处墓地，数座墓冢尚存。墓前神道石碑多已淤埋地下。墓地南部竖立的一方石碑，碑铭题为“大元赠敦武校尉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乡人简称“唐兀公碑”。这是当地杨姓族人的祖坟墓地。上世纪80年代初，由碑铭内容引出杨姓族人珍藏六百余年的祖藏遗书《述善集》面世，并由此引发了一个中古时期党项羌族所建西夏王朝兴亡、民族融合的话题来。据说当地杨姓居民世代相传，都知道他们是元初南征时定居于此地的元封唐兀氏唐兀公之后，《唐兀公碑》成为族人代代相守、悉心呵护的祖传遗物。每遇战乱，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之时，族人便把碑石埋藏地下，逢太平盛世才使其重见天日。最近的面世当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其时国家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1984年重见天日的《唐兀公碑》，躲过“****”劫难，成为族人“寻根”的依据。他们根据《杨氏宗谱》和祖藏《述善集》，认为其祖先既来自元代赐姓唐兀氏，他们就应该属于元王朝的蒙古族，故希望政府认定和改变其民族成份。此事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故有前文记述的历史学者和专家的考察研究。结果是认定当地杨姓居民正是西夏王朝灭亡后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现在都已成了汉族。
杨姓先祖唐兀公随元朝皇嗣南征，收金破宋。战后携家人居黄河边上的杨什八郎村。这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过程的典型。《唐兀公碑》则成为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濮阳县杨姓族人尊崇祖先，更尊重历史，欣然接受了这一事实。1985年之后杨姓族人在政府的支持下集资修建碑亭，成立了保护小组。1986年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8年3月修建了永久性的标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和《中国文化报》、《河南日报》以及历史文化书刊中都对此事作了报道与介绍。1997年4月24日，濮阳县政府在柳屯镇召开了《唐兀氏家乘》及《述善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1999年4月24日，濮阳县政府更邀请北京、宁夏、甘肃、河南等地的专家学者共聚濮阳，召开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在柳屯镇杨什八郎村举行了隆重的“复制唐兀公碑揭碑仪式”。会议期间，在黄河岸边广阔的原野上搭台“唱大戏”（河南地方戏）六天，以示庆典。这次会议之后，由当地政府出资编辑《述善集校注》和《述善集研究论丛》两本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11月出版发行。
下面我要再用一些篇幅对迄今为止我所了解到的关于西夏王朝后裔的信息作一些简略客观的介绍。
（一）2001年，笔者在撰写的《元代唐兀氏与西夏遗民》一文中介绍说：“据笔者得到的讯息，1997年12月间，一个由云南省宣威市余姓发起的《铁改余蒙古族研究会》（简称《蒙研会》）的地方性社会团体在当地正式成立。在届时召开的‘第三次铁改余蒙古族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铁改余蒙古族研究章程》、《徽记》，该研究会设有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据称，这次会议有百余人参加，分别代表了云、贵、川三省28个市、县220个乡（镇）九万多余姓族人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共同商讨续修《宗谱》、恢复蒙古族族籍事宜。由此看到对这些地区这部分余姓家族族别的研究是既重要又严肃的一项学术课题。”（载何广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在上文中我根据一份资料统计，所冠名称为《铁改余宗谱》的族谱，仅云南一地就有12种之多，都称其始祖为元代铁木真或铁世义。或直接称其余姓族谱为《蒙族源流》。我在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即“西夏后裔应犹在”中曾经指出：“在族谱《蒙古源流》中多附会‘铁木改余’之说。我认为此余姓仍与余阙之元唐兀氏一系有关，绝非‘铁木真’蒙古部族之后。但在元末明初入川之蒙古族为逃避农民起义军之打击和明朝对蒙古贵族实行‘诛九族’的镇压措施，可以设想有一部分从湖广地区迁入四川的蒙古族附唐兀氏之大族‘余’为姓，以求生存。这是很值得讨论的。”
（二）2000年第4期《宁夏社会科学》发表了云南省委办公厅朵舜年所撰题为《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的足迹》的文章。文章介绍朵舜年的先祖是西夏崇宗李乾顺、仁宗李仁孝时的著名学者、宰相斡道冲。斡道冲之孙斡扎箦，掌西夏国史，西夏末年任西凉守臣，后降成吉思汗，任中兴路管民官。斡道冲之曾孙朵儿赤，元世祖忽必烈授中兴路新民总管。曾两度调任云南廉访使。其子朵仁通，任云南行省理问，掌勘核刑名。孙斡玉伦徒（又作朵伦），字克庄，以《礼记》举进士，有文名，著诗文50卷。为修纂《宋史》的23人之一。斡道冲的后裔自朵儿赤开始改为朵姓，在史籍中有的将“朵”写作“多”、“窝”等。朵舜年据《朵氏宗谱》统计，其后裔迄今已繁衍至24代，数千人，主要散居在云南昆明、禄劝、武定、大理、丽江、玉溪、东川、昭通及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多数务农，部分人在工商企业、文教医药单位及党政机关工作，有的于近年前往欧美等国学习或工作。
（三）2005年8月中旬，我在宁夏银川参加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收到了会议代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磁涧高中讲师李春光先生赠送的一份打印书稿，即李春光编《元大元帅李桓》。书稿介绍道：1968年，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南李村乡十甲里村平整土地专业队，在平整西河背钱搭地柳树沟坟茔时发现了此坟中墓志铭一合。志盖上用篆书刻有《明忠义官李公墓志铭》，被村民运回保管。1985年，由中学教师、族人李寿光和李尽忠辨识抄录铭文。墓主李仲，生于明成化癸巳七月六日（1473），卒于嘉靖丙申二月十四日（1536）。其子李学易立墓志铭。铭曰：“孤远祖讳恒，为元太祖总管。至世祖升副元帅，赐以宝剑，与宋合兴讨金人。恒子讳三毂轸征吐蕃有功，升吐蕃元帅。居洛阳西三十里拓元城。三毂轸子讳钦祖，仍袭旧职。我太祖高皇帝改元，钦祖解元帅印，隐居新安城南十五里，今为新安人。”据史书记载，李恒父李惟忠，夏亡降元，从经略中原有功。后镇淄川，故为淄川人。李恒祖父李承祯为西夏国元帅。曾祖父为西夏王朝第七代皇帝襄宗安全。李春光先生经过十多年的搜集资料，调查考证，认定李恒就是《元史》有传曰“其先姓於弥氏，唐末赐姓李，世为西夏国主”的那位元朝大元帅。从而认定现在生活在河南洛阳市新安县南里村乡十甲里村李姓居民，同宜阳县石陵乡柳树沟村李氏长门族人同为中国中古史上建立过西夏王朝的皇族后裔。据书稿记载，李春光先生于1996年12月，在同族同乡亲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十甲里村《李氏宗谱》的创编工作。
这里不妨抄录书稿中题为“西夏李氏先祖姓氏沿革概况”中关于世系年份的文字：
“我祖党项拓跋赤辞于贞观九年（635）与唐结为姻亲，并出任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可为始祖。到1996年，由笔者创《李氏宗谱》计13世。如此1996-635=1361年，按20年为一世，共有68世。
李恒生于1236年，1236-635=601年，计30世，即李恒为30世人。
嘉靖丙申年（1536）由李学易为其父李仲立墓志铭显示，李学易为最后一世，那么从恒生年到立铭之时，共1536-1236=300年，应为15世，即李学易为45世。
1996年新创《李氏宗谱》计13世，共260年，可上溯到1736年，即1736-1536=200年，为10世，中空续。
如此推算，李继迁为20世，李元昊为22世，李永平（新谱之首）为56世，李春光为64世。”
从1999年到2004年，河南《洛阳日报》、《洛阳晚报》、《洛阳史志》、《新安文史资料》等报刊，分别以《西夏古党项族后裔在新安》、《新安有西夏王族后裔》等标题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也派人来进行拍照和报道。
李春光的书稿在最后指出：“目前，我族1130余李姓同胞，虽是党项之后，却以汉语、汉俗、汉文化同国人融合在一起，和平共处，爱国友民，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振兴民族精神，共同发展中华文化。”
（四）2008年11月，一部新上市的历史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它就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党益民创作的《石羊里的西夏》。关于这部历史小说有众多的作家和著名评论家给了高度评价。著名评论家雷达说：“党项后裔作家党益民，常常陷入追怀西夏的痴想，复活党项人的秘史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情结。作品从平易写实进入，撩开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由一具小小的石羊的闯入，开启了‘白高大夏国’的神秘历史”。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说：“西夏王朝覆灭八百年后，一位执着的党项作家企图复活党项人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这部诞生于汶川大地震数月后的奇异之书。从书中我们得知，汶川、北川一带是党项羌文化仅存的一块保护地，生存在那里的羌人原是党项羌人的正宗后裔。”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说：“八百多年前，党项人的西夏王朝被强悍的成吉思汗消灭，一个王朝就这样一去不复返。然而，历史的记忆却没有因此消失。作为党项后裔的作家党益民，在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生动描述中，再现了一个王朝或金戈铁马、或似水柔情的神秘历史。”在这里我没有引用这些评论家关于这部历史小说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的评价，仅仅是反映这位党项后裔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挥之不去的情结。2008年11月2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本报记者舒晋瑜的文章，题目是“党项后裔完成祭祖之作，不讲辉煌反揭伤疤：党益民痛写西夏王朝伤心史”。记者引用了历经十年精心打造这部历史小说的党项后裔作家党益民的话：“我没有选择书写党项辉煌的立国和历史上的几次大盛世，而是选择了党项民族的‘败走麦城’。我是想揭开党项民族的疮疤，去探究神秘覆灭的奥秘，给现在的我们一点思考。”“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想告诉大家一段鲜为人知的西夏覆灭的历史，还想通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亡成败，反思人类的共同命运。”
当然，我写这段文字还是为了寻找党项后裔党益民身世的信息，也仅据本书提供的信息。在《石羊里的西夏》第50节，即最后一节“远去的党项羌人”中，作家以本书出场人物的身份与教授对话中谈到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下落时，作家问：“您是说，在现在的蒙族、回族中，也有我们党项人的血统？”教授说：“是的，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蒙古人中，有四分之一是唐古特人，也就是党项人，他们分为上唐古特、下唐古特、黄河畔唐古特和布热沁唐古特。更多的党项人则逃亡到内地和青藏高原。其中一支逃亡到陕北的横山、米脂一带，后来逐渐向南迁移，很可能就是你们这一支。”作家说：“据我们《党氏族谱》记载，我们的祖先是西夏皇族的一支，西夏灭亡后，先人们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隐姓埋名，沿当年迁徙之路逃回陕北，之后又逐年南迁，定居在关中渭北地区。先人们为了让后世记住自己是党项人，改为党姓，一直沿袭至今。我们祖先由最初的一支后来繁衍成四支，组成四个自然村，成‘南党’、‘北党’、‘西党’、‘东党’。再后来，这些村子又陆续融进了别的姓氏，党项人逐渐被淹没在其他民族之中。”教授说：“陕西、甘肃一带的李姓、刘姓、雷姓等等，当然还有你们党姓，许多都是党项后裔。陕北无定河流经的米脂县殿市乡有个村落叫‘李继迁寨’，相传李继迁和李自成都出生在那里……”
作家党益民提到的《党氏族谱》，让我立刻想起上文李春光书稿中提到的《党氏族谱》。李春光的书稿中有一篇题为“中央电视台来人了”的报道，文中说：2002年10月3日下午“在我家等候北京客人的寒鸦村党氏西夏党项族后人一同接待了来客”；4日中午饭后“由我带路驱车东到寒鸦，在此对党氏家谱进行了全拍〔本谱中有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序中指明本党姓人为西夏党项族之后〕”。文章末指明“寒鸦”的地点，想来也在河南的新安县境内。
《党氏族谱》或《党氏家谱》都为我们寻找西夏党项后裔提供了新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