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朝遗梦
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铁骑，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立国近两百年之久的西夏，把这片广袤的领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据史书记载，从1205年至1227年的22年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六次征讨西夏，最后一次途经六盘山，身罹重病，竟未能等得一个月以后的胜利，病逝于清水县行宫。蒙古军“秘不发丧”，诱得李献城投降。因此蒙古军队在进攻西夏国土时所进行的毁灭性屠戮是可想而知的。史载蒙古军至灵州，焚城，有30万居民被杀；攻占盐州川，搜杀西夏居民，“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元朝秘史》载蒙古军进入兴庆府后，下令对西夏居民“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的灭绝政策……
这当然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西夏人在国亡后并没有被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军杀绝，元朝的西夏遗民唐兀氏在元朝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早在成吉思汗被蒙古诸部推为大汗的前一年，公元1205年，就发动对西夏的第一次征讨，俘虏了大量的西夏居民，凯旋而归。归附成吉思汗的西夏将领为他再征西夏立下了汗马功劳。元朝于西夏故地设西夏行省，元世祖忽必烈特别赏识西夏人才，“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试用之”。西夏上层靠投归、建勋以及子孙承荫世袭步入元朝官场，唐兀氏成为色目等级的统治民族之一。有元一代，唐兀人在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各种统治机构中担任要职，并都作出重大建树，为巩固元王朝政权做出巨大贡献。其事迹，仅《元史》为作传者就有三十多人。
元代的西夏遗民主要居住在西夏故地，从元代起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及回鹘人。汉人、蒙古人主要是屯垦军民；除原居的回鹘人外，这时又有从中亚迁来的******教徒，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逝，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也就逐渐融合到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中去了。我在本文中且把目光放在去寻找那西夏亡后，因避难流离、充军调迁、做官任职而离开西夏本土的遗民的下落。
A.西夏灭亡前即有一部分西夏人迁居中亚。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公元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命去中亚谒见成吉思汗，抵达原花剌子模国都邪米思干城（前苏联之撒马尔罕），看到城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说明这时徙居中亚的西夏人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成为回纥人所依附的对象。另据元虞集《道园类稿》记载，在西夏曾中过进士的曲也怯祖之子阿波古，从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征中亚，至撒马尔罕，“领番直，主弓矢鹰隼之事，而治其人民焉”。西夏人阿波古镇守此地，世代定居中亚，必然是同当地人民融合了。
B.西夏灭亡后，蒙元统治者多次把西夏故地的居民迁往别处，史籍不乏记载：世居宁州（今甘肃宁县）之西夏人中奉公李天佑，成吉思汗占领宁州后，他“犹为其国执戟，即以上命徙家大同”，李天佑“乐其国土旷夷，稍治赀产”。西夏人刘容，西夏亡国后，被徙于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旗境）……后遂为云内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七月“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今陕西西安）”。三年十一月“敕河西民徙居应州（今山西应县），其不能自赡者百六十户，给牛具及粟麦种，仍赐布，人二匹”。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徙甘、凉御匠百余户于襄阳（今湖北襄樊）”。据《至顺镇江志》及《至大金陵新志》的记载，在今江苏镇江市和句容县元代都有西夏人迁来定居。
元代有由唐兀人组成的军队，如质子军、宿卫军和镇戍军。这些军队都离开西夏故地。其中有元朝派驻各地由西夏人组成的镇戍军人数较多。有元一代，元朝政府曾多次在西夏故地签西夏遗民充军，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地（新疆且末），与汉军、新附军杂居耕植”。至元六年（1269），西夏人昂吉儿“率河西军一千三百人”守信阳城（今河南信阳），以后又驻镇庐州（今安徽合肥）。至元十二年（1275），世祖下诏，以伯颜阿术所调河西新签军3000人还守庐州。直到元末，庐州地区仍有西夏人组成的军队驻守，余阙在庐州时曾看到这里“一军皆夏人”的情景。至元十六年，世祖曾调河西军1000人戍斡端城（今新疆和田）。成宗时“河西之人居鄢陵（今河南鄢陵县）者万家，号炮手”，“冀州（今河北冀县）管内河西军户，间处村乡”。
世祖于至元十八年（1281）设立“唐兀卫”为元皇家宿卫军之一。唐兀卫设立之初即“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以充之”，当时有西夏军人三千。唐兀卫是皇帝亲军，多安排守卫京师各门，其后人留居者成为京畿居民。
迁居内地的西夏遗民有相当一部分是曾先后分别归附南宋、金国的西夏人，他们在宋、金灭亡后都当然成为元朝的属民。史载，西夏灭亡前，夏国出使金国的使臣，精方匦匣使王立之，未及还国，夏国已亡，金朝委任他主管西夏在金朝的降户，从西夏故地迁其妻、子到金，赐以上田千亩、耕具等。王立之官于申州（今河南信阳），管理当时居住在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申、裕（河南方城）等州的夏国降户。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这里的原西夏降户又成了元朝统治下的居民。
钩稽史籍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迁入内地的西夏遗民分布范围极为广泛，今已查到可靠线索的，除一部分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国已遍及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西藏等地，其中尤以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最多。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大量的唐兀人上层在京师做官定居，以及“唐兀卫”军的留居者，使京师大都及其附近成为西夏遗民的聚居之地；史载，蒙哥汗在位时曾把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及草地两万余户作为食邑赐给对蒙元立过汗马功劳的西夏人察罕，察罕死后又追封为河南王。西夏皇族，神宗故太子李德任之子李惟忠，夏亡后被宗王合撒儿收养，后为元朝多立战功，淄川王分地，以惟忠为达鲁花赤，佩金符。其子李恒，袭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后子孙世居山东，成为威名一时的大族。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界已开始注意到对元代唐兀氏即西夏元代遗民的探研，主要著作见于清末屠寄（1856—1921）所撰《蒙兀儿史记》；柯绍（1850—1933）撰《新元史》等，其撰《氏族表·色目氏族》均列出唐兀氏。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著作中所统计仕元之唐兀人有六十多个。1983年出版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中收录了《元史》及元人文集，《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元史类编》中有关唐兀氏的资料，订正考补，提供了史籍所见较为完整的元代唐兀氏史料。汤开建据元明史料所撰《元代西夏人物表》，列出元代西夏人物三百七十多人，记其爵里、官职、事迹等。近二三十年来，有关元代唐兀氏的碑刻资料不断有新的发现，如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河南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河南浚县《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河北保定《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等，都是记载唐兀氏在当地的宦绩与世系延续的，这些都是研究西夏元代遗民的珍贵资料。
作为色目人之一的唐兀氏在元代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西夏上层人物在元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为维护王朝的统治竭尽心力的同时，也为西夏民族自身的消亡创造条件。这是不以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元代参与修撰《宋史》的党项人斡玉伦徒，面对凉州孔庙中从祀的先祖斡道冲之画像，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遗像斯在，国废人远，人鲜克知”的哀叹！定居安徽庐州的唐兀氏上层余阙，对当地来自西夏故地的戍守士兵，深深忧虑，说他们“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但西夏故地又如何呢？他也不得不承认“今亦莫不皆然”了。余阙寄希望于元朝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即派遣官吏到河西去变已变之俗，“以复于古”，这当然是徒劳的。余阙不是已改汉姓，成为元代大儒，终以忠君报国，为元王朝殉难了吗？迁居各地的唐兀氏和当地蒙、汉等民族通婚，失去了本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成为地道的当地民族与居民。元末文人杨维桢在其《西湖竹枝集》中有一首诗写道：“河西女儿戴罟，当时生长在西湖，手弹琵琶作吴语，识得吴中吴大姑”。生长在江南的西夏后裔们，在他们身上已找不到一点本民族的气质和习惯了。
明朝建国后对少数民族采取强迫同化政策，如下令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等。《大明律》卷六《蒙古色目从婚姻》条规定：“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不许蒙古、色目之本类自相嫁娶”。从元到明，西夏遗民走过了从自然融合到强迫同化的民族融合道路。入明后，西夏遗裔的踪迹已若隐若现，难以捉摸，只能从历史记载的缝隙中寻找它的蛛丝马迹，如我们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到有明洪武五年（1372）西夏人主持刊刻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河北保定地区发现的刻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西夏人所立西夏文经幢；陈寅恪先生为王静如《西夏研究》序中称，他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看到馆藏之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藏文《甘珠尔经》上面写有西夏文字。可以说明，直到明朝晚期仍有通识西夏文字者，这当是西夏苗裔。这是迄今我们在文物文献上能寻找到的明代西夏遗民存在的信息。
C.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西夏遗民被融合、同化于他民族中。现今是否还存在纯粹而未被融合的单独发展的西夏遗民问题，较早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敦和美国人保尔斯曾相继在四川木雅地区作过调查，提出这里居住的是蒙古军征讨西夏时，南徙川、康地区的西夏党项遗民。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曾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南来建立新邦称作“西吴甲布尔”（西夏王）的后裔。这部分人于明代“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嗣斩而绝，传世几五百载”。四川大学吴天墀教授在他1982年版的《西夏史稿》中对此问题作过如下的阐述：
“当蒙古铁骑进侵西夏，大肆蹂躏的时候，西夏居民有的向境外逃走……另一支大约是从事畜牧生产，带有朴野精神的以党项人为主的蕃族，他们向着辽阔祖国的南方冒险长征，经过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县拆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县以南，九龙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本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传说。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这一批从战火中逃奔出来的西夏群众，他们选择的路线，据我们推测，最可能的一条是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木雅的。因为这一条路线，沿途有着丰美的水草，对大队人马的旅行不致成为问题。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下进攻大理，蒙古骑兵便是渡洮河，分作三路，通过四川省西北部草原地带向南推进，最后会师云南省。其所穿越过的吐蕃境域可能就留有西夏流亡者的足迹。这个事实证明了大队人马在这一地区的通行完全是可能的。因此木雅地区迄今留存着的西吴（夏）王时代的遗迹和故俗，是特别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的。西吴（夏）王的子孙凭借这个边裔小政权，默默无闻地与蒙元王朝平行地存在一个世纪之后，在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有阿旺甲布参（或译昂旺加村，《四川通志·武备·土司》作阿克旺加尔参）曾参加助讨明玉珍，立有战功，公元1408年（明成祖永乐六年）被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圣祖康熙三十九年）因绝嗣才停止世袭。这个古代边裔小政权的出现，正如辽亡后耶律大石远奔到中央亚细亚所缔造的西辽国家一样。木雅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时间比西辽几乎长达六倍。”《西夏史稿》对邓少琴先生提出的关于木雅西吴甲布尔即南来建立新邦的西夏王一说，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作了注释与补充，同时指出：“假如我们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经历四百七十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就无疑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但是，假如我们给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情形也就自然完全两样了。”
我认为吴天墀教授的提法是十分谨慎的，对洋人与前人的调查结论应当重新审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几次准备到木雅地区调查，都因故未能成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等曾深入木雅地区调查。李范文教授的调查“历时百余天，行程近万里，经三州，十五县，获得丰富原始资料”。尔后，发表的调查报告称《西夏遗民调查记》，其中说通过此次对木雅地区居民的调查，“发现了西夏灭亡后南徙的木雅人”，“他们是西夏灭亡后南徙康定的西夏遗民”。所谓通过“深入实地调查，终于发现了这个民族”云云。同时《调查记》也申明了这次调查“主要精力放在语言调查上，而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去调查做得很不够，深感遗憾”。其实该《调查记》不过是在前人结论的基础上，对木雅地区历史名称、现有地名、民族及风俗习惯的史料阐述和客观介绍。据悉，近几年来，西南民族学院陈宗祥教授、北京图书馆黄振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聂鸿音教授都注意于对木雅地区居民和民族的研究。如聂鸿音教授已发表了《勒尼——一种未知的古代藏缅语》、《藏史史籍中的木雅诸王考》，黄振华教授的《西夏龙（洛）族试考——兼谈西夏遗民南迁及其他》等文章，对木雅地区居民和民族与西夏先民和后裔的关系研究将会有新的进展。
E.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教授在其名著《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说：“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木雅的掌权家族在王朝覆灭和被成吉思汗征服该地（1227）之时，曾迁移到了藏地以北和昂木仁一带。该家族还把其国名（“北”）和与此有关的宗教民间故事也带到那里。”藏族学者桑珠先生所撰《西夏王族迁入西藏时间献疑》一文指出：石泰安书中所说“木雅的掌权家族”即是指在后藏拉堆绛地方落户的木雅司乌王族。拉堆绛在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境内。拉堆在阿里和后藏交界处，以雅鲁藏布江为界，分成南北二部分。拉堆绛意为拉堆之北部。这一支西夏人以绛昂木仁寺为中心，在后藏形成了一个较有势力的地方割据集团，是元代皇帝诏封的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桑珠先生据五世****喇嘛所著之《西藏王臣记》对这一支西夏人情况的记载，证明早在成吉思汗灭西夏以前，西夏人就已迁入后藏之拉堆绛地方，并与萨斯迦派建立了联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教授所撰《藏文史书中的弥药》一文称：西夏国被蒙古灭后，王统虽绝，但是其后裔仍存，并继续活动于元朝和西藏的政治及宗教舞台。西夏后裔不仅牢固地掌握政治、宗教方面的显要职位，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多吉衮布之子南喀甸巴，就先后从元朝得到“虎头第三宝国公”名号及玉印、“大元国师”名号及玉印。他在卫护萨嘉及昂仁诸寺方面极有成就，其孙辈还得到“司徒勤国公”及“灌顶国师”等职称。
F.现今居住在中国西藏境内和尼泊尔王国境内的夏尔巴人，据称是来自西康木雅地区西夏党项羌人的后裔。据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称：“关于谢尔巴族的起源，人们过去只知道他们来自西藏，但对具体情况不详。1980年8月至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乃文和张国英两同志经过在西藏的一年考察，弄清了夏尔巴族的起源。原来夏尔巴人就是木雅巴人，是党项羌族的一支。党项羌族的首领曾建立过西夏王国，蒙古族灭亡西夏后，党项羌中的一支向南迁徙到西康木雅地区，后来在忽必烈南征大理时，他们又逃离木雅迁往后藏，其中一部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达今天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又名夏尔昆布）。这部分人在索卢昆布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谢尔巴族。”
在中国西藏境内的这一部分人称夏尔巴人，分布在西藏地区的樟木口岸、定结、陈塘、定日绒辖等地，人数约一千余人。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王国境内的译作谢尔巴族，居住在索卢昆布、都得科西河谷以及利库科拉、金姆蒂科拉、逊科西河上游两岸、耶尔穆、帕克拉、比贡、劳布吉、工巴雄、噶里召、巴岗一带。此外在锡金、大吉岭、印度葛伦堡等地也有一部分，总人数约十万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