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1627),大明熹宗皇帝朱由校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天启在位七年,几乎做了七年木匠。他对明朝政坛唯一的贡献就是“培养”了一个叫魏忠贤的太监。魏阉专挑皇帝沉浸在“明式家具如何创新”的关键时刻汇报工作,天启照例锯斧家什不离手,不耐烦地打断话头:“爱卿自己去处理吧。”魏太监一时权倾朝野,人称“九千九百岁”。
天启无子,按“兄终第及”的规矩,硕果仅存的五弟朱由检接皇帝位,即崇祯皇帝。那年他十七岁。
樊树志教授携百万字巨著《晚明史》之余力,用“学术超男”般的语言,又为读者奉献了这本有点另类的崇祯朝信史。
崇祯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举粉碎“阉党”,很让人感受到了点“少年英主”的风范。与魏忠贤斗智三个月,即将不可一世的魏氏击败。大规模的“清查阉党逆案”引来一片赞誉。当时的社会名士纷纷称颂崇祯“潜移默夺”、“天纵英武”,“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但是,走过二百六十年历程的大明朝到了这位“烈皇帝”手上,已经百孔千疮、风雨飘摇。
首先是官场腐败,不可收拾。有两个事例可作显证。一是明人笔记上记了这么一件事:皇帝要整修部分宫苑,请工部做预算。预算出来吓了皇帝一跳,咋那么贵呢?回答问题的官员显然“老吃老做”了,很惊讶地对皇帝说,现在做工程都要“二八开”的。皇帝不依不饶,“二八开”也不需要这么多银子哪?官员大概很嫌皇帝不领行情,再向皇帝解释,怎么够呢?发包商先要拿去百分之八十,承接商如果再层层发包,真正做工程的还不是喝西北风吗?“行情”居然是这样,你让皇帝老儿怎么治吧?二是崇祯一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宰相换得最多的,十七年里换了整整五十个。这固然和史家评价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性格有关,但五十个“内阁首辅”有才能的确实没几个,史家公认“会办事”的只有两个,温体仁和周延儒,可惜人品极差,都列在《明史》“奸臣传”里。正史写得明明白白,当边防吃紧的时候,温、周两人却在为谁当内阁第一把手斗得天昏地暗。皇亲国戚只顾敛财,一个太监愤愤地说:“江山都快没了,要这么多银子何用?”后来,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时,崇祯还想敲钟聚众,可是,除了和他一同吊死在煤山(景山)的太监王承恩,没有一个“朝廷命官”跑来“护驾”。宰相魏藻德和守城太监曹化淳早已商量好开城投降的事了。
另一个困扰崇祯的问题是“内忧外患”。朝纲不振,必定殃及百姓,偏又连年天灾,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最有影响的数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时,北方的后金(大清朝)迅速崛起,边关战事频频。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历史出给年轻皇帝一个古老的选择题:先“攘外”还是先“安内”?撇开冤杀袁崇焕不谈,史家几乎一致认为,崇祯这一次的重大失误最终断送了大明江山。当洪承畴等在中原活捉高迎祥,击溃李自成之后,却被崇祯匆忙调到辽东守关,给了逃入深山的李自成大喘息的机会。樊先生用一整章的篇幅再现了当年的金戈铁马。又详细追述了一群庸官如何忽悠崇祯,最终让洪承畴的一世英名在松山画上句号。这位“洪贰臣”在清兵入关后向大明臣民大开杀戒,这当然已是后话了。
樊先生借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作了一段精辟的感言。我理解的意思是,皇帝实在难当,历史定要让这个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无所不精,还决无犯错的机会。因为一旦犯错,代价便是整个江山的轰然倒塌!
穷途末路的朱由检最后反复唠叨的话让人顿生同情,他说:“朕非亡国之君。”又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明史》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
而且《明史》还评论说:“明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神宗就是崇祯的爷爷、那么怄气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崇祯的老爸朱常洛皇帝座位没坐热,仅一个月就死了。接下来就是崇祯的大哥天启。《明史》是清朝编的,评价不可谓不中肯。史家也评论说,有明以来十七位皇帝像样的只有三个,崇祯列朱元璋和夺侄子皇位的朱棣之后,居第三。但摊子再烂,总归是丢了江山,再怎么说自己“非亡国之君”又有啥用呢?
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的感慨:“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又想起了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还想起了西哲培根的名言:
“读史使人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