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州出的状元太多,城西木渎古镇上的“榜眼府第”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但这位屈居第二的榜眼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许多状元。
他叫冯桂芬。
二
冯桂芬进士及第的年份,让所有的中国人没齿难忘,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
那一年,一支大英帝国的远征舰队,凭借“船坚炮利”,在中国的领海上公然向中国的领土炮轰,并登陆占领中国的领土。这场史称中英鸦片战争的战争,从此掀开了泱泱大国屈辱的近代历史。直到一百多年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击败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一位名叫彭德怀的中国元帅郑重宣布:列强在海岸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而1840年的大清帝国,正从它的“康乾盛世”一步步跌落下来。1821年登基的道光皇帝,克己自律却刚愎自用,据说,他穿着打了补丁的龙袍上朝,并常常“勤政”到深夜。可他缺乏他的先祖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廿一清晨,新科会试、复试中式的士子们聚集在天安门前准备入宫,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三十二岁的冯桂芬就在其中。经历了十三年的科场拼搏,这位苏州才子走进了金顶红墙的紫禁城保和殿,这让多少一辈子皓首穷经而不得的士子羡煞!
没有史料表明,三天后道光皇帝是否亲自召见了一甲前三名的新科进士,只是说,东南沿海与英军的战事一触即发,典礼一切从简。
三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士子最普遍的生命历程。冯桂芬被授翰林院编修。本朝翰林院制度一随明制,每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一甲两三名则授正七品编修,大约类似当下的县处级,尽管只是闲职,但算是正式走上了仕途。
本朝的官场一承历朝,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场内行话叫做“人脉”。一棵大树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罩着同乡、同科或师生、老部下等等,一个“朋党”的词儿成了正史中整来整去的杀手锏。就在冯桂芬春风得意准备“货与帝王家”的时候,他的恩师林则徐遭到了贬谪。道光十九年(1839)春,广东虎门海滨燃起的那场销烟大火至今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好爽”。但大清帝国上下并不明白,断绝“夷人”资本攫取利润的生路比结果人家性命还要严重。更不会懂得,“全球化贸易浪潮”对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道光注定做不了他的祖上康熙的,果然,被人家坚船利炮一折腾,立马拿自己臣子开刀。
林则徐一倒霉,冯弟子至少赋闲三年。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的巡抚衙门,还静静地保留在苏州城一条叫书院巷的巷子里。就是在这里,冯桂芬随林公“抚署”读书,看林则徐如何“为吴中数十年之利”,免赋赈饥,兴修水利,林则徐的一番话对冯桂芬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以验群吏之尽心与否。如大吏之心先未贯彻,何从察其情伪?臣惟持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僚属求实际。”苏州人也忘不了这位“大吏”给吴中带来的好处,观前商业闹市至今矗立着感谢林公在苏州禁烟的纪念碑。
晚清世局,帝国“中心之国”的位置逐渐********。面对一向以为蛮荒之地“夷人”强有力的挑战,帝国核心“主战”和“主和”壁垒分明,不管冯桂芬愿不愿意,他的“人脉”和书生意气决定了他必然成为“主战党”。******先生分析说,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士的精神”,用现代话来说,既做“帮闲”又作“愤青”。《清史稿·林则徐传》就事论事的评点有几分像样:“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言和言战,皆昧机宜,其祸岂能幸免哉?”也就是说,帝国到了那个份儿上,战也罢,和也罢,都已经不可救药!
其实,在冯桂芬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位老人是不能忘记的,他叫潘世恩,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冯氏高中榜眼的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完全是冯桂芬的运气不好,在他两次即将升迁的关键时刻却因父母去世丁忧。第二次,已是咸丰即位,广罗贤才,潘世恩力荐林则徐、冯桂芬等四人,年轻的皇帝甚至还召见了冯桂芬。但历朝对官员尽孝的考核非常严格,前朝名相张居正身后被清算的一大罪状就是“不丁父忧”。
这时,广西金田一个名叫洪秀全的乡村穷书生率众揭竿而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冯桂芬的后半生。
四
咸丰九年(1859),五十岁的冯桂芬辞官回到苏州。
史料记载,他是因触犯权要,流言缠身,看透世态,但实际上,这个太想为社稷奉献一切的士大夫实在是万般无奈。有诗为证。在京城“候补赋闲”,他写下了著名的《五十初度自题小影》和《五十初度小影又题》,内有四句:“有官五品勿卑小,有田十顷勿见少。人生五十不为天,何况余生犹未了。”什么是“犹未了”?明明是意犹未尽啊!
历史给了冯桂芬这样的机会。
咸丰十年(1860)初夏,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兵占领苏州。在太湖孤岛上颠沛数月,冯桂芬和江浙名士顾文彬、潘曾玮(潘世恩之子)、钱鼎铭等避居上海。就是这群落魄士大夫的“乞师之议”改变了天国后期的战争格局,更主要的是,一个后来左右帝国政坛数十年的晚清重臣脱颖而出,他叫李鸿章。
由冯桂芬执笔的《公启曾协揆》洋洋数千言,显然打动了清军“最高司令长官”曾国藩。他让幕僚李鸿章回安徽老家招募军队。结果,淮军登陆上海并击败天国主力,奠定了李鸿章的政坛基础。
冯桂芬和李鸿章的交情从此开始,并延续到子辈。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冯桂芬去世,李鸿章亲撰墓志铭,并在为冯氏建专祠的奏折中归纳了冯桂芬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其有功于地方,尤在沪上乞师、苏省减赋二事,吴民至今称道不衰。”历朝苏松地区赋重,朱元璋公报私仇,更是“其重十倍”。冯桂芬尊母训,几乎一生为“减负”奔走,最终在李鸿章这位江苏巡抚手中解决,所以他对儿子冯芳缉说:“平生宏誓大愿于是始了,可慰吾母于地下矣。”
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李氏帮助下完成的。但有史料表明,作为晚清最为务实的官员,李鸿章如此看重冯桂芬,还是因为冯桂芬洋务思想对他的影响。
木渎老友周菊坤著《冯桂芬传》,对冯氏在洋务思潮中的地位有一评价:“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写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冬十月,当时,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尚未成熟,王韬还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中做翻译。于是,《校庐抗议》就成为最早问世的洋务思潮的唯一代表作。”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记下了读到《校庐抗议》的感想:
“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
然而,观念的演进总比世事的变幻要艰难。曾国藩“多难见之施行”的冯氏高论很快被他门生李鸿章推动成一场永载史册的洋务运动。冯桂芬的著名论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庐抗议·采西学议》),成为洋务经典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
这场被海外学者称为“自强运动”的帝国强盛梦想,却在1894年的甲午大战中灰飞烟灭。这一年,恰是冯桂芬谢世二十周年的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