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沙家的女人——众家姆妈
关于沙氏兄弟的革命经历，知道的人不算少，但是，在他们革命光环身后的女性们，除了陈修良之外，知晓的人则不算多。然而母亲，我们都身为女性，自然更能体会家与妇女人的关系。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家中怎么是可以没有女人的呢？没有女人的家就不是一个家了。即便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也必然有女性同在。沙家的女人就这样走进了沙氏兄弟的生活，与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但凡略知道沙氏家族革命往事的人们都知道，沙家的男人们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沙家的女人亦有卓而不群的传奇生涯。在沙家的女人中，要说谁首屈一指，跳出来的必定是一个名字：众家姆妈——陈馥。
我一直就有这样一种愿望，想要再重述一遍这位伟大的女性。十八年前我就知道有一个“众家姆妈”，我甚至把她的某些故事、包括她的某些身世气质写入我的小说，但我真正了解这位众家姆妈，还是今天，重走沙村之后。
从家族关系之中看，陈馥是陈修良的母亲，沙文汉的岳母；从沙氏家族革命史上看，陈馥为始终如一的革命者；而如果我们要拍一部关于沙氏家族的影视作品，那么，陈馥是一个最好的角度，她应该是那个自始至终的叙述者和亲历者。
“众家姆妈”有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不是陈馥。她原姓袁，名玉英，她的丈夫姓陈。旧中国的妇女，结婚后一般用丈夫的冠姓，袁玉英嫁人后就成了“陈袁氏”，一般人表示对她的尊敬，则呼其为“陈师母”。1925年五卅运动后，她投身于革命运动，成为所有革命者的母亲，因此被称为“众家姆妈”，她自己的名字倒反而再没有人称呼了。
1939年7月，她在上海出资租了一处房屋，作为共产党江苏省委机关，户口册上需要名字，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无论真名袁玉英、还是随夫名陈袁氏，都不能够再用，众家姆妈临时取了个“陈馥’之名，“馥”与“福”同音，陈馥之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来，陈馥并未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也算是个有钱人，还是个举人，但他无意仕进，且追求财富，也算是个宁波帮里的人物吧。
陈举人在宁波开设当铺、钱庄、药店，有许多房屋、土地和现金，照他的外孙女陈修良的叙述，她的外祖父算得上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
这个守财奴除了爱财如命之外，还重男轻女，道德败坏，甚至逼迫他的妻子、也就是陈馥的母亲自杀身死。陈馥是他的三女儿，自然就非常痛恨这个不人道的专制的父亲。好在幼年时还能够追随在她的祖父身边，攻读诗书。但亦好景不长，17岁时，凭着媒妁之言，嫁给陈修良的父亲为继室，从此她就再也没有踏进自己的娘家。
众家姆妈断了自己的娘家路，却成了许多革命者的干娘，她常说：为富不仁，宁可贫贱，也不能去仰仗豪富的鼻息。
作为一个女人，陈馥实在称得上是红颜薄命，嫁了一个继弦的不第秀才，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之后不久，年纪轻轻的丈夫就去世了，从此更年轻的寡妇守寡一生，抚养遗孤，从一个封建家庭到另一个封建家庭，度过了她的青春。
青年寡妇陈袁氏从不讲究修饰，穿玄色衣裳，吃粗茶淡饭。家有薄产，还有房屋、商店、土地等，但主持家政的是则是婆婆的婆婆。她也是孤孀，加上公公也早已去世，因此，婆婆也是个寡妇。这三代孤孀守着几个儿女度日，本来还是可以温饱的，不曾想这个婆婆的婆婆竟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残忍而又变态的女人，因为她的孙媳妇陈馥生下一个男孩，她怕孩子长大了，要继承遗产，便买通接生婆，把孩子淹死在血盆中。后来她又变卖了许多不动产，家境渐渐衰落，她的孙子、也就是陈馥的丈夫为此受刺激太深，竟抛下孤儿寡妇，忧郁而死。
总算又熬了几年，曾祖母逝世，大家族分家，陈馥这一家全靠她的勤俭和祖上的薄产度日，家族中的土豪劣绅见孤寡可欺，便利用前母所生之子，私自串通，变卖家产，强占侵夺，以致涉讼。讼事不能迅速了结，弄得家无宁日，后来连家中的什物也被陆续抢走，最后连老屋也被他们私卖了。如此内忧外患之际，陈馥的父亲突然打上门来，要这个嫁出去就不曾见过面的女儿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因为他认为女人抛头露面，对簿公堂，是最不体面的，所以只好出此一策。陈馥二话不说，拿起笔来，立即在声明上签字，她说：“我们本来没有关系，一刀两断吧！”
陈馥识文断字，喜欢读书，陈修良童年时，母亲经常谈白莲教、红灯照和义和团农民运动的故事给她听，从不教她学刺绣、缝纫、编织，只要她学诗文，读书明理，还不知道多少次朗诵秋瑾殉难时的诗句：“秋雨秋风愁煞人”，使人感动神往。陈家是世代读书人，有许多藏书，陈馥喜欢看《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小说，还读生理卫生书籍，这些科学书是从牧师、教师那里取来的。她很想学科学，可惜命途多舛，只好望洋兴叹。陈家早巳订有报纸，五四运动时，她受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很深，对时事很感兴趣，国内外大事在这个孤苦的家庭中，逐渐传播下革命思想。从五卅运动开始，她就投身了参加了运动。
1924年，宁波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中共派张秋人到宁波建党，领导群众反帝运动。1925年3月，中共党在宁波开办了启明女子中学，这是宁波地委的所在地，也是宁波反帝反封廷斗争的大本营。启明女中开始设在醋务桥，学生四、五十人。五月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启明女中首先响应，全校学生罢课，上街游行，进行反帝宣传，积极参加了宁波各界的五卅运动。陈家母亲和两个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参加了运动。母亲成了同志。
五卅运动后，陈修良被女师与地方当局开除学籍，到外地求学。陈馥和陈修良的姐姐仍然留在宁波，师生们经常找已经入团的姐姐，陈家就成了党团的活动场所。一开始大家都跟着大女儿叫陈馥为“姆妈”，后来又不约而同地叫她为“众家姆妈”，意思是众人的母亲。所以，从1925年开始，陈馥就被人们称为“众家姆妈”了。
从1926年开始，陈馥在宁波的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地下工作站。是地下党开会、接头和印刷秘密文件的场所。她甚至把革命行动延展到了杭州，1927年，她在杭州荷花池头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这样杭州、宁波两地房屋，都由她出面租赁，未引起敌人注意。
陈馥可以说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浙江的核心层工作人员，但她竟然没有入党。1927年北伐胜利时，有不少人是劝她入党的，她则认为不入党比入党更能为党工作，且更能安全为党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预见是正确的，在国民党大规模“清党”和屠杀共产党员时，因为陈馥没有暴露身份，得以继续为党工作。
1927年4月11日，国民党“清党”大屠杀的序幕拉开，杨眉山(市党部代表)王鲲(总工会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当夜，共产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次日在小教场召开市民大会。正在万分紧急关头，众家姆妈左臂缠着白布，来到会场(培英女校)报告国民党反动派叛变消息。原来陈馥通过关系，探知司令部即将派人去搜捕全城的共产党员，并实行夜间宵禁，没有白布缠臂的一律扣押，她立即向党的机关送信，但在地委机关内找不到负责同志，急得她终夜不眠，到处寻找，当她找到培英女校时，已是深夜，大家正在开会。她带来白布条一束，说这是当局的暗号，有此可以通行无阻。这次事变，众家姆妈首先获得情报，宁波党组织得能紧急应付，迁移机关，隐蔽干部，没有遭到大损害。
为营救杨眉山、王鲲，陈馥奔走呼吁，佯称杨眉山是她的家庭教师，王鲲是表侄，她本着慈善心肠，要求探监，当局信以为真，只许送东西，不许保释。六月间，敌人决定杀害杨、王，而且用刀砍头，恢复了封建王朝最野蛮的屠杀人民的极刑。陈馥得讯，悲痛之极，在行刑之前，亲自送进一席丰盛的酒肴给两位同志告别。党组织写了八个大宇“坚如钢铁，重如泰山”的小纸条，陈馥用锡纸包好，放进一条鱼嘴内，悄悄地送进牢中。杨、王二烈士终于死于敌人屠刀之下，他们的遗体由陈馥出钱收殓，还以济难会的名义，给他们的家属送去了安抚费。
1928年，众家姆妈自己也被捕了，被抓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她的被捕不是因为她的不谨慎，而是因为她那个前夫之子的诬告，罪名是她为共党五省妇女部长。因为她根本没有加入共产党，所以关进去后，就把架子做得很大，好象一位有钱人家的太太，经常有律师来探监，一些政治犯以为她是敌人派去的暗探，大家不敢接近她。她在牢内毫无畏惧，十分镇静，没过几天，就被律师保释出来了。此后她更大胆地为了共产党的事业奔走于沪杭甬，且始终未被发觉。
1932年，因为叛徒告密，她的女儿陈修良和女婿沙文汉差点落入敌手，俩人只得决定流亡海外，转移到东京。他们在国外的费用，由陈馥全部承担。
谁也不会想到，此时她手中意外有了一笔现款，竟然还是她父亲死时分得的一部分遗产。
她父亲本来早已登报宣布同他女儿脱离父女关系，可是在病危中，这个死要面子的前清举人却预先写好“生赠据”，分好了他的财产。原来这个封建富翁，一生积蓄钱财，目的是为了给儿子，他怕他女儿在他死后按法起诉，要求子女平等分配，所以在断气前，一定要亲自处理。留出十万元银元，四个女儿分享一份，每家得二万五千元。
陈馥对女儿说：“我并不想做资本家，但钱是有用的，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能诉讼，速战速决为上策。万一出事，得不偿失。”就这样，她回到了她永远不想回去的娘家，见了她痛恨的父亲，同意“生赠据”所写的内容，并且签了字，汇了二万五千元现金到上海。她拿了这笔钱，继续作为革命的活动费，首先是用来作为女儿女婿的“逃难费”。
这个沙家女人是如何度过一生的呢？从1930年开始，陈馥就患了严重的青光眼疾，右眼在长期艰险生活中不知不觉早已完全失明，左眼轻一点，但也几乎失明。时常有可能被捕和牺牲，但她毫不畏惧，经常备有一个小包袱，内有日常用品和钱钞，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她就带着一生追随她的保姆阿黄姐和外孙女沙尚之一同出走。
1949年5月，上海终于解放。陈馥的神经因为长期过份紧张，功能失调，血压也很高，猛一听解放军终于进入市区，如释重负，顿时全身神经麻木，足足有半年时间，患了神经性胃病，一吃就吐。她说：“一生的希望是中国人民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现在终于解放了，胜利了，我可以瞑目而死了。”
作为一位中国的女性，革命难道仅仅是抛头颅洒热血吗？那是要比牺牲生命更为艰忍的奉献。这些中国最卓越的女性，在感情上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又有多少后人知晓呢？
陈馥的命运和她女儿陈修良的命运交错相溶，不可分割。而陈修良的命运又和沙文汉的命运交错相融，不可分割。然而，我们很少提及与陈修良一母同胞、同辰共生的另一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馥的另一个女儿、陈修良的双胞胎姐姐陈维真。
1907年，就在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不到一个月之际，陈馥生了一对双胞胎，陈维真是姐姐，陈修良是妹妹。双胞胎少女时代都参加了革命，1925年，陈维真在宁波上中学之际就加入了中共青年团。大革命失败之后，她随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帮助党组织和团中央机关搞地下交通与联络工作。
而陈修良革命道路的跑道却是从文化开始的。15岁时陈修良成为她同学家庭教师的学生，这位老师正是大名鼎鼎的沙孟海。接着，她就成为老师的四弟沙文威的崇拜者，因为那时的沙文威，已经是宁波学界的学生运动领袖，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为中共党员徐玮。然后，又因沙家老四沙文威的关系认识了沙家老二沙文求，1926年她与沙文求结伴同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在那里，她的革命之情开出了第一朵浪漫之花。她认识了当时的广东团省级机关杂志《少年先锋》的总编辑李求实（1903-1931李伟森），并与他建立了恋爱关系。1927年，在武汉，她由向警予介绍入党，并成为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冬受党组织派遣，20岁的陈修良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李求实则被派往广州担任团中央南方局书记，这短暂而又甜蜜的爱情从此不再重现。两个月后，因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受到党内错误处分的李求实又回到了上海，在众家姆妈陈馥的帮助下，开始了翻译苏联文学，并负责主编党报与《上海报》。
就跟我们从书本与电影里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革命常常会把不相识的男女青年凑到一块假扮夫妻，然后就成了真夫妻。李求实好象也是这样，为工作方便，1928年，经组织批准，他与秦怡君结婚。三年之后李求实牺牲，名字与左联五烈士的名单排列在一起，年仅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