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经历使沙氏五兄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艰苦斗争的忠实缩影，沙氏故居中不仅仅沙氏兄弟出生的痕迹，更留下了他们为了革命奋斗时留下的足迹。
四：兄弟共生的家国情怀
我们一般以为，沙氏兄弟一家，除了大哥沙孟海是大文化人，大书法家之外，其余一律均为革命家。我们一般以为，革命与艺术，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革命是暴动，艺术是美；革命是铁血之火，艺术是缠绵之水。我们知道沙氏五兄弟手足情深，但我们一般多以为那是因为他们乃一母同胞的血缘。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从文化背景的共同性上去认识他们呢。
今天看来，文化与审美上的高度共识，正是沙氏兄弟共生同在的精神背景。
正是在这次采访之中，我第一次读到了沙文求生前所画的一幅虎图。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竟然是烈士亲笔所画。如果烈士不是在24岁时就牺牲，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画家。沙文求的诗也写得极为出色。诗书画，为中国传统文人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在沙氏兄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个家族亦有她的家族文化史，这在沙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沙氏兄弟的祖父沙忠禧，从贫苦中脱颖而出，晚年已发家升为富农。儿子沙孝能（字可庄，号晓航），是四乡八里闻名的乡村中医，除精通一般医术外，性喜文学、书画艺术，在诗、书、画和篆刻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而沙氏兄弟的母亲陈岭，则是一个贡生家庭出身的闺秀，在旧中国的乡村，这两夫妻就算是文化人了。
1914年，被狂犬咬伤的沙孝能不幸病逝，年仅39岁。当时沙孟海兄弟五人，最大的弟弟不足10岁，最小的只有1岁。知书达礼的母亲绝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入秋，大儿子沙孟海考入不收学费，伙食费减半的宁波省立第四师范，沙孟海的文学和书法根底，就在这时期真正打造成。师范未毕业，沙孟海的书法在宁波已小有名气了，成了鄞奉一带民众的书法明星，每到婚嫁喜事，造房上梁以及迎春过节，求他写婚联、柱联及匾额者络绎不绝。
1922年11月，沙孟海随带恩师冯君木的诗卷和信件乘轮船赴上海，出任家庭教师，从此迎接他的是又一个艺术新天地。那个历史时期，他所交往和学习的，都是如康有为，吴昌硕这样的大文化人，好朋友中还有宁波同乡陈布雷，这与他后来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可以说，沙孟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靠文化谋生的文人典型。从他19岁始，他的几个兄弟就靠他卖文鬻字养育供读，直至成家立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如父”的最经典解读。
大弟沙文求(1904～1928)比沙孟海小四岁，两兄弟气质却完全各异。老大温文尔雅，静如处子；老二壮怀激烈，动处脱兔，自幼个性刚强，尚义好勇。老大从小在父亲身边调教长大，老二少时就读的是本村的沙村小学。在村里，他是一个有名的孩子王，经常组织儿童玩械斗性的游戏，而且，每斗必要取胜才肯罢休。有时难免有些闪失，其他孩子的父母亲便带着孩子上门告状，母亲总是责备自己的孩子闯祸。村里只要谁家的孩子做了出格的事，沙文求总逃脱不了干系。我们可以想象少年时代的沙文求满山遍野到处奔跑、精力过剩的矫健身影。
他的妻子王弥回忆起他的夫君，他走起路来总是昂首挺胸，脚步铿锵有力，是个文武双全的书生。当年四弟沙文威体质孱弱，走路体式微弓背，沙文求嫌其精神状态不好，常趁其不备，从背后将膝盖顶住他的脊椎，双手扳住他的双肩，向后使劲一拉，令其挺起胸来。四弟经常哭着向母亲告状，母亲拿起扫帚就追打文求，他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习武的文人总能高人一筹。沙文求平日精练少林拳术，从不间断，又常阅兵家之书，精通少林国术，还曾想报考军事学校，想以学到军事上的知识和技能来报效国家。
沙文求读书亦有选择，专爱看历史及历史小说，尤其喜爱看孙武、戚继光等诸子兵家著作，特别景仰民族英雄，乡间私塾儿童游戏，用纸板做孔圣殿，他也做，但中间供的不是孔老二，而是荆轲、聂政等刺客的图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沙文求在平时的交友中，特别注意接近那些讲道理、有志气、有作为的人，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但凡发现那些人，都记在自制的小册子上，并且还计划要组织一个团体，把志同道合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在社会上发挥一些作用。
王弥从邻村奉化的王家山嫁到沙村，从小裹足，沙文求对这种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非常痛恨，不止一次地在妻子面前指责这种非人道的制度。村里的年轻妇女经常上他家串门与王弥聊天，陈述裹脚疼痛难当，沙文求鼓励她们松开裹脚带。日后，凡受不了缠足之苦的姑娘，都偷偷的躲到他家里去，松开绑带，暂时减轻痛苦。
沙文求让我想起了这样一类人，是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所说过的，当他看到世界上那些人欺压人的情状时，他会气得浑身发抖。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沙文求和智利人格瓦拉一模一样。
1920年秋，“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年，沙文求由兄长资助，考入宁波名校效实中学。在校时勤奋好学，尤爱体育运动，精少林拳术，运动会上的长跑、跳高、跳远的冠军或亚军，往往为他所获。他又是校武术队骨干，善使花刀、梅花枪、单刀拐。少年时代，他文武双全的个性与气质已非常鲜明，他能诗作画的家族人文传统已经彰显。1924年文求从中学毕业，次年春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学校被查封后，他即刻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家乡沙村成立沙村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夫人王弥至死都记得他回到家乡时对她说的那句誓言：“眼前就是一扇铁门，我也要将它砸破！”
1926年暑期，沙文求在上海居住了两个多月。当时正是北伐战争开始，党组织号召青年赴广东支援革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开始北伐。22岁的沙文求，响应共产党关于支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从沙村来到遥远的广州，考进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所有生活费都由沙孟海供给。他一面读书，一面做学运工作，次年任共青团支部书记。从此再没有回到他山青水秀的江南故乡。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开始捕杀共产党人。事前沙文求已预感到征兆，前一日就在写给他大哥沙盂海的信中说：“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之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是反动的预兆”，“完全是要消灭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消灭改组以来的国民党之革命精神，是要勾敌以戕我友，是要摧残革命底主人翁农工，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资本主义底路上去，到封建政治——军事独裁底路上去。”
在工作之余，沙文求提笔作画，在一张自画像中，题诗以抒发革命意志。他写道：“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君之情。飞步东行，愿君莫驻；瞿塘三峡，愿君莫躇”。
正是在如此隐密和危险的地下工作中，沙文求改名为史永，并和其长兄依旧保持着热线联系，他会时常跟大哥通信，并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写在纸上。1927年12月18日，他在给大哥的书信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近数日来广州无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沦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天之天为地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无所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天地之地以照临斯民耳！”用如此传统文化的笔墨来传递如此革命的信息，兄弟之间尤为知音。
不久沙文求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秘书长，1928年8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害于红花岗，时年不过24岁。
沙文求牺牲时育有一女，妻子王弥终身未再嫁。20年后，王弥为他在家乡筑建了衣冠冢。大哥沙孟海做墓联曰：苍天不可问，去者日已疏。而他的战友和弟弟沙文汉则续大哥的墓联赋成一诗：苍天不可问，去者日已疏。白骨今焉在，英魂岂此居，宿仇恨未雪，国贼誓当除。吾志仍如昔，魂其得慰诸。
站在高大的银杏树下，思索沙文求短暂而绚烂的一生，放眼周遭的群山，都曾留下他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而登临的脚印。想起他常常一个人到家乡附近的山上去露宿，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大哥：在福泉山上露宿，清晨起来，远处雾气缭绕，太阳从东方升起，他背着阳光，身躯变得又长又大，伸出手去，他的手影可以撩到几个小山头，真是奇观！
这就是沙文求的情怀！这样一个人物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如夜空中升起的灿烂明星，他与生俱来的宏大气势，决定了他那卓尔不群的短暂一生。
相比于沙文求，沙文汉（1908-1964）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具体得多了。母亲，您应该记得，他去世以后被葬在杭州南山，墓地曾经就在父亲的碑墓旁边。以往每年我们去南山为父亲扫墓，都会经过他的墓前。您和沙文汉是共历过那个时代的风云的。“反右”那一年您已经从部队转业了，分配在浙江地方工作，而沙文汉那时候正是你们的省长。不久，因为跟在别人后面随大流给领导提了点意见，您的档案里被塞了一条对您极不利的内容，好在您没被打成右派。而沙文汉打成中国最大的右派，您是知道的。那是一条震惊中外的消息。1957年春天，他跟随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梅家坞的茶山中接待了苏联领导人弗洛希罗夫，几个月之后的夏天，他就被打入另册，直到几年后的离开人世，年仅55岁。
十八年前的沙文汉是以完全的革命者进入我视野的，今天的沙文汉则以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进入我的心灵。十八年前我就读过他18岁时写给二哥沙文求的诗《大江》：一波未息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百折千回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如果说那时的阅读角度是革命的话，今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的恰是人生。在和平的年代里，这样的诗章依然具有深刻的终极意义。
三弟沙文汉比二哥沙文求又要小4岁，他禀承了二位兄长早慧的天赋，5岁就进入了本乡的梅溪小学读书，并且和他的长兄有着同样的爱好。他爱好诗文，书法，小小年纪就喜欢画梅花。只是8岁那年父亲一病而亡，所以9岁时他就辍学在家务农了。这一种就是5年的田，但务农之余，他从不忘记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学习汲取，尤其想往成为一名有义好德的英雄豪杰，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言志》，乡村老师读后，一言就为他的未来定了乾坤，曰：“此儿非凡。”
沙文汉成年后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可他幼年时却又黑又瘦，被人讥为“小黑炭”。他本是大哥沙孟海一手资助培养出来的，但在精神上他继承的却是二哥文求。1925年，沙文汉才15岁，就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二哥是同一年入的党。1926年7月，18岁的沙文汉从中学毕业了，大哥沙孟海为他安排好了工作，到青岛明华银行做职员。沙文汉回绝了长兄的安排，却聆听了二哥的召唤，回沙村接替文求工作，担任了沙村的党支部书记。
事实上，沙文汉的职业革命家生涯，自此已经开始了。革命因为错误路线的引导，进入了盲动阶段，他的二哥从广州写信来给他，说：“雄大的胆量是可贵的，但不要以这一点而自满，应更求技术之精良，增进原有的胆量，更求知识之充实，使在行为上完全和一只猛兽有所区别，猛兽是很容易落陷的，最怯弱的人还是要笑它。”对他的教育颇大。而二哥牺牲之后，沙文汉亦担当起对大哥的安慰。兄弟之间的这种手足情怀，绝非因为革命而绝情，反而更加深厚。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艰险的地下革命斗争，使沙文汉常在南京大哥家养病掩护。沙文汉一生从来没有被捕过，一方面由于他本人机智勇敢，另一方面正是他大哥沙孟海的保护和支持。
相比于十八年前，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为什么沙文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对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我想起了30年代就被沙文汉赏识、80年代被陈修良推崇为思想家的顾准的一段话：“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沙文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这样的人文命题，内里蕴含着对现实深刻的文化批判，是从他多年来革命生涯中用血泪生命体验出来的精神遗产。
他探索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产生的根源，在深层次上认识与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传统上一直实行专制与集权统治？为什么中华民族常常表现出对上的盲目服从的奴性，非常缺乏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制度如此森严，难于破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