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近代革命史中大名人比如鲁迅、蔡元培、邵力子、许寿裳、夏丐尊、竺可桢、陈建功、范文澜等浙江籍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东蹈浙地,少不得登禹陵,下兰亭,进三味书屋,入大通学堂,访蔡元培故居,去邵力子家乡;谒轩亭口鉴湖女侠就义处;继以敬仰之心朝周恩来祖居,浙江革命志士、豪儿侠女,奔走于历史长卷中,呼号鼓吹,栩栩如生,真个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余姚,河姆渡,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之地,黄宗羲、朱舜水、王阳明和严子陵的故里。中国革命烈士中有个叫杨贤江的共产党人,余姚人,“一师”毕业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夏衍先生在他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说:“‘4﹒12’政变之后,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激动焦躁不安,唯有杨贤江,每天一张作息时间表,几点钟吃饭,几点几分背英语,几点钟做体操。“后来的人分析说他的思想是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是以宋儒理想学家处理生活的态度和近代西洋的实践思想混合起来,作为担负中国启蒙运动的心身训练的基础。在这个革命教育理论家身上,有着一种近乎于炉火纯青的镇静、安详、严肃和坚韧。夏衍先生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革命的光明远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贞、既不焦躁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质,体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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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甬钩沉,又听到亲切的石骨铁硬的宁波话了。宁波,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签定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一百多年来你从未海定波宁。宁波是充满了革命气质和造反精神的地方,当年我参加高考时有一道名词解释的考题“黑水党”,说的就是晚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宁波民间水上狙击队。被压迫者的反抗使这块土地的呐喊此起彼伏。在宁海有王锡桐造反,在鄞州,咸丰年间,则发生了有关张潮清等人的三次冤狱和两次起义。宁波,送出了船王包玉刚,送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随之送出了遍布全世界的宁波帮商人和黄埔军校生。但是切勿忘记宁波百年革命中为中国奉献出的优秀儿女。母亲故乡早年的革命青年常常怀有热烈理想、他们是智商很高、聪明绝顶但又忠诚不渝的人。
在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参观时,似乎出于一种亲情的天然趋势,那个面容消瘦的暴动专家卓兰芳首先抓住了我的心。我凑近去看解说词。是的,绝没有错:奉化松岙村人,我外婆的同村人。外婆也姓卓。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我母亲家族的人说过,这个60年前牺牲的人,和我外婆是同姓同族同村人,就住在离我外婆家不远的地方,一眼就可以望到。这使我突然激动起来。和母亲做过的职业一样,卓兰芳曾经是一个贫穷潦倒借酒浇愁的小学教师,自号“懒放”。而革命,究竟以怎样一种摧枯拉朽起死回生的力量,使这个懒懒散散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一变而为一个行动主义者,一个在钱塘江两岸不断点燃革命火焰的暴动专家的呢?革命在改变历史进程的途中,又怎样彻底改变人们的命运呢?
我现在可以理解19岁的母亲——一向谨慎而节制的女学生,当年何以只身出走投奔革命。我看见那个穿着月白色旗袍在夜幕下乱坟中疾走的绰约身影时,我也看见了以卓兰芳为首的我母亲的故乡宁波的革命者。
历史,还会重现1927年前后这样的严峻关口吗?突然间拉上的大特写,把抉择毫无通融可能地摆在每一个革命者面前。师生、亲友、恋人、父子、兄弟……,所有的人都面对分野:革命!反革命!再没有第三条路好选择。至关重要的是,你在选择道路的同时,也在选择生存与死亡。革命,是对一个人各个角度的无情的测试。
1927年,宁波的4·12政变,是从一个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名叫庄禹梅的举动开始的。由他担任主编的《国民日报》刊登了《王俊十大罪状》,引起宁、台、温防守司令王俊的勃然大怒,立刻就把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抓了起来。共产党人杨眉山和宁波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前去交涉,正好上了圈套,抓起来和庄禹梅关在一起。杨眉山本是个颇有声望的教育家,尤其注重女子教育。23岁的王鲲则是一个英俊刚正的邮局职员。6月,他们被判处野蛮的砍头示众之刑,刑前杨眉山握住庄禹梅手说:“你如不死,替我们报仇!”侩子手举起大刀,喝令王鲲把头低下来,王鲲道:“要杀就杀,绝不低头。”入暮,王鲲的嫂嫂和年仅11岁的小妹妹赶到刑场,用线把他分离的头和身缝合,送回故乡奉化安葬。
宁波共产党人牺牲时的惨烈当时全国有名。女共产党人胡焦琴被枪毙的时候,与她相依为命的妹妹焦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抱住姐姐死不放手。刑警把她拖回来,她又冲上去,这样来回数次,一旁群众哭声震天,敌人无法下手。最后把焦英踢昏在地,连开六枪,胡焦琴才壮烈牺牲。妹妹回家后,嚎哭数天,竟死。刑后两个月,正是胡焦琴预定的婚期。
另一位诗人董子兴,中共宁波奉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于1928年死于陆军监狱,王任叔亲为其收尸,整理狱中日记发表。他们都曾经是唯美的、在山泽湖泊旁吟哦的忧伤的少年,他们又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冲撞前进。诗人董子兴最终也未脱尽诗人的天真烂漫。1927年的“4·12”政变之后,他竟然还常把马列书籍借给他的少年同学——国民党奉化县党部组织部长看,结果反被告密。他被捕后,丈人一程赶一程,在绍兴追女婿。酒宴惨别,诗人尽兴而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推开杯子就走,走好远回头一看,押他的少年宪兵和他的丈人正哭作一团。
在这位第一任奉化县委书记29岁牺牲的同时,他的同乡卓恺泽,牺牲在湖北,当时正任团湖北省委书记。别看他年纪轻轻,正是这个华北大学的大学生启发引导了裘古怀、卓兰芳投身革命。此类青年,宁波大有人在,几十年来却少有人提及。有谁知大革命时期他们都曾叱咤风云,作多少石破天惊之举。且看那浙东崛起、广州从戎、日本游学、左联实务、宁波雌伏、孤岛苦斗、南洋流亡、星岛受命、四次婚变、五陷囵圄,一生完整地折射着本世纪70年代急遽变幻风云的大众情人王任叔,中国现代当代文人中哪一个有如他那样的经历?
1986年浙江省作协主席黄源与100多人来到奉化大堰巴人墓。“任叔同志,我们来看你了。”顿时秋风萧瑟老泪滂沱。1971年10月,林彪爆炸,被押送回原籍改造的巴人刚过了他的70大寿。孰知在侄儿家看了打倒刘少奇的文件,第二天就发疯了。他高喊:“打鬼!打鬼!你往哪里跑!”他用绳子把自己缚起来,对人说:“来,把我牵去。”他日夜坐卧不宁,跑进跑出。飘雪的严冬,穿一件裤头,赤脚半夜卧在山野雪地上。有时他跑到附近庙龙潭,隔着山梁翘望数里之外高岙村与后坂村,那里是王鲲与董子兴墓,他与友人在冥冥中对话。他死了,革命家、地下工作者、社会活动家、编辑出版家、国际主义者、印尼史学家、外交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散文杂文家、中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巴人,是七窍流血惨死的。年轻时他曾呼啸:我奔腾我狂啸,迎着漫漫的尘沙迎着浩浩的朔风,我以是知我终于将接近彼岸。死了,我们都能听到他的啸声。
宁波象山,出了三位大英雄:浙江省委书记王家谟(王小曼)、左联诗人殷夫、浙江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人、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
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有没有像王家谟这样的21岁的省委书记。20岁本来是一个多梦年华,我曾在纪念馆见过王家谟手绘的“建设革命的新象山之图”,还读过大革命时期他写的一系列思想精辟、文字洗练而十分老辣的理论性文章。1927年2月,王家谟与周总理、赵世炎、徐炜等7人被选为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委员会委员,那时他便已经进入了革命的核心。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钟情于那个年代,这些年轻的英杰交替升空组成绚丽悲壮的本世纪上半叶的星空。
在象山,还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没想到贺威圣的发妻姚瑞莲还活着,就住在故乡海上村。91岁。矮小个子,一头白发,左手风痛,右手拄杖,裹过的小脚,面目清秀神智清晰,她就是贺威圣的遗孀了。她陪着我们去山坡烈士墓,此墓巨大,一溜三块墓碑,贺威圣在左边,上写:舍己利人英灵不死,捐躯报国豪魄如生。殉难义士沪江大学毕业生贺威圣君暨配姚氏孺子之墓。
姚氏就是姚老太太,算一算,60年前,她就被刻在墓碑上了。
三个墓中全都先葬着男人,爷爷早死奶奶守寡。贺威圣在娘肚子里五个月时,父亲死,娘守寡。贺威圣18岁结婚,26岁牺牲,没有孩子,姚氏守寡。三代寡妇,清明上坟,每人一块墓碑,贺威圣的娘活活哭瞎了眼。
把婆婆和婆婆的婆婆都葬了,姚氏去上海当女佣,领了个养女,不甚亲。当一辈子保姆,老了,回乡,一个人做饭一个人过。
问抚恤金。有的。10块,12块,16块,现在92块了。
问丈夫的性格,姚老太太脸红了,双眼放光,说从前胆子太小,因为家中五代单传,格外宝贝,所以一个人不敢走路,必要妻陪的。后来入了党,当了杭州地委书记,胆子大了,发动夏超起义。失败后,被孙传芳部队逮捕,关在一起,还有个叫汪性天的杭州籍党员。敌人一叫名,两人争着说自己是被枪毙者,最后两人一起就义。临刑前贺威圣对侩子手说:“你给我打的好一些!”
贺有遗诗,写得气壮山河:汽笛一声动客愁,暮云江树路悠悠。
而今怕听骊歌起,未到晚钟且暂留。
扶桑鬼蜮君知否,大好河山黯锁愁。
壮士岂为儿女泣,要将投抉兴神州。
姚老太太太老了,从故居中搬出来,住到邻家去。她要自己料理生活,要烧饭、洗衣。她抓住我的手告诉我,她的手不行了,痛。我们拍了姚老太太在田间阡陌向墓地走去的背影,拍她颤着小脚驻着拐杖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丈夫身边的背影。我看到她的几乎要被绿色淹没的遥远的衰老的身形,看到她被风吹乱的白发。
我第一次感觉到,悲壮的革命也是令人心碎的革命,我第一次看到令人心碎的革命之残酷。看着老太太孤独地向丈夫走去的背影,感觉她那漫长的九十一年的长夜,我热泪盈眶了。
现在,我来到了杭州云居山,那白云的栖身之处,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所在地。云居山位于杭州市东南,与吴山比邻。晚明清初游山玩水的行家张岱曾说:“向言六桥有千树桃柳,其红绿为春事浅深,云居千树枫桕,其红黄为秋事浅深。”1664年8月,明末清初抗清领袖鄞州人氏张苍水被清廷押至杭州砍头。轿抬到西湖边,他命暂停,凝望凤凰山片刻,慨叹一声:“好山色!”复令轿抬赴刑场官巷口从容引颈。后人便把他埋在了与云居山毗邻的凤凰山下。
此刻站在云居山顶,放眼远眺,钱塘江,西子湖尽收眼底,不禁使人顿生一腔豪气。此地又使我不胜感慨,曾经有过那些美丽的夜晚,我和朋友们来此,一夜烛光诗与歌。呵,友谊、初恋、爱情与欢乐!直至东方既白,鸽子飞起来了,我们踏歌而归。那时我还不知道1919年至1949年间,浙江有18,000余名载入革命史册的牺牲者。我也没想到咫尺之外,有348名烈士在这宁静的夜晚倾听我们唱歌,凝视我们被烛光映红的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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