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基督教徒，马鑑在文化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传统学者和教育家，一向信奉孔夫子的“述而不作”，欧美大学所谓“不出版就完蛋”的说法，在他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周作人晚年所著《知堂回想录》中对此亦有评叙，他能准确地指出马氏兄弟共同具有的两点特性：一为待人谦虚，“虽然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二为治学严谨，“用功勤，所为札记甚多，然平素过于谦逊不肯发表”。照今天的评价，马鑑就是把全部心思放在教书上了。他认为教学必须使学生彻底明白了，不可敷衍塞责，尤其不可讲解错误，给学生留下不正确的观念或印象。所以他一有空闲，也是翻书本，找资料，青灯黄卷，孜孜不倦，目的却只为了编好讲义，上好课。不管这课文是否讲过，每次上课前夕，他都要认真仔细的准备，直到深夜，夫人郑心如则是“红袖添香”，必定坐在一旁陪着他。学生向他借书看，发现里面夹了许多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注解、心得。
马鑑的次女马彰曾经回忆说：“那时我还在小学读书，经常看到大学生们来我家与父亲讨论问题，或向他求教，他们在书房里一坐就是半天。我觉得父亲好管闲事，来者不拒，浪费了不少时间，何必呢？以后才知道，父亲除教中文外，还兼任辅导委员会主席，所以学生有任何问题都来找马教授。而父亲始终和言语悦色，不厌其烦地尽量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那些受益的学生，也是衷心感激。当我们离开北京迁居香港后，常有父亲的旧友登门拜访，道及往事。”
这是一个多么艰难困苦的时代，无论对祖国还是对个人。马鑑的教育救国理想一次次面临严峻的考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深重，高等学府无法再保持昔日的宁静。燕园里人人戴上了写有“耻”字的黑布臂章。燕大学生，首先以卧轨行动获得乘车权，第一批南下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救亡。马鑑和一批具有正义感的爱国教授雷洁琼、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容庚等人，组织成立“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救国会”。
国家国家，国与家密不可分。正是在那段岁月，马家也屡遭灾难。先是1934年8月，马鑑的母亲与世长辞，然后是仅隔半年，他的九弟马廉，也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此时二哥身体不好，四哥正在主持国家西迁工作，七弟尚自顾不暇，家中唯一能挑起家事大梁的也只有他。是年4月，马鑑向学校请假，护送母亲和九弟的灵柩，运回宁波，安葬在父亲的坟墓旁边。
真是揪心的事一件连一件，刚办完丧事返回燕大，没想到又有一件非常辣手的额外任务等着他——校方要他负责“百万基金”捐款事宜。
原来燕大是一所私立学校，财政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完全依靠教会和个人的资助。司徒雷登主管该校后，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其主要工作便是向有钱人募捐。他承认：“要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而且要向他们乞求。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使人紧张而疲劳的事情。我甚至得了一种神经性的消化不良症，这一症状，每次总是在我旅程完结时就消失。”他曾深有体会地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这和十二年后毛泽东的对美国政府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个美国驻华大使有多么大的区别啊。30年代前期，美国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募集捐款更趋困难。司徒雷登的目光，不得不转向中国人的钱袋，因此提出了“百万基金”的口号。毋庸置疑，要实现这一目标，比在美国艰巨百倍，可是司徒雷登却偏偏让毫无经验的马鑑教授来负责。马鑑半辈子教书育人，从来不和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打交道，他在中国大地上到处奔忙筹钱，募捐之事，简直是无从下手。幸亏他人缘好，有学生帮他结识了“山西王”阎锡山。阎锡山以绥靖主任名义，捐款一万元，马鑑此行，总算不辱使命。
望着马鑑先生那张温文尔雅书卷气十足的面容，我感叹万分地想：如果不是那次与他气质与学养风马牛不相及的筹款活动，他会离开燕园吗？马氏兄弟似乎都有同样的心理特质，那就是表面看去波澜不惊，却已在不动声色中做下了重大作为。事实上马鑑下的正是一个跨度极大的决心，离开北京，南下香港。
回首往事，上一次他在协和医学院待了整整八年之后离开，这次在燕京则度过整整十年。马鑑毕竟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要他遽然告别相依为命的兄弟，无话不谈的友朋，毕业未毕业的学生，立刻到这举目无亲，生活习惯和环境气候都迥异北地的香港工作，委实是太不容易了。有谁知道他内心的惊涛骇浪呢？马家兄弟，是一群把自己的内心控制在道德文章中的地道的君子，那些痛苦的抉择过程，马鑑是不会对人言的。
匆匆完成筹款任务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立刻离开了燕京，接受香港大学文学院的聘用，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由于行前匆忙，他启程赴港时同行者只有一个儿子，其余眷属都还暂时留在学校。
整整十年的燕京岁月就此结束了。在此之前，他的同事许地山和郑振铎已经辞职，而他的前辈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则早就离去了。
坐落于香港岛西部薄扶林道旁的香港大学，始建于1911年，港大中文系则于1927年成立，虽然如此，中文学院还是以英文为全部科目之最，中文专业知识，则与封建社会八股时代一脉相承，“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新文学，更是完全被抨诸课堂之外。1935年1月，胡适替香港大学争取到中英庚款基金拨助款项，校方特邀他来香港讲学并授予名誉学位。这位首先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之干将，自然对港大的文化气候非常不满，趁势提议请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来主持中文学院的改革计划。当时的许地山用“落花生”的笔名撰写问题小说从而名噪一时，港大自然欢迎。然而，主持改革的人最需要的便是管理才干，而诗人气质极浓的许地山在这方面恰恰又是弱项，恰在这时，马鑑为募集“百万基金”到了香港。老朋友异地相逢，自然是格外亲切。许地山便提请这位燕京大学多年的国文系主任，到香港大学来再度共事。
马鑑南下香港，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必然之行。此时，浙东文化中那种事功精神从温文尔雅的马鑑先生骨子里便迸发了出来，呈现为敢于超凡脱俗的胆识和善于审时度势的识见，他当机立断，接受聘请。博雅的马先生的到来，为香港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沙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马鑑颇有语言天才，宁波话、扬州话、北京话和英语都讲得相当流利。来港不久，他又能粗通粤语了。上好的龙井茶奉上，是为了热情接待香港文化新闻界人士，与学生的关系更是一以贯之的融洽。师生互答，如沐春风。上课时态度和蔼，有问必答，课间休息时，便拿出从家里带来的花生米之类的零食，请同学们品尝，一面继续交谈。座中学生大有成才之士，其中便包括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张爱玲。
然而，也有深切的痛苦伴随着他的香港生涯。首先便是恩师蔡元培先生的去逝。晚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于1937年底举家来港，给孤身南下的马鑑心灵以巨大的慰藉。蔡元培是马鑑的启蒙恩师，四十年前正是在他的指引下，马鑑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港期间，马鑑常去问候，看到先生生活清苦，想在经济上提供些许帮助，蔡元培说什么也不同意。相反对于马鑑所请却有求必应，曾为他的书房亲笔撰写一副对联：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马鑑教书育人的亲切嘉许。马鑑本以为能够与恩师在香港长此相守，谁知1940年3月突闻蔡元培逝世的噩耗，其悲伤真是无法形容。蔡元培灵柩举殡，他亲往执绋，步行送殡。祭奠之后，马鑑哀思未尽，打破自己“述而不作”的习惯，破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深情回忆师生之情。蔡元培的道德品格，早已融入马鑑的血液中了。诚如其子马蒙在他去世后所指出的“先生生前极为景仰蔡孑民先生，虽届晚年，仍不忘以蔡先生之一言一行为典范。”
是的，母亲，这正是我要告诉您的一个重要的心得，这些年来，我渐渐悟出了一种人格模式——蔡式人格。那正是以蔡元培先生为人格楷模的一种模式。通儒学养，大师气象，家国情怀，中和格局。这样的人格模式貌似绝不极端，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日常性情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偶有批评也总是留有余地，犹如冬日之阳。但一遇大事，则立见其刚强之性，发言行事，不肯苟同。举凡历史关口，他们实际上是真正有破必有立的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人格模式，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的国人真正应该大树特树的吗！
这些年来，中国人孜孜不倦以求于胡雪岩，曾国蕃，乾隆、雍正皇帝……，总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精神营养，为什么不从蔡元培这样的人格中去提取我们可以效防的精神品相呢？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怪乎蔡元培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马裕藻闻之哀恸有加，马氏兄弟们，正是蔡元培人格模式的忠实实践者啊。
又不到一年半，马鑑痛失挚友许地山。马鑑与许地山称得上是无话不谈，互相信赖的莫逆之交。他们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本想彼此携手，为香港教育扎扎实实做一番贡献，谁知天不假年，许地山的英年早逝，使马鑑再次打破“述而不作”的惯例，他义不容辞地为特刊写下了《许地山先生对于香港教育之贡献》。
太平洋战争的猝然爆发，使马鑑无法继续许地山的未竟之志。直至四十年后，他的儿子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以“兼读学位”和“校外课程”的方式，终于完成了父辈的遗愿。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竖起白旗，向日军统帅签字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马鑑的又一个重大抉择在这历史的关头完成，他要离开香港，到没有侵略者的地方去。
历史竟然会有着如此相似的重复，马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实乃遭遇了与其兄马裕藻同样的经历。马裕藻留守北京时，周作人曾一再上门拉其下水，被马裕藻断然拒绝。马鑑留守香港，亦被原港英政府首席华人代表所纠缠，此人在香港沦陷后第一个接受日军司令官邀请，在宴会上发表谄媚的致词，续而又自恃与马鑑是老相识，亲自出马，劝其共事，还派了一个马鑑过去的学生，天天来家里纠缠不清。马鑑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深明大义，又生长于浙东报仇雪耻之乡，视气节为生命，岂肯屈膝事敌，充当遗臭万年的汉奸？他断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马鑑之于香港，并非一无牵挂，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置存在“老学斋”中的藏书。
“老学斋”藏书，肇始于1916年去北京任教。马鑑一生别无嗜好，唯对书籍爱之如命，读书备课，就是他平生最大的乐趣。在京二十年，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便是东西琉璃厂。当时的马鑑，虽僻处西郊海甸，不可能像他的其余弟兄那么方便，但每逢周未，常常进城，一方面看望母亲和兄弟，另一方面，就是到琉璃厂淘金。
马鑑购书，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一生信仰教育救国，总是以“教书匠”自许，因而购书准则，不仅仅是合乎个人兴趣，更主要为了满足教学参考的需要。同时，马鑑教书，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像那些“专家”教师，一辈子只教某一门或二门课，他是“博而无所归”，讲授过中国文学史领域内的许多专题，因此，不光是笔记与小说，举凡唐宋以来的诗、词、曲、散文以及历代名家的诗文集，全都属于他收集的范围。当时书价颇合市场经济规律，涨落全看顾客购买的行情。大家都抢购的书，价格一哄而高，无人顾问的书则十分便宜。马鑑掌握了这个规律，不赶时髦，专挑价格回落的书买，天长日久，居然也蔚成大观，藏书多达一万一千余册。离京去港后，他志趣不减，继续收集不辍，至1941年底，又增加了四千余册。
马鑑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老学斋”。其含义有二：一是学无止境，“做到老，学到老”，这是他的生活信条；二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放翁，曾名其居除曰“老学斋”，晚年又辑成专门记录轶闻旧典的《老学庵笔记》，他对笔记文学情有独钟，乃想效法陆游，在这间“老学斋”记录平时见闻所得，将来编成一册《老学斋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