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你也太窝囊了，让人家一整，连个谎都不会扯了。有道是“男人不扯谎，婆娘娃娃没法养”，其实，说穿了，人和动物一样，都有一种天生的生存本能，这才叫生态平哩！还是个读书人，球，连我都不如。想到这里，马长存又来了精神。他很想挖苦一下刘亮。过去刘书记不愉快时经常训人，现在不是书记了，也让他受个骚气。
“那你就只好等着人家整了？”
“唉！”刘亮的眼泪又落下来了，“其实，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什么反共组织啦，给外国资本家通信啦，都是没有的事。有些事情是有的，六五年，我偷吃过食堂的两个馍馍，这我交代过了，可他们硬说我偷了食堂的饭票，偷了多少多少。这哪里有的，我是这种人吗？他们还说我是贼骨头反革命，天呐，辞典里有这种词吗？哼，老实说，当初就不该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要不是这几次运动，凭我的能力，早就不是这样子了。这帮土匪娃娃！”
马长存突然感觉到反胃口。人呐，多么让人难以捉摸。心没鸡蛋大，骑不上骡子还想骒马哩，看那熊样样，堂堂七品官，如今只剩下连鞋帮都没有的一双鞋，这种处境下，还想自己的官太小哩。驴日的，怪不得五八年要我们村第一个大炼钢，第一个在报纸上“放卫星”，怪不得五九年寒冬腊月天非要让我们大队第一个吃食堂！原来，农村工作搞了这么多年，心里就没有农村和农民，就想升官哩！看人家郭清明对台地的感情多深。还说啥土匪哩，驴日的，谁是土匪？那都是根正苗红的庄稼人的娃娃！这不等于也骂我吗？
马长存抿了下嘴皮，试试嘴里的痰多不多，然后要响响地给刘亮啐一口，再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甚至看都不看一眼。他是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因为他最反胃的就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东西。他曾不止一回地静下心来想过，从他当支书的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十几年来自己不倒的原因，是社员群众抬举着，是深厚的黄土台地抬举着。几十年来自己不倒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跟社员们保持了鱼水关系，把社员们的吃饭问题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一直到进入中年后，他才发现。其实，每一位干部的威信都是群众抬举起来的，失去了群众的抬举，干部连一名普通群众也不如。眼下的刘亮就是一个例证。
当马长存将一口口水挤在舌尖上准备啐出去给刘亮一点小小的报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刘亮实在是太可怜了。中国农民特有的同情心和善良使他又把那一口很浓的口水咽了下去。他很快装出一副没有那回事的样子，但他心灵深处是不能原谅刘亮的。驴日的，活该！可惜了老子的那双解放球鞋了。想到这里，他将一口痰响响地吐在地上，这就算是对自己上级的不满和抱怨吧。刘亮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你还能把他咋样？
“老马，你看我咋办好呢？”刘亮并没有注意到马长存刚才感情上细微的变化和举动，随便吐一口痰，本来是抽烟的人的一种习惯动作。“啊？”刘亮又一次发问了，可怜巴巴的。
马长存又来了精神。他最看不起遇到一些困难就垂头丧气的人。在他看来，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就如同寒冷的冬天，只要狠着心熬过去就是春天。眼前的刘亮他就有点看不起。可一想到一个原来的正县级干部跟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说话像徒弟讨教师傅一样，这又使他有了几分得意。嗨，这世道真他妈倒了个儿哩！他本来要转身大摇大摆地走的，可就在这一瞬间，他又软下心来，还是给这家伙出个鬼点点吧，不要看知识分子的学问和转肠多，关键时候是很难转过弯子的。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弱点。
“人家说你犯了啥错误你就满口答应，反革命，杀人，都行，反正你没干过那种事，只要甭枪毙，保住命就行。过了这个风头，你还是你，是书记的还是书记，当领导的依旧是领导，军队在共产党手里，谁也反不了天的。驴毛擀不成毡，野人当不成官，我不相信那几个胎毛还没有褪尽的造反派娃娃能把一个县的工作支撑起来。人家看见不好，这几块钱你拿着花。”马长存把口袋里仅有的十多块钱和几斤粮票塞给了刘亮，握住手安慰道，“老刘？要多保重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才走开去。
马长存又点了一支烟，咂了几口，弹了弹烟灰。黑夜中火星子闪了闪，就再也没有亮光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然后微微地苦笑了一下。他又回到了现实中。
一颗流星在银河边缘画了一条线，消失了，除了一瞬间的闪亮，没有留下一丁点可回味的东西。
唉！人的命运真像有什么东西主宰着似的。他这个庄稼人出身的干部，就没有弄清楚命运的主宰者。多少年了，他们台地上的人，就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没有找到自己的星座；又像浅山坡地里风干的柴火一样，被暴雨一冲，就不知冲往何处去了。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台地不灭他们不死，他们像台地上的脚户哥，用千层浪麻鞋底踏出了漫长的人生，找到了本该早就找到的生活归宿。其实，他们的归宿就在这里，就像那棵老柳树一样，台地上的人在悄悄地打发日月，生老病死，而它总是活得那么旺盛，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精气儿。村里的人都说，马长存很像那棵老柳树，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老柳树就是他的见证，那棵树底下开过千人大会，批斗过“右派”，以至到后来他要去县城革命，也是从这儿出发的。那次革命，他本来完全有可能混一碗公家饭吃的，可他就是不那样做，天生的骨头长成的肉，没办法。他的祖坟在这里，他的根脉在这里，他就是舍不得台地上养育了自己的乡亲，舍不得守了几辈子的祖坟。给乡亲们办点事，他心里稳当些。
历史，像发着紫光的旱台地。
时间，像无情的湟水。
马长存老了。借着台地上水土的好处，几十年来，他连滚带爬地生活过来了。看上去，他跟台地上的任何一个老农民没有两样，如果走在西宁的街道里，就是电影里的陈奂生进城时的那个样子。他就是比别的农民多了一些鬼点点，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才的话，那么这无疑是一种鬼才。有才不发挥，是傻瓜；没有才，装模作样，是小聪明。这是他自己说的，连刘亮都承认他是有才的。
就算是一种才吧。他就靠这种才活到现在，而且这种才也决定了刘亮的命运。那次，在雨天里教给刘亮的鬼点点，其实他早就给刘亮传授过了，只是刘亮在当书记时的顺境中没有注意到罢了，五八年有过，六零年有过……刘亮果真那么做了，“反革命”、“杀人犯”，他都承认了。他被征服了，农民出身的红卫兵娃娃们征服了过去万人之上的县委书记，感到充实、满足，就像那年月的学生娃子征服了自己最害怕的老师一样高兴、满意。然而，刘亮也从此迎来了自己政治生活中的好运气，和他一样，成了不败的将军，这是刘亮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运动过去后，全县的大队干部们都说，还是长存成熟，这么多年来稳稳地坐着支书的位子，可以跟刘书记相比。他嘴上不说，心里想：哼！刘亮咋能跟我比，他能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跟我的点化有关系哩！
当然，这种话在公开场合他是不会说的。他往往装出一副极为谦虚的神情说：“我个庄稼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咋能跟县委书记比哩！”
又一颗流星在天际画了一道弧线消失了。此刻，一阵轰隆隆的响声从东边的峡谷中缓缓传来，是火车，他知道是一辆货车，他能分出货车和客车的声音来。接着，眼前的草丛中一只野兔跑过去了。流星、火车、野兔，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里，它们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从来不迷信。只有不信任自己的那些傻瓜才迷信呢！天上消失几颗星，地上就亡几个人，完全是一种迷信的说法。照这么说，星星也分男女了，还能生小星星了。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有意和无意、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比如自己吧，要不是那三百多亩旱台地，现在还在这里干啥？说不定早就在沙发上看电视哩！再比如说刘亮吧，如果那天自己突然病了，不去县城，如果只给刘亮那双球鞋，不进行推心置腹的点拨，刘亮会变成啥样样呢？说不定早就让那帮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倒出肚粪了。那么，他还能活到今天？连许多中央一级的干部都没有跨过这个坎儿，他个县委书记有啥了不起。
唉，一切都是命运中的偶然和必然的结合。谁敢说不是呢。那天，马长存跟刘亮分了手，出了县一中门，走过河门巷的时候，就感觉到饿得不行，肚子里叽里咕噜地直叫。他摸了摸口袋，摸完了所有的口袋，没有摸出一分钱，彷徨中他才想起来把钱和粮票都给了刘亮。年轻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力气大，肚子也饿得快。“人是铁饭是钢，肚子空了饿得慌”，这话一点不假，六零年他就深深地感受过了。咋办哩？他突然想起一中操场上外甥娃冯子说过的话来，这使他突然间有了一线希望，肚子似乎不再咕咕地叫了。县委大食堂他是知道的，就在一中东南面。好，就这么办，说不定比河口马家铺子的羊杂碎还好吃哩！
一顿饭，就那么一顿饭呐。
马长存认识了好多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还跟造反派司令挂上了钩。他们很欢迎他这个三代都是受苦人出身的贫下中农来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他们知道马长存有号召力，只要他参加，组织一大批农民是不存在问题的。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仅仅一碗米饭和几筷头葱爆羊肉，他欠下了人情，多少要有所表示吧。摇头不算点头算，他只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没有填表，也没有签名，就被列上了名单。从此，他就像台地上的黄土被冲进了湟水，卷入了那场运动。
马长存苦苦地皱了一下眉头，将烟头狠狠地扔在一边，异常痛苦地抱住了头，很久很久。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大柳树下的集会？
青骒马得嗒得嗒的蹄声？
还是县城里那春风得意的年青时代？
什么也想，什么也不想。但有一点是极为明确的，那就是自己不应该丢下土地去凑热闹。在他看来，农民离开了土地，就跟碌碡离开了麦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