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唐代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幻发动了大规模的扳乱战争。战争所及的范围,有大半个中国。这场战争.破坏了安定的社会同面,使已经在全国统一之后未再遭受大规模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又陷入胡争带来的木深火热之中。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遭严重硕坏,民众的生命如产娜暇到重大损失。他幻的叛乱,虽然也冲破了玄宗醉生梦死的氛围。促使肃宗不得不改弦更张,为恢复唐在全国的统错尽心竭力;但随着战争的发展所产生的各种蜡嵩复杂的矛盾,再加上战争的直接破坏。严重的创了唐朝的国力;同时。唐朝也没有再出现像高祖、大宗、早年的玄宗那样智勇兼备的君主,故而唐朝的元气蛤终没有铁复起来。因此。如果说安禄山、史愿明翔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性质
安禄山、史思明都是杂种胡人,在其叛乱的队伍中有大量的胡人,特别是其亲信力量,是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用笼络的手段,“推思信,厚其所给”组成的。不仅如此,安禄山在他叛乱前的天宝十四载的二月,还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根据这些事实,是否可以说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是民族战争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首先,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唐皇朝的边将,他们都是唐朝廷任命的官员。安禄山是对玄宗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而日益权大位尊的。固然,安禄山的阳奉阴违手段对玄宗发挥了作用,但也不容讳言,安禄山在守边过程中对奚、契丹等人作战时,也确有战功。天宝十三载二月,安禄山要求玄宗:“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玄宗答应了他的要求,对其部属任命为将军者50余人,命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安禄山还自恃有功,要求要做宰相。杨国忠反对道:“禄山虽有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杨国忠与安禄山是势不两立的政敌,杨国忠承认他有功,自然不会是虚构。他的部属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北方各族的成员,但也主要是利用这些成员过去曾有过的反唐情绪,因为这些成员多是战败降服者。他利用这些成员的反唐情绪,主要是为了实现他阴谋叛唐的目的。
从另一方面说,唐朝廷承认他对奚、契丹、同罗作战有功,也说明安禄山在民族战争中是代表了唐皇朝的利益。再者,他向唐朝廷邀功求赏,也说明他视为唐立功颇为光荣。这都说明安禄山与唐朝廷是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根本不是与唐为敌的民族和政府的关系。
其次,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根本不代表任何民族的利益。安禄山开始叛乱的导火线,是他与杨国忠在玄宗面前争宠的失败。天宝十三载正月,玄宗曾经打算任命安禄山为宰相,由于杨国忠反对而未能实现。为此,安禄山当然耿耿于怀。由此可见,安禄山是想做朝廷的大官,掌握国家的实权。杨国忠是宰相,安禄山也想做宰相,显然这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根本不存在民族关系的问题。安禄山是打着反对杨国忠的旗号开始叛乱的,他反对杨国忠,不是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取杨国忠而代之,再取玄宗而代之。他叛乱打进洛阳后,立即建国称帝,正说明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他的队伍中虽然有许多北方各族的成员,但也有不少汉人,还有唐的降官降将。他利用这些汉人和唐的降官降将,建立自己的朝廷,大体上也模仿唐的建制这又说明他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取唐而代之,并非为了某一民族的利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没有为任何一个民族带来好处。因此,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是为了统治集团内部权利的再分配,根本不是因民族关系紧张而爆发的战争,故而它是唐的地方势力反对中央政府的战争,是叛乱的性质。
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影响
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影响最大的是唐与西域的关系。自从西汉张4通西域以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由十唐的国力强盛,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富有魅力,唐和西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都详细记载了唐与西域交往的情况。这些记载,主要是安禄山叛乱以前的情况,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后的情况就非常简单了。这种前后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安禄山开始叛乱后,唐在西北的军队东调,吐蕃乘虚而入,割断了唐与西域的联系。史书记载:“有唐拓境,远极安西,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开元之前,贡输不绝。夭宝之乱,边激多虞,郊郊之西,即为戎狄,黄街之邸,来朝亦稀”古代史家的这种论述,完全符合事实。西域的范围很广,包括现代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亚洲西部广大地区。唐和这些地区的交往遭到破坏,实际上是影响了相当范围内的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最严重的影响是加速了社会矛盾的发展。由于藩镇割据,大大缩小了唐朝廷统治的范围。例如,田承嗣、李宝臣,各据河北七州之地,梁崇义据有今湖北、豫南六州之地,他们“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蕃臣,而实如蛮异域焉”这样的藩镇,决不止田承嗣、李宝臣等人。他们既是独立王国,不向朝廷贡赋,当然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来源。当然,这还是史朝义彻底失败以后的情况。至十战争进行期间,战争涉及的范围之内,更不可能向朝廷贡赋了。
财政来源范围的缩小,必然加重朝廷直接控制地区的负担。例如,宝应元年正月,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一带民较富裕,遂向这里征收从天宝十三载到上元二年共8年租调。他选择豪吏为县令,督促执行。这些官吏,“不问负之有无,货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解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百姓“相聚山泽为群盗”,当然是负担太重的缘故。就在这一年,台州爆发袁晃起义,也同样是因百姓负担过重的结果。袁晃连续攻陷浙东许多州县,“民疲一赋敛者多归之”。这就是说,东南一带的百姓,虽然少遭或未遭战争之苦,但对朝廷的沉重负担,也使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这正是社会矛盾的发展甚至激化的标志。当时,史朝义还在垂死挣扎。本来,李光弼所部也是对史朝义作战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袁晃起义,李光弼不得不去对袁晃作战。镇压袁晃起义,当然分散唐军的力量。由此看来,社会矛盾的加剧严重影响着唐皇朝政权的巩固。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安禄山能够发动叛乱的战争,首先是玄宗不能居安思危、从而使自己由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转变为骄奢淫逸的醉生梦死者。在这方面,玄宗和太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太宗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徽道:“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联所以常怀优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联言之,当以为楷则。”魏徽回答道:“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其实,魏徽的看法和太宗正是不谋而合。太宗在评论晋武帝时说:“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面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面忘危,则治无常治。”二人的观点集中起来,就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居安思危,不可居治而忘危。正因为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太宗与魏徽完全一致,故而魏微颇得太宗赏识。魏微虽然也批评过太宗后来不如以前,但太宗基本上做到了居安思危,所以,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权巩固。呈现出长期被人赞颂的所谓“贞观之治”局面。
玄宗就不同了。他即位之初,也颇有作为,实行各种改革,重用贤人,注意缓和社会矛盾,也促使出现了所谓的“开元之治”。但他不能始终如一,面是“居治而忘危”,故而“治无常治”。在他的晚年,贪酒色,爱逸乐;不理政事,大权旁落;投其所好者被重用,忠言逆耳者被贬退:闭目塞听不知天下大事,形势突变惊慌不知所措。所以,司马光对他评论说:“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禅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蹄,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寄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灵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广这就是说,玄宗不仅是居治而忘危,而且还要向别人炫耀他的富贵是前无古人,后人也不可逾越。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炫耀正起了招引大盗的作用。安禄山、史思明正是玄宗招引的大盗。
盗者与被盗者是互相对立的。盗者时刻在窥伺被盗者的动静,寻找可乘之机;被盗者如果严加防范,时刻准备对盗者进行打击盗者自然难以得逞。在这方面,太宗以古为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居安思危,使其成为值得赞扬的历史人物。为其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贞观政要》,受到历代中外政治家的重视。玄宗则完全相反,他抛开了太宗的经验和教训,刚惶自用,欲使自己成为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富贵皇帝。这种梦想,终于被铁的事实所粉碎了。由此看来,最高统治者是否能够以古为镜,懂得前车覆,后车诫的道理,是其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原因。玄宗的悲剧,进一步证明了必须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有其深远的意义。
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正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