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死亡，意识到人类只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出生与死亡是自然的过程。可惜的是，所有你在乎的人不能一起走，总有个先后。
晴天霹雳
“大夫希望能随时见到我。”我向父母开玩笑，告诉他们住院的消息，然后再擦掉脸上的泪水。
就这样，我搬进了洁白的病房里，被一群白衣天使包围着，躺在白色的病床上，身上套着白色的病号服。我的鼻孔里插着一根导管，身上挂着内窥镜的仪器，头上还挂着一瓶点滴。这一大堆玩意儿，没一样能让人联想到美。只有紧张、顺从、平静、悲伤。躺在医院里，终于可以静下心来读完了那本厚厚的小说，我幻想中的男主角K医生每天都来看我，了解我和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如何度过了一天。我肯定比她好多了，当时我曾这么想。
住院一个星期后，相关的检查都完成了，我再次来到已经熟悉信赖的诊疗室中，这次爸爸陪着我，可对面盘踞的却是一块陌生唐突的榆木疙瘩。榆木疙瘩说，K医生外出参加医学会议，由他代班。那一天是个星期三，2005年1月26日。家中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我出院的香槟酒，大家本以为最多是病毒感染，也许是我到印度或伊朗旅行时被传染上了当地的真菌。我们对更糟糕的情况毫无准备，没想过会不会是什么罕见的肿瘤、不断蔓延的癌细胞。谁知后来我们不得不直面它们。这些丑陋的东西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当时的我满怀期待，虽然K医生不在身边，但是眼前这位新医生也一定会告诉我好消息的。
“化验结果出来了，情况有些糟糕。你患了癌症。”K医生的这位同事坐在写字台前，双手交叉在胸前，非常直接地宣布了这一结果，因为这一切与他的人生毫无关系。
我坐在那里，合不上嘴。
我瘫在地上，哭泣着贴到地板上。
我蠕动着，想躲到写字台下面去。
我想相信这不是真的。可这一切又异常真实。爸爸目视前方，不敢轻易移动，生怕憋进肚子里的眼泪再洒出来，我知道他怕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到我。我望着父亲，他不久之前刚陪着妈妈熬过了化疗。就在几个月前，妈妈在隔了一条走廊和一层楼的另一个诊疗室里，做了最后一次化疗。万幸的是，妈妈恢复得不错，她的两只乳房也完整地保留下来。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而现在，我坐在这里，再次接受命运的宣判。
不知过了多久，我站了起来，蜷缩着，试图把整个人都藏到厚厚的外套里，我好希望离开这里。可是，一月份的天气冷得像刀，圣母医院更是冷得像刀刃，就连我的厚大衣也无法抵挡这彻骨的寒冷，从肺科到肿瘤科，一路都冷得要死。
落下九百九十九颗眼泪之后，我慢慢地开始重新感觉到大衣的温暖，但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周围的寒冷让我想要逃走，我希望把过去的几分钟从我的生命里抹去。只有父亲和我经历了这场噩梦，我们身边的人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这一切如此荒谬，同时也那么痛、那么孤独。代班医生问我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必须回到我原本的生活中去。
原本过一个星期，我就应该回到大学去上课。可就在这一天，在这个房间里，世界彻底变了样，当然只是我一个人的世界。其他大学生仍旧急匆匆读赶路，为了上课别迟到，一手握着塑料杯装的自动量贩咖啡，一手拎着早餐或晨报。不只是我的同龄人，那些突然令人畏惧不安的白大褂们也远离了我的视线，他们忙碌着去为新来的病患服务了。只有我的世界停留在原地，它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一刻钟静静地溜走。有人指给我们肿瘤科门诊的位置，这是专门收治肿瘤症病患的科室。这里的门牌再次证实了过去的几分钟并非噩梦，事实让我无法抵赖。这里的氛围安静克制，人们就像在讨论汽车轮胎的生产。在与肿瘤科医生的谈话中，我只听到了最初的几个词：“侵蚀性强”“罕见”“已扩散”。癌细胞从肝部扩散到肺部。
这真是沉重的打击。唉。“情况真的很糟糕，”我心想。接着，医生最后说了一句雪上加霜的话：“要消除癌细胞已是很大的挑战。但真正艰难的战役还在后头，这种癌症会不断复发。”
又一记打击。
“我要死了吗？”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中打转。我垂着头，紧盯着墙壁和地板形成的直角。
紧接着，下一个打击又来了。“如果我们可以帮到你，那么……”
如果？是的，医生都说了治疗换来的也就是一句“如果”。我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我还能拿自己的生命怎么办？
还没等我站稳，又一个打击袭来：“你要接受五十四周……化疗……骨骼断层扫描……如果……如果……如果……”
我必须要离开这里，我完全没办法若无其事地跟医生谈论我的细胞或骨骼。我独自跑出了肿瘤科。爸爸留下来，仔细听完剩下的部分，然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接着我们必须再去放射科，注射放射性药物。这期间，爸爸走开了一会儿，去给妈妈和姐姐打了电话，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还以为，很好，连他都无法承受这现实了。当他回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他再费力掩饰，也藏不住悲伤。这是整个噩梦最糟糕的部分：在他以为没有人发现的时候，默默地向命运屈膝服软了。或者妈妈一个人在深夜里，躲在楼梯间，打电话向她的姐妹哭诉，以为我不在身边就听不见她的哭泣。
药物需要两个小时才会产生效用。这段时间刚好够我们离开医院，开车回家。逃离现实，躲回我们的家中。
“老爸，情况很糟糕啊，”我说，“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好消息。”我心想，末日就要降临了。
“苏菲，还记得你妈妈刚检查出来乳腺癌的时候吗？一开始，她也充满了负面的念头。”爸爸安慰我说，“现在是最糟的一年，可是到了明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说什么呢？我得的可不是简单的乳腺癌！”
“医生们总是告诉病人和家属最坏的情况。”他的口吻坚决又果断。
大概只有父亲才会这么想，我心里默默地说。
当车子拐进我们家的那条街时，姐姐早已站在家门前的步道上等候我们。她名叫萨琪雅，但我给她起了个昵称：苏西。有时我们两姐妹看起来很像，有时候一点儿都不像。我们都有浓眉毛、厚嘴唇，但也仅此而已。在这个年纪，两姐妹通常不那么亲密，之前，我们总是爱找对方麻烦。但是现在，我需要她。我在苏西的怀里颤抖着。“我才二十一岁啊，苏西。”我哽咽着，“我得了癌症，我快要死了。”她紧紧把我按在怀里，我能感觉到她也在发抖。我们流着泪，走进家中。
我照着镜子，没有平日那个女孩，只找到陌生、完全不属于我自己的身影。是的，她的主人是一种罕见的癌症。我看到一个像鬼一样惨白、焦虑不安的女孩。镜中的女孩是我吗？我不敢确定，一个身患癌症的女孩？我真的得了癌症了？
妈妈正在赶回家的路上，从斯洛腾[ 斯洛腾，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小镇。]坐城铁赶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车站。我猜她会想坐在靠窗的角落里，目光落在远方。但是城铁上总是很挤，她一定在其他人沾满雨水的厚外套的挤压之下，寻找着一块立足之地。或者，雨已经停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已经为自己的病流了太多的眼泪。妈妈患了乳腺癌，而我现在也得了癌症。当她生病时，我去医院支持她，我当时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她到家时，给了我一个母亲能够给生病孩子最大的安慰，她把我拥进怀里，仿佛这辈子都不愿再放开我。当她上楼找我时，我正好坐在马桶上。我听到妈妈的呼唤，急忙拉起拉链，放水冲干净。我的旧牛仔裤原来紧紧地包住屁股，现在却松松垮垮地挂在腰间。我终于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因为我得了癌症。
妈妈的眼睛潮湿了，却没掉下眼泪。“我们能挺过去的，”她反复说了很多次。
我浑身发抖，但还是点了点头。
一个小时后，我们必须返回医院，去做骨骼断层扫描——听起来很有威胁感。
不久前，妈妈曾躺在这巨大的机器下接受检查，而现在她正温柔地带领着我面对它。爸爸、姐姐，还有全家人最尊敬的奶奶，三个人坐在圣母医院楼下那该死的咖啡厅里。我必须摘下首饰，但衣服可以不脱。扫描室的空间原本相当大，但房间正中的机器却看起来大得要撑破这间屋子。妈妈在我手心中放了一枚栗子，作为护身符。她抓着我的手不放，直到我跟她一起默念起咒语：“它不在我的骨头里。它不在我的骨头里。它不在我的骨头里。”或者是“我不会死。我不会死。我不会死。”
扫描过程大约花了二十分钟。由于辐射的关系，我不得不独自面对这项检验。这突如其来的寂静让我觉得有点舒服，我甚至还睡着了。睡着真好。因为清醒后的现实更加可怕。
扫描结束被告知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拿到检查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他们觉得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我们需要喘口气。庞然大物后面的那个医护工作者从扫描室里走出来，告诉我们片子看起来不错。这道福音不是应该由下一位主治医生传达给我吗？也许他想表达的会不会是扫描过程很顺利，或是光线很好、姿势到位一类的？妈妈比我更容易被好消息鼓舞。她的脸上写满了喜悦，很显然这个年轻人带来了与我有关的好消息，虽然是非正式的。他向妈妈重复了三遍，然后我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脖子，妈妈也忍不住拥抱了他。母女俩，分别在他的脸颊上烙了一个吻。我飞奔下楼，跑向爸爸。他正从走廊的另一端向我们走过来，我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它还没扩散到骨头里！我的骨骼是健康的，我会好起来的！”我扑进他的臂弯里，他跪了下来。后来他说，那一刻是艰难挑战中最美好的回忆。
然而，检查还没有结束。隔天还得作骨髓穿刺检查。我不想再去医院了，我讨厌我的新医师，讨厌他要求的所有检查。他警告我，抽取过程可能会非常疼，但事到如今，多大的疼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他拿出一根长长的穿刺针和螺丝起子，设备向我的臀部移动。就这样，直接从我的屁股上方扎了下去。
又留下了一个大针眼，抽取完后，护士小姐很礼貌地帮我绑了一条白色纱布。“就这样了，你表现得非常好。”这个护士很可爱，梳着短短的男生发型，耳环很吸引眼球。我们对彼此颇有好感，也许因为她还记得我妈妈。妈妈紧握我的手，直视我的双眼。我因为恐惧而颤抖，害怕医生宣判我的死亡，害怕癌症带我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害怕即将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