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2月27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来密电,“闻外国人中也有觊觎于此者”,八幡制铁所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合同五年到期时矿石售价如果谈不拢的话,之前的合同就跟废纸一样,日本的制铁所事业必受大挫,“希望在商定期限届满前”,将日本“权利再予以确定”。[31]
《辛丑条约》让中国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北京财政已经空虚,盛宣怀在湖北主导的钢铁厂与铁路资金缺口巨大,连从萍乡至湘潭的铁路都没有资金建设。日本见状,立即想到贷款的老招,“为了便于达到上述目的,对于该矿如有贷款之必要,我方决定将予以应允”;小村还指示小田切万寿之助,“希即善体此意,拟定适当方案,见机与盛宣怀进行商谈”。
小村寿太郎可能对盛宣怀当时的处境还不太了解。
你回乡葬老父,我乘机捞好处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大清帝国的礼仪规制,盛宣怀此时应该向朝廷辞去一切官职,回到老家为父亲守制三年。盛宣怀一开始以为,现在北京正在推行全方位的改革,而自己又总领了航运、铁路、电报等多个领域,朝廷一定会通过“夺情”的方式,让自己边工作边守制。
让盛宣怀意料不到的是,他的报告送到北京后,朝廷只保留了他铁路督办一职,其他的职务要么是开缺,要么是署任。北京方面决定派张翼执掌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32]张翼,老醇亲王奕的侍从,1901年跟随醇亲王载沣出使欧洲,回国后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屈指可数的海归人士。盛宣怀决定反击张翼的接任。
谁才能阻止张翼接任?盛宣怀第一个想到的是袁世凯。李鸿章去世后,盛宣怀反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意在巩固自己跟袁世凯的盟友关系。而且如此一来,盛宣怀跟直隶、两江、湖广天下三大总督都成了新的政治盟友。盛宣怀给袁世凯急电:“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李鸿章)所委,并非钦派。”
盛宣怀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诉苦,自己在轮船招商局跟电报局二十多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则以独揽权利为诟病”。盛宣怀抱怨那些批评自己的官僚,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在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的艰难,现在时局艰难,自己正“愿藉此卸肩”。[33]盛宣怀希望袁世凯能够阻止张翼接自己的班。
改革是地方督抚们最大的筹码,直隶总督很容易成为帝国的盲肠,李鸿章努力让自己成为清政府执政精英眼中的河豚,美味而有毒。曾经在朝鲜监国的袁世凯,骨子里有着指挥千军万马的血性,他一直视李鸿章为人生导师。巡抚山东前,李鸿章将袁世凯举荐到荣禄门下,并让他在小站训练新式陆军,由此成为大清中央军的灵魂。总督直隶的袁世凯岂能成为盲肠?他只有重组北洋,才能改写盲肠的命运。
淮军集团领导下的北洋已经土崩瓦解,李鸿章留下的经济遗产是庞大的工业集团: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局、开平煤矿。袁世凯相当清楚,一旦北京方面“钦派”张翼督办轮、电,并将两大集团的财务纳入帝国财政体系,李鸿章费尽心血维护的“官督商办”改革路线将彻底改变,商人们将远离中央推行的“国进民退”改革,李鸿章留下的信誉遗产将消失殆尽。钱袋子决定枪杆子,北洋的改革如果没有商人们的支持,袁世凯重振北洋只能是水中之月。
清政府执政精英有他们自己的算计。现在的大清中央政府已经没有公信力,反倒是汉族官僚集团在南方的威信极高。盛宣怀导演的东南互保已经让清政府执政精英们焦虑不安,汉族官僚集团通过互保成功地让南方避免兵祸,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地方自治权架空中央统一管理权的格局。在清政府执政精英的眼中,盛宣怀是导致这一格局的罪魁祸首。
盛宣怀一直是“官督商办”改革路线的忠实践行者,他最大的盟友就是遍布全国的商人,守制是免除他官员身份的最好机会。没有了红顶子,盛宣怀在商人盟友面前就失去了威信,这同时也是中央推行“国进民退”最好的时机。清理了盛宣怀,袁世凯继承李鸿章北洋遗产自然也成为了空谈。这简直就是一箭双雕的机会。
袁世凯看重的是盛宣怀电报中“发端于北洋”这句话,这是自己继承北洋遗产的合法基础,自己既然总督直隶,插手甚至是全面接管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就是名正言顺的事。袁世凯给盛宣怀回电:“留侯(张翼)接局,鄙人断不谓然,当电京阻止。”[34]袁世凯同时又给轮船招商局的官员密电:“商局创自北洋,拟奏请仍由北洋维持。”
在盛宣怀的邀请下,当时身在河南的袁世凯立即去了上海。盛宣怀跟袁世凯进行了深入交流,当面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辞职的真实意愿,可是袁世凯“力劝解去利柄”,这让盛宣怀感到不安。更让盛宣怀失望的是,袁世凯回京后,“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盛宣怀在给一位长沙朋友的信中很焦虑地写道:“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尤不利军务。”
袁世凯当时安慰盛宣怀,大清帝国以孝治天下,如果盛宣怀不辞去官职,很容易让人诟病,更何况现在盯着轮船招商局跟津沪电报局的“不止留侯”。袁世凯又给盛宣怀戴高帽子,“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困于庶事,实在可惜”。袁世凯建议盛宣怀“趁此摆脱清楚,亦同志之幸也”。
盛宣怀使尽浑身解数,对付袁世凯
汉阳铁厂成了盛宣怀对付袁世凯的法宝。
盛宣怀在官场宣扬,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是“肥壤”,汉阳铁厂是“瘠土”,汉阳铁厂的投资人基本都投资了轮船和电报,轮、电与铁厂“互为济用”,“相为钩连”,一旦北洋夺走了“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长久的。[35]盛宣怀这一招无疑是挑动了直隶、湖广两大总督的利益神经,一旦袁世凯夺走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们就要从汉阳铁厂撤资,那张之洞的卢汉铁路伟业将成为空谈。
北洋要控制轮船招商局和津沪电报局,商人的利益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盛宣怀跟袁世凯争斗期间,津沪电报局的面值一百元的股票市价达到一百五六十两,“中外买者纷纷”,甚至有人将股价炒到了一百七八十两。盛宣怀让袁世凯按照股票市价另给商人利息以予补偿,仅二十一省的电报线价值就超过二百五十万两,两家大型企业的收购成本超过五百万两。
商人们看准了商机,疯狂地投资轮船招商局与津沪电报局的股票。盛宣怀给袁世凯出了一道难题,北洋如不现金赎回,强行控制将“阻塞商务”,也将严重违背慈禧太后推行的新政。而一直惦记中国航运和电报控制权的洋商们也蠢蠢欲动,“颇想从中攘夺”,一旦洋人高价收购了轮船与电报股权,李鸿章推行的改革将付诸流水。而袁世凯也将触及朝廷禁令:轮船、电报股权不能落入洋商之手。
守制是清政府执政精英跟袁世凯排挤盛宣怀的杀手锏,盛宣怀一方面煽动舆论,疯狂拉升股票价格,给袁世凯制造很高的现金收购门槛;另一方面对袁世凯声明,“某本不愿权利久操,为世指目”。[36]为了确保自己的计划能够成功,盛宣怀暗中策动清政府执政精英中的领袖荣禄,“草木余生,极应知难而退”,可是“数载以来,受朝廷特达之知,蒙中堂(荣禄)期许之厚,只有当一日差尽一日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