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刘亹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情报：“现在光景总以广帮、丝帮为最殷实，而粤人信洋法者尤多，故唐景星开平招股一到沪时，招之即来，此地已集十余万矣。”唐廷枢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状令盛宣怀相当尴尬。盛宣怀曾经在李鸿章面前拍胸脯承诺，可以筹集到商款，可是上海滩的富豪们对湖北煤矿的信心不足，令盛宣怀的承诺成了空头支票。
刘亹的信写得相当含蓄，盛宣怀的妹夫周锐则更加直接：“顷阅前人语录，见薛文清公云：‘事才入手便当思其发脱’，良为至言。”周锐引用明朝理学大师薛瑄的名言，劝告盛宣怀在湖北煤矿质量不佳的情况下抽身北上，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之内“荣篆海关道”[9]，可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刘氏家族在武进县堪称豪门，但是跟李鸿章这样的大树相比，自然是难以望其项背。刘亹鼓动盛宣怀北上找大树，也是希望刘氏家族能靠上李鸿章这座政治大山。而从周锐的密信可以看出，盛氏家族更是对李鸿章这座政治靠山盘算已久，“此间事兄另有秘陈也，必于尊处有益”。周锐在给盛宣怀写信之前，已经跟盛氏家族进行了密信沟通，得到李鸿章这棵大树的庇佑已经成为盛氏家族的一个共识。
盛宣怀手握家族亲友的密信，心里五味杂陈。
想当初，李鸿章将盛宣怀的湖北矿务局当成淮军集团的改革旗舰。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李鸿章殷切希望盛宣怀开矿成功，“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身为淮军领袖的李鸿章还在信中大赞盛宣怀：“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权，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10]
曾经满怀激情的盛宣怀到了湖北之后，慢慢地发现了问题，“开矿不难在筹资本，而难在得矿师”。盛宣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技术人才。他一开始从日本聘请了一位英国矿师，可是这位英国佬根本就不懂地质勘探，浪费了九个月时间，盛宣怀才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英国聘请到一位在美国煤矿公司做襄理矿务的英国人，郭师敦。[11]
郭师敦在广济县阳城山勘探了一圈儿，提交了一份勘探报告：广济之煤“挖之无益”。[12]煤炭勘探的不顺利一直令盛宣怀如芒在背，淮军集团寄予厚望的湖北煤矿事实上只有薄薄的煤层，盛宣怀觉得自己难以向李鸿章交代。更为关键的是，商人们对湖北煤矿毫无兴趣，盛宣怀曾经向李鸿章汇报，说自己已经招募了十万商股，但其实他所说的十万商股只是浮夸。
盛宣怀在湖北筹划矿务期间，风闻轮船招商局的股东希望将煤厂并归到招商局旗下，便给李鸿章提交了一份湖北煤矿官办的报告。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煤铁资源开采来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没想到盛宣怀张口就提出要二十万两的官方资本，当时也没有任何的湖北煤矿股东提出异议。在轮船招商局开“官督商办”先河之后，湖北煤矿的反常举动令李鸿章疑窦丛生，由此可以窥见盛宣怀根本没有招募到十万商股。
“官气太重！”李鸿章对盛宣怀在湖北煤矿所作所为的不满溢于言表。在盛宣怀一改官督商办策略的背后，他骨子里担心的是，如果远离淮军集团的核心势力范围，自己难有建树，他希望得到更多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源。李鸿章洞悉盛宣怀放弃湖北的心思。可是，身为样板工程，李鸿章希望盛宣怀能够耐心在湖北开矿，要“知难而不退，见害而不避”。[13]
借着开平矿丰收的东风，盛宣怀一路往北
李鸿章也有苦衷，自己派唐廷枢在直隶辖区的开平开采煤炭，却发现开平的煤炭质量中等，运输还相当麻烦。唐廷枢提出要采购西洋机械勘采，并修筑一条铁路将开平的煤炭运输到天津港口。清政府执政精英却借开平毗邻皇家陵寝，不断攻击淮军集团在北方的资源开采。
唐廷枢在北方开矿的不顺利令李鸿章焦急，所以他希望盛宣怀在湖北能脚踏实地闯出一番天地：“阁下在鄂开采有效，庶开平仿办亦易。”李鸿章鼓励盛宣怀，要给广东商帮的领袖唐廷枢作出表率，淮军集团能够在战乱中崛起，都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一旦在改革的过程中“多谋少成”，“中外适足以贻局外之口实也”。[14]
李鸿章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苦衷。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拜访了李鸿章。在闲聊的过程中，威妥玛提到英国驻华使馆查阅中国海关税册一事，谈到每年通过香港向内地进口鸦片九万四千余担，其中有一万五千担漏税，漏掉税银一万多两。李鸿章希望英国控制下的印度禁止向中国运送鸦片，否则就通过加重抽税来遏制商人贩卖鸦片。可是威妥玛告知李鸿章，英国商人不高兴，英国的上议院跟下议院不批准鸦片销售加税。
大清帝国的海关早已没有财务秘密，赫德曾经提议用鸦片进口税购买英国军舰，图谋将中国的财政、军事都捆绑到鸦片贸易之中。现在，中国政府希望通过重税来打击鸦片贸易，税赋问题都要经过英国的议会审核。威妥玛告诉李鸿章，英国政府通过对中国鸦片贸易商的调查，商人们漏税源于贸易过程中商业税种太多。[15]
李鸿章对此痛心疾首，中国的商人们将资本押在鸦片贸易上，对帝国的改革兴趣寡然。山西、河南、陕西、山东发生灾荒期间，李鸿章对各地的耕地进行摸底调查后发现，山西等地的农民为了种植鸦片而放弃了粮食作物，大量的山西票号的资金都流转到鸦片贸易中。无论是盛宣怀在湖北招商引资，还是唐廷枢在开平招商引资，商人们总是将天平向鸦片贸易倾斜。
湖北的煤矿勘探不理想，李鸿章不信邪，希望以郭师敦为首的洋矿师扩大勘探范围。一群西装革履的英国工程师在一群大辫子中国人的带领下，行走在湖北广济、武穴、兴国、归州、巴东、兴山等地。郭师敦他们很快拿出了第二份勘探报告：广济、武穴、兴国等地煤炭储量小，煤质差，并无使用机器开采的价值。归州、巴东、兴山等地未发现有重大开采价值的煤矿。[16]
在勘探煤矿的过程中，郭师敦在湖北黄石的大冶县发现了铁矿。“大冶县属铁矿较多，各山矿脉之大，惟铁山及铁门槛二山为最。验诸四周，矿石显露，足征遍山皆铁。”郭师敦在勘探报告中预测，“其矿石含净铁质为60%~66%，平均净质为63%，若以两座熔炉化之，足供一百余年之用。”盛宣怀曾带着大冶知县林佐到矿区进一步勘探，并雇用一帮民工在四周试挖，满山遍野果然都是铁矿石。
盛宣怀翻阅了《大冶县志》，发现宋朝时大冶县就曾设有铁厂。盛宣怀立即根据郭师敦的报告及建议给李鸿章写信，提出在湖北开办煤铁矿。盛宣怀的报告让李鸿章左右为难，煤矿问题尚未解决，现在又开铁矿，何况铁矿开采出来冶炼又将是另一个大问题。“荆煤单炼生铁恐无销路，兼炼熟铁难筹巨本。”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说，“虑煤铁相去过远，水脚成本既重，未必获利。”[17]
李鸿章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钱，他拒绝给盛宣怀拨款开办煤铁矿，建议盛宣怀“招商开办”。在李鸿章拒绝盛宣怀的同时，唐廷枢在开平的煤矿开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筹集到商股二十万两，而且开平煤矿产出的煤质地上乘，日产量可达到三百万吨。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李鸿章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开平煤矿让李鸿章扬眉吐气，再也不用担心如因湖北失败而遭遇政敌弹劾。“今则成效确有可观，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与大局关系非浅。”[18]盛宣怀一看，当即心灰意冷，加之盛氏家族的密信，他再也不愿回湖北。
就在盛宣怀为留直隶寻找恰当的理由时，御史李桂林突然在北京弹劾河间府景州的赈灾，他指控景州官府在募捐时，“不论贫富，概行勒派”。景州富商跟官员的冲突迅速演变成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北京方面下令李鸿章调查。李鸿章立即委派正在河间府赈灾的盛宣怀调查钦案。盛宣怀在严密查访的过程中对富商采取了怀柔政策，调整了捐款幅度，很快就平息了景州赈灾案。
在调查景州赈灾案期间，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了一份报告，说自己经常有别的差事，“南北纷驰”，没有专顾矿务，而工程一经开办，实不可一日擅离。盛宣怀从改革的大局出发，给自己谋划脱身之计：“事关富强大局，亟应遴派干员坐驻矿场，专心总理，方能观其成效。”[19]他向李鸿章推荐了赈灾同盟李金镛出任湖北矿务总办。
李金镛在赈灾的过程中主动投向淮军集团，李鸿章曾向皇帝上表他的德行操守。没过多久，李金镛就成了湖北矿务方面的总经理，盛宣怀的妹夫周锐则成为李金镛的助手。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湖北矿务的难题，盛宣怀继续举荐苏州富商金少愚到湖北，参与矿务的招商工作。
李鸿章之所以批准李金镛南下，主要是因为他看好江浙商人的经济实力。李金镛于赈灾期间曾在上海筹集了十万赈灾款，相信在回报丰厚的矿产生意的吸引下，李金镛筹集商股会更为容易。李鸿章在批示李金镛出任湖北矿务总办之时，已经在上海滩资本界埋下了一枚钉子，上海滩成了李金镛争夺资本的主战场。
胡雪岩那一身黄马褂一度令江浙商人垂涎，李金镛岂能错过李鸿章这一棵大树？李金镛跟李鸿章拍胸脯说，东南士民急公好义，此次开办矿务实为中国富强之基，官绅富商同抱公忠，在上海招募商股必能众力相扶。赈灾期间的官商联盟终于开始转化为改革的新生力量，广东商帮、江浙商帮成了淮军集团重要的资本同盟。
招商局一把手争夺战
淮军新贵南下招商，两手空空无功而返
上海吴淞口，李金镛登上了开往汉口的轮船。
轮船招商局的双鱼旗迎风招展，李金镛望着滔滔江水思绪万千。在离开天津之时，盛宣怀再三叮嘱，一定要在江浙招募商股，湖北矿务局犹如饥肠辘辘的婴儿，如无足够资本，必将夭折。船行至镇江，李金镛决定中途下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一度成为西洋商品内运的最大口岸以及长江的总海关，英法德日意诸国在镇江设立了18家洋行、货栈。[20]
在镇江一条两百多米长的街上，公馆、会所、商会林立，钱庄更是如雨后春笋而立。同治年间，镇江的钱庄已超过三十家。随着长江航运竞争加剧，李鸿章家族在镇江投资了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投资了鸿源钱庄。一时间，镇江的钱庄扩张到六十家。李金镛带着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兴办煤矿，镇江的富商们自然不会怠慢这位李鸿章的幕僚。
李金镛跟镇江的关系颇有渊源。太平军席卷江南之前，李金镛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李家客栈”，因此结识了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1860年，李金镛花钱买了帝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文凭，同期又在福建买了一个正五品的同知官衔。当年，李鹤章推荐享有官衔的李金镛到淮军集团，参加淮军在镇江围剿太平军的军事行动。
战场硝烟弥漫，将士浴血疆场。身为生意人的李金镛连枪都没有摸过，只能留在后勤部队效力，负责战后难民的救济工作。李金镛的救济工作帮助淮军消化了巨大的战后包袱，李鸿章于1864年向皇帝保奏李金镛赏戴花翎。1865年，驻守镇江的淮军水师冯席珍部军饷紧张，李金镛立即以买官的方式向冯席珍部进行战争捐款，冯席珍立即向户部备案，又加赠李金镛同知官衔。[21]
战争救济令李金镛在镇江家喻户晓，人们都叫他“大善人”。1876年，北方开始闹灾荒，李金镛给江浙富商们写信，请求他们参与赈灾，以首富胡雪岩为代表的商人们一掷千金，慷慨解囊。李金镛最终筹集到的六十万两赈灾银更是轰动了镇江。这一次，李金镛为镇江的富豪们详细介绍了湖北矿务的情状，先是说湖北遍地都是煤炭跟铁矿石，然后又说湖北矿务会按照西方现代公司的运作模式，商人只要购买了湖北矿务的股票，就能以股东的身份当家做主。
镇江的富豪们问李金镛：盛宣怀为什么放弃湖北？
自己能够南下湖北全靠盛宣怀帮忙，李金镛对盛宣怀自然是感恩戴德。李金镛向镇江的富豪们解释，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北上直隶是为了协助李鸿章处理更重要的大事。李鸿章希望商人们能成为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能够成为以煤炭、铁矿为首的重工业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镇江的富豪们一直跟西洋商人做生意，对西方商业环境、制度约束、政策风向都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汉族武装集团主导的改革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律法规范，都没有一个蓝本。在没有公正律法的约束下，清政府执政集团改革的顶层制度设计难以出台，一切商业规则都将成为权贵阶层潜规则的殉葬品，利益集团最终会疯狂蚕食改革的成果。镇江的富豪们对清政府显然还缺乏信任。
李金镛无奈，只得两手空空地登上了前往汉口的轮船。
北上的盛宣怀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湖北矿务的大权，除了自己的妹夫周锐外，盛宣怀还举荐了赈灾盟友、苏州富商金德鸿常驻矿务总部荆门，赈灾盟友、江苏吴县富豪杨廷杲出任矿务局负责销售的上海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