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沈葆桢看到李鸿章的批示，心里很是不爽，尽管两人已经结成政治联盟，但也不愿意受制于李鸿章。沈葆桢对江浙商人集结到李鸿章周围非常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溢于言表，他在谢家福的书信上批示了五点意见，那些出售田产的贫民颠沛流离，户册印单可能早已散失，政府补贴赎田容易让那些奸猾棍徒从中渔利。
赈灾机构重组，“三驾马车”效果显著
谢家福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贫民田产早已鬻卖一空，饿殍依然载道，非谋久远生聚之计。为了拯救饥民，维护地方稳定，江南船商愿意每船大米捐三分纹银。谢家福希望李鸿章出面，将其当成行规来执行。
李鸿章现在已经坐到火山口。
直隶全境灾荒蔓延，李鸿章一怒之下将十三名赈灾不力的官员拿下。但是，整顿吏治并没有给官方赈灾带来任何起色。相反，在天津城东南康家花园设的妇女粥厂还发生大火，在收容的2800多名妇女和儿童中，有2287名葬身火海。[63]清政府执政集团高层震怒，下令将赈灾的两名经办人革职，负有监察责任的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天津道刘秉琳交吏部专案组调查。
黎兆棠曾经在日本进兵台湾期间表现出色，一度因为军机泄密成为被调查的重点对象。黎兆棠跟广东商帮关系密切，力主通过商战重塑帝国荣光，是李鸿章推行改革的重要助手。清政府执政精英一直盯着黎兆棠的一举一动，现在，火灾成为清政府精英抓住他的致命把柄。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对火灾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北京方面决定将李鸿章“交部议处”。[64]
谢家福的书信提醒了李鸿章。
李鸿章决定调整赈灾人员结构，以改善官方赈灾系统。新的赈灾领导机构以“三驾马车”的形式出现了：官方代表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此人是清流派的著名成员，选择吴大澂可在赈灾问题上堵住清流派之口；商界代表李金镛，此人是江南办理义赈的名士，拥有庞大的资金资源；淮军集团代表盛宣怀，此人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其父盛康在同治皇帝时期的安徽灾荒中积累了丰富的赈灾经验。[65]
“三驾马车”是李鸿章考验淮军集团整合资源的一个试验。李鸿章不仅将清流派推到了赈灾一线，更为重要的是，江浙商帮跟淮军集团借助赈灾结成了同盟。李金镛身后有一个以慈善为名的圈子：常州慈善大亨余治，旗昌洋行总买办、南浔富豪陈煦元，帝国首富胡雪岩，苏州富豪谢家福，丝绸富商施善昌，扬州富商严作霖，钱庄大亨经元善，南浔富豪庞云镨等。[66]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67]苏州富豪尤春畦在给谢家福的一封信中提及，老百姓的生死并非第一，被外国人诱拐才是大事，这将他们的慈善义举提到了民族主义的高度。清政府执政集团跟汉族武装集团心里很清楚，江浙富豪们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消融了一场暗流涌动的饥民暴动。李提摩太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拒绝了山东饥民的暴动计划，江浙富豪们却抓住了“鬼子大人”拯救饥饿儿童的把柄，上演了一场官商慈善结盟运动。
大量的北方饥民南下，江浙的乡土安全遭到威胁，当时的两江还出现了叫魂风波，流民企图以鬼怪之说发动暴动，令江浙地方政府苦不堪言。江南富商迅速行动起来维持社会秩序变得顺理成章，江浙官场赈济北方饥民的粮饷自然也出自商人。江浙商帮北上赈灾一方面是帮助当地官场将饥民挡在江浙之外，确保本地稳定；更重要的是，江浙商帮利用灾荒契机北上，抢占以晋商为首的北方商帮势力，在慈善的旗帜下向政治集团靠拢。
调盛宣怀进入赈灾机构，完全是李鸿章的一场商业谋略。李金镛跟谢家福在苏北赈灾期间，曾经向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寻求过帮助，但是跟盛宣怀没有结成商业联盟。李鸿章将李金镛跟盛宣怀调入同一个机构，一方面是通过盛宣怀协调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将盛宣怀作为淮军集团的代表，推向跟商界结盟的前台。
赈灾机构重组的效果立竿见影。
山东、河南、山西和直隶四省筹集的赈灾款项分别为：十万两、四十二万两千两、十二万一千两、三十九万一千两，四省总计一百零三万四千两。[68]在此期间，以轮船招商局为首的企业募集资金总计四十五万零一百两。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夸赞李金镛“其才具心力，足胜表率之任”，谢家福“才识闳通，心精力果”，严作霖“品诣端方，坚苦有为”。[69]以李金镛、谢家福、严作霖、经元善为首的江浙商人迅速加入了淮军集团，他们都得到了朝廷赏赐的知府、知县等红顶子，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化，江浙的慈善商人们都纷纷成为淮军集团改革的干将。
大清历史上第一个穿黄马褂的商人
但胡雪岩是一个异数。
谢家福在山东赈灾期间，胡雪岩第一个给谢家福捐款。上海滩的商人一看胡雪岩都捐款了，也纷纷解囊。谢家福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提到，在胡雪岩的带领下，上海滩的富豪们捐制钱十一万余串。[70]在整个苏北捐款赈灾过程中，胡雪岩联合以李金镛为首的江浙商人捐款十余万金。[71]沈葆桢在给光绪皇帝的报告中说，胡雪岩在江苏沐阳县赈灾过程中“捐赠小麦八千四百石、棉衣四千七百件，并劝沪上绅商集银一万一千两，棉衣三千数百件”[72]。
在遥远的西北军营，左宗棠不断收到陕西官员的书信，八百里秦川早已是尸骨累累，饥民超过两百万。眼见江浙商人一窝蜂地涌向李鸿章，胡雪岩决定继续跟着左宗棠。忧心忡忡的左宗棠很快接到胡雪岩的一封信。胡雪岩在信中表示，愿意捐白银两万两，大米一万五千石。胡雪岩决定将浙江的大米运往汉口，再从湖北运往陕西。左宗棠立即飞函给胡雪岩：“道远运艰，改捐银两。”[73]
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书信后，立即将要捐的大米折成白银三万两，一共向陕西捐银五万两，这成为陕西巡抚谭钟麟在赈灾中募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谭钟麟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希望跟左宗棠联名向光绪皇帝写一份报告，褒奖一下胡雪岩。胡雪岩的慷慨令左宗棠感激涕零，在给谭钟麟的回信中说，胡雪岩慷慨资助，令当世诸公汗颜，尤其是陕西的富商更是连做梦都办不到。
浙江籍县令叶向辰到肃州，不经意间向左宗棠提起，已经富甲天下的胡雪岩现在以黄马褂为荣。[74]左宗棠一下子就蒙了，皇帝赏赐黄马褂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要么是高级将军，要么是统兵文官，八旗从龙入关以来，从未将黄马褂赏赐给商人。在给谭钟麟的书信中，左宗棠词意间表现得很为难，因为向皇帝求赏赐本就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情，请求皇帝给商人赏赐黄马褂更是逾格。
左宗棠是相当为难。
在跟谭钟麟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窥见，左宗棠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光绪皇帝开口。左宗棠想了很久，尽管赏赐黄马褂的请求有点出格，但胡雪岩因为筹办军务有功，现在又有道台的虚衔，也算是帝国官员，自己再向皇帝夸赞胡雪岩在赈灾过程中的功绩，在国家艰难时刻，相信皇帝也不会吝啬一件黄马褂。何况赏赐胡雪岩黄马褂，更能收天下商人为国分忧之心。
左宗棠写信让胡雪岩整理一份赈灾明细。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信函后，详细罗列了自己捐出去的款和物：沐阳捐制钱三万串；山东赈银两万两、白米五千石、制钱三千一百串、新棉衣三万件；山西赈银一万五千两；河南赈银一万五千两；陕西赈银五万两。胡雪岩看完清单，觉得还是不够分量，于是给左宗棠写信表示，自己还要采购二十万石进口大米捐给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