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将举债上升到国之兴亡的高度，这令左宗棠措手不及。“沈葆桢与臣素相契合，其清强有执，臣常自愧不如。”左宗棠对沈葆桢的义正词严很是无奈。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辩称，英美举债于国，藏富于民，西班牙举债战争经营不善，兴国与亡国跟举债本身无关，在于国家经营的制度制约。英美国会监督资金运营，西班牙败于纨绔掌权者。[56]
左宗棠的反驳令沈葆桢相当尴尬。借款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一旦激怒清政府执政精英，两江防务将举步维艰。沈葆桢决定，将矛头拉回贷款本身：“前届之三百万至光绪四年始清，而续借之一千万今年即须起息、明年即须还本，海关应接不暇。”更为关键的是，西征军横扫大漠，可是海关无坐扣之资，西方银行家一旦催逼还贷，那将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57]
沈葆桢的这番话泄露了玄机。按照北京方面对西征跟海军防务的规定，各省在给西征军筹措军饷的同时，还要为南、北洋筹措海防费用。但沈葆桢到了两江后发现一个大问题，除了自己曾经巡抚过的江西，其他省份没有一两银子交付南、北洋。现在，要两江给西征军贷款，沈葆桢势必站在各地督抚的对立面，更置政治盟友李鸿章于尴尬的境地。
淮军集团改革先锋、福建巡抚丁日昌站出来替沈葆桢解围。1876年3月10日，丁日昌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家经费有常，岂能骤增此意外巨款？”丁日昌提出，海防与洋事最宜界线分明，如果以海关税收抵洋贷款，那样容易造成国家财政混乱。更为要命的是，一旦海疆有事，关税不能照常征收，洋贷款难以归还，洋人以此为借口自行征收关税，到时候将是贻患无穷。[58]
丁日昌的报告一到北京，清政府执政精英们决定将问题扩大化。
很快，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两广总督刘坤一、闽浙总督李鹤年、浙江巡抚杨昌浚、福建巡抚丁日昌、湖北巡抚翁同爵等二十位督抚大员都收到了六百里加急上谕。光绪皇帝在上谕中强调：左宗棠可以自己想办法搞五百万两的洋贷款，南方各地的西征军饷要快速汇总到沈葆桢处，以应急需。[59]
光绪皇帝的上谕令淮军集团跟南方的商人们顿生警觉。轮船招商局的股东徐润给唐廷枢写了一封信，希望这位远在福州的广东商帮领袖立即返回上海。唐廷枢在福州也已经了解到左宗棠的行动，接到徐润的书信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徐润在上海跟一位洋人秘密会晤后，决定给盛宣怀写信，希望他能够尽快回到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国际并购必须立即启动。
招商局借钱搞并购，引起一场资金暗战
招商局高层聚首，商量并购大计
徐润日夜兼程，终于远远望见了阳城山。
落日余辉洒满了阳城山，但徐润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落日美景，他希望快一点儿见到盛宣怀。离开上海之前，瑞生洋行的经理布赫海斯特（J.J.Buchheister）再三叮嘱，旗昌洋行的老板福布斯在美国的项目正继续回笼亚洲资金，现在就等轮船招商局支付并购资金。
福布斯在套现旗昌轮船上已经表现得急不可耐，他委托布赫海斯特跟徐润谈判，开价二百五十万两白银。[60]唐廷枢在福州、盛宣怀在湖北、朱其昂兄弟在江浙，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中只有徐润一人在上海。瑞生洋行一直跟中国军界做军火生意，布赫海斯特跟军界要员关系密切。福布斯找布赫海斯特做中间人，意在将旗昌轮船卖个好价钱。
与布赫海斯特见面后，徐润跟轮船招商局的财务总监严芝楣两人便开始通宵达旦地测算，旗昌轮船的船只、码头、货栈的价值总计在两百二十万两之上。[61]一旦轮船招商局并购成功，将在吨位、航线等硬件方面成为国内航运的龙头老大。在招商局内部选择并购伙伴时，徐润也是煞费苦心，最终选择了财务总监严芝楣。来自江苏吴县的严芝楣跟江浙商帮关系密切，让他以轮船招商局财务总监的身份参与并购融资，容易得到江浙资本的支持。
经过跟布赫海斯特的反复谈判，福布斯终于答应将并购价格降至两百二十二万两。福布斯担心徐润会反悔，提出要先交纳两万五千两银子做订金的要求。由于旗昌洋行当初并购了宝顺洋行，所以徐润曾经持有的宝顺洋行股票通过换股，变成了旗昌轮船的股票。现在，轮船招商局一旦成功并购旗昌轮船，徐润持有的旗昌轮船股票就可成功套现。于是，在没有经过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讨论的情况下，徐润便跟福布斯签订了意向性并购协议，交纳了订金。
徐润非常担心盛宣怀会持反对意见。广东商帮主政轮船招商局以来，盛宣怀名义上虽是李鸿章的代表，可是唐廷枢的强势管理令盛宣怀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作为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一旦盛宣怀投反对票，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将化为泡影。
盛宣怀放下手上的书卷，将徐润迎入简陋的办公室。
他听完了徐润的汇报，先是很自信地说并购资金不是问题，接着又说自己担心的关键问题是并购后的市场。并购之后，轮船招商局将面临船多货少的局面，公司的盈利能力下降，怎能跟其他轮船公司抗衡？[62]
现在，左宗棠正谋划西域商路，试图将东南沿海资本引入西北，这个时候并购旗昌轮船，钱的问题其实才是盛宣怀真正关心的。自己一手控制的阳城山项目才开始，一旦资金被抽走，煤铁产业将面临资金分流，自己独当一面的计划将落空。更为重要的是，在李鸿章推行的全面改革中，如果淮军集团不能有效地掌控矿产资源，那么钢铁冶炼、铁路、造船、军火等全方位的工业改革只能是纸上谈兵。
徐润一听盛宣怀的担忧，马上解释道，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这事儿不能简单地看几条破船，旗昌轮船的那几条木船在铁甲船日兴的时代，已经没有竞争力了。轮船招商局的并购应该从投资的角度看，旗昌轮船拥有位置最好的商埠码头，各大航线均有一流的栈房仓库，在航运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下，旗昌轮船的硬件设施具有极大的投资价值，将其收购后，“利益颇大”。[63]
盛宣怀不断地权衡徐润跟林乐知的话，在广东商帮看来，收购旗昌轮船是投资；从航运主权方面考量，并购旗昌轮船将是中国改革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盛宣怀决定，跟徐润一同回上海。
唐廷枢接到徐润的书信，也立即从福州动身，赶往上海。
三人很快就在上海聚首了，唐廷枢很支持徐润的并购举动，而盛宣怀总感觉这背后有文章。三人决定召开董事会，商议最关键的并购资金问题。作为淮军集团改革的样板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次跨国并购一定会引起以英国为首的航运企业的关注，为了提防列强们以外交手段介入并阻挠并购，盛宣怀提议三人同去烟台，先取得李鸿章的支持。
李鸿章正因马嘉理命案而忙得焦头烂额。英国人图谋进兵云南腾越一带，以遏制西征军出关收复新疆，于是马嘉理便远赴云南搞军事情报，不料却被云南当地人杀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仰仗本国的船坚炮利，在理屈的情况下还提出无理蛮横的要求。北京方面一面命令李鸿章出面谈判，一面派出福建按察使、兵部侍郎郭嵩焘赴伦敦通好。
郭嵩焘一行浩浩荡荡远赴伦敦，可是威妥玛不依不饶，还调遣军舰到大连。威妥玛甚至指定李鸿章必须在烟台谈判，英国海军驻华司令赖德（A.P.Ryder）在谈判期间率领军舰进入了烟台海域。美、法、德见英国军舰出动，这三国的驻华海军也调集军舰赴烟台。德、法、日、奥、俄、美六国驻华公使纷纷前往烟台避暑。
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一行三人到了烟台，但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李鸿章的压力，四国军舰施压，六国大使观摩。英国人是想掌控中国西南的通商控制权，中国政府一旦满足了英国人的野心，列强将犹如饿狼一般扑向北京。
在接见盛宣怀一行之前，李鸿章看到《申报》新闻，说三菱轮船并购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后掌控了日本航运权。同时，一直同三菱轮船打价格战的英国轮船公司在价格战的压力下，决定永远退出日本航运业。李鸿章一听徐润一行的汇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连连说：“果能有成，固属盛举。”[64]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是中国收复航运权的绝佳机会，李鸿章反复问徐润，旗昌轮船的股东们真的愿意将其出售给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和西征军，把钱借给谁？这是个大问题
盛宣怀敏感地意识到李鸿章愿意为轮船招商局的并购提供政治支持，一旦李鸿章能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那么自己在轮船招商局中的地位就可以超越广东商帮。徐润将订金单出示给李鸿章看，李鸿章看完订金单，又感叹一句：“一时筹集巨款，亦甚不易。”
李鸿章早已收到北京方面的六百里加急，对左宗棠借洋贷款的谋划洞若观火。现在，北京方面暂停了沈葆桢代为西征军贷款之议，可是又下令沈葆桢代收东南沿海各省的西征军饷。李鸿章决定将沈葆桢拉入自己的计划之中，给左宗棠来一招釜底抽薪。他明确地向盛宣怀、唐廷枢跟徐润表示：“百万巨款，必赖南洋主持。”[65]
盛宣怀一行人回到上海，立即召集董事会成员商议筹集资金问题。朱其昂的弟弟朱其诏说自己得到一份重要情报，西征军驻上海军代表许厚如正跟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接触，许厚如希望日本能够向西征军提供贷款。朱其诏跟品川忠道是老相识，他希望董事会授权他跟日本方面接触，为轮船招商局的并购搞洋贷款。[66]董事会当即同意了朱其诏的提议。
国际贷款是一笔大生意，朱其诏找了一位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的德国洋行经理缪拉，请他作谈判代表，专门跟日方商谈轮船招商局贷款的具体事宜。[67]1876年12月28日，品川忠道致函正在东京为西征军借款而活动的日本驻华首任武官、陆军大佐福原和胜，希望他出面和日本第一银行协调，给中国的轮船招商局提供贷款。
品川忠道在给福原和胜的信中提出，轮船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势必会改变中国航运业格局，欧美在中国的商业利益版图将被重新分配，他希望福原和胜探询大藏卿大隈重信的意见。在收到品川忠道的来信之前，身为日本财政大总管的大隈重信正在跟福原和胜商洽向西征军贷款一事，现在品川忠道突然提出又要给轮船招商局借款。但是，以日本第一银行现在的财力，根本无法同时完成两笔庞大的借款计划。
左宗棠的西征军需要借款一千万两白银，整个日本第一银行就算倾囊而出也不够，董事长涩泽荣一给大隈重信的提议是：在向西征军提供的一千万贷款中，七成是日本各类货物，三成是日本银币和铜钱，利息争取百分之十，十年归还期。涩泽荣一的具体操作办法是：七百万日元通过“金禄公债”作为抵押，通过银行发行等额纸币筹集，另外的三百万日元以银币、铜钱和其他物品筹集。[68]
涩泽荣一的方案令大隈重信相当满意，可他还是担心西征军借款的可靠性。大隈重信将福原和胜叫到办公室，想问个准信。福原和胜名义上是驻华武官，实为日本安插在上海滩的军事间谍，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湘军、淮军以及清政府军队的一切军事情报，包括军火采购。西征军驻上海军代表许厚如、左宗棠的代理人胡雪岩自然成了福原和胜的重点盯防目标。
福原和胜将自己掌握的中国情报全部告知大隈重信，大隈重信立即同意了涩泽荣一的放贷请求，政府决定在背后支持日本第一银行去完成借款交易。为了确保日本的金融安全，大隈重信提出，西征军贷款必须以上海跟广东两处海关的税收作为抵押。就在以涩泽荣一为首的日本贷款使团准备出发到上海的时候，福原和胜收到了品川忠道的书信，福原和胜立即向大隈重信汇报了轮船招商局欲借海关银一百万两的情报。[69]
与日本人的借钱谈判破裂，招商局只得另寻出路
大隈重信一听品川忠道的来信，顿时心花怒放，但日本第一银行的实力根本不能满足中国的两笔庞大贷款。大隈重信立即召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涩泽荣一、三井物产社长益田孝、大藏省书记官岩崎小二郎、福原和胜。益田孝出访过欧洲，经明治维新元勋井上馨的推荐，曾经担任过大藏省造币权头，在金融改革方面经验丰富。1876年出任三井物产社长的益田孝还于当年成立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