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丹麦大北公司的真身
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南下福州。
专案组的调查令人惊讶，和丁嘉玮签约的丹麦公司并非一家普通的欧美公司，这家名为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的电报经营商成立于1870年6月，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重组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在上海设立远东公司，首任经理为原丹麦皇家海军准将史温生（Edouard Suenson）。重组后的大北公司的股权错综复杂，堪称一个小欧洲。
在重组大北公司的过程中，沙俄皇室一举成为大北公司的控股股东。沙俄皇室在成为大北公司控股股东时，跟英国大东公司谈好了一个妥协条件，即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的市场，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的市场，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是。大东公司一度想在港粤架设电报线，但两次鸦片战争将广东人打得家破人亡，大东公司的计划也被搅黄了，广东官员还将“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一直毫无建树的沙俄皇室抓住了机会，立即命令大北公司拿出一个抢占中国沿海电报网络的计划。大北公司很快拿出计划：一南一北架设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森崴接到上海，以此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森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沈葆桢向北京方面提出架设福建至台湾电报线申请后，当时正在跟英国角力新疆的沙俄决定在福州小试牛刀。大北公司找到了负责台湾高雄跟福建商务的丁嘉玮。丁嘉玮在汉族武装集团上层实为一小吏，沙俄皇室通过一番调查后发现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只要套牢丁嘉玮，北京方面想轻易撕毁合约，就会牵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加之沙俄的外交压力，大北公司在中国陆地上架设电线成功概率就高，如此一来，整个大北公司的电报网络计划将顺利推进。
李鸿章谋划着电报在福建试点，没想到丁嘉玮已经跟大北公司签约了，沙俄驻华公使布策试图通过照会总理衙门，将福建的交易生米做成熟饭，沙俄皇室万万没有想到，英法等国就像狼一样扑上来，生意变成了政治外交，总理衙门一旦被大北公司开了口子，海外的电报经营商就会裹挟着外交抢占中国市场，留给汉族武装集团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沙俄皇室的庞大计划令北京方面相当焦灼，沈葆桢初任两江总督，掌舵南洋通商及海防事务，此时也很尴尬。沈葆桢立即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写信，希望详细了解丁嘉玮跟大北公司的签约细节。王凯泰是淮军集团宿将，在日本进兵台湾期间入台，遭遇瘴气后回福州休养。由于各派系势力均瞄上福建巡抚的位置，因此王凯泰对电报案的调查异常艰难。李鸿章在给王凯泰的一封信中流露出对福州官场的失望：“翁近因电线一事，与诸公颇有龃龉，将来他事恐亦不免龃龉。”[24]
李鸿章从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了解到，闽浙总督李鹤年是丁嘉玮和大北公司签约的幕后操盘者。一旦追究丁嘉玮的责任，势必会牵出李鹤年。正因如此，王凯泰在抱病调查期间，遭遇了福州官场的强烈反弹。李鸿章抱怨总理衙门以及军机处明知其故，却未能设法调停。无奈之下，李鸿章只好写信安慰王凯泰，作为淮军集团在闽浙官场的先锋，“数年来委曲调护之苦衷，远近固已周知，积诚所不能感、口舌所不能争，只能据实沥陈”。
王凯泰的身体每况愈下，李鹤年又借机对电报案百般阻挠，这令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李鸿章相当恼火。在给王凯泰的信中，李鸿章流露出内心的烦躁：“昨因威妥玛为滇案狂吠，奉派出使英国，即日交卸北上。”李鸿章一边被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威胁，一边又要面对福州官场的倾轧，所以不得不重新布局福州官场。在安抚王凯泰的同时，李鸿章向北京方面举荐政治盟友丁日昌调往福建任职，希望淮军集团这位改革干将能够抓住福州船政大权，进而将电报试点的主动权抓在淮军集团手中。
当左宗棠在兰州向沙俄游历官演示变幻莫测的西征军阵法时，自己曾经举荐的干才丁嘉玮却将福州官场搅得天翻地覆。沙俄的胃口绝不只阻拦英国人联手阿古柏这么小，驻军伊犁虎视新疆只是他们打通西北商路的一部分计划。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方面派出官员打探西征军情报，另一方面通过大北公司布局中国沿海商路。李鸿章绝对不允许福建的电报试点落入沙俄皇室手中，一旦大北公司的计划得逞，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信息筹码就落到了沙俄之手。
在总理衙门派出专案组调查期间，福建的民众群情激愤、啸聚成群，要求拔掉大北公司架设的电线。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大北公司合约在手，如果强硬地要求他们放弃电报架设权，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北京方面如果继续深入调查，一定会查出福州官场的大问题。至于民众啸聚的背后，也一定有人怂恿。综合上述种种原因，只有令大北公司自行退出才是最好的选择。沈葆桢跟王凯泰商议，决定借坡下驴，以国有资本全资控股的形式来收购福建地界的电线设施。出于电报运营安全性的考虑，想必大北公司没有理由拒绝政府行为。
王凯泰的身体越来越差，丁日昌只好日夜兼程赶赴福州。待丁日昌到达福州之时，王凯泰已经驾鹤归西。不巧，唐廷枢这会儿正在香港出差。独自面对复杂的福州官场，丁日昌一筹莫展，他觉得福州官场水太深，自己根本无法对抗福建政务跟船政，尤其是福州船政，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包含了沈葆桢的干将、左宗棠的嫡系、福州的地头蛇、英法国际势力。在给沈葆桢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对此也很是焦虑。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官场，丁日昌向李鸿章提出，到1876年的春天就要辞官归隐。[25]
要想收购大北公司的电报线，第一步先要否定丁嘉玮签约的合法性。很快，北京方面公布了对丁嘉玮的处理决定：以派办电线、率立合同、冒昧贻误，革福建道员丁嘉玮职。这一次，丁嘉玮再次遭遇了勒令回籍的处分。因为丁嘉玮家在顺天府，淮军集团可不想他北上途中西行，投奔一直看好他的左宗棠。所以，北京方面在处理决定中还特别强调，丁嘉玮不准投效各路军营。[26]
沙俄皇室的商业野心一定要通过商业途径解决，为了将电报大权收归淮军集团，在征求了总理衙门的意见后，李鸿章决定从海军费用中划拨十五万八千五百两银子，用于收购福州至厦门以及福州至马尾这两条电报线。[27]丁日昌跟从香港赶回福州的唐廷枢商议，准备用收购回来的设备继续架设电报线，可是却遇到当地民众滋生事端。李鸿章在福建的电报试点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电报试点的搁浅令李鸿章措手不及。沙俄皇室在西北跟东南同时布局，他们先是通过战争使清政府陷入资金断裂的困境之中，再企图通过电报网络垄断商业信息，进而遏制清政府工商业的发展。
李鸿章担心，沙俄皇室会再次抢夺以电报为首的信息网络。于是，他下令丁日昌跟唐廷枢在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培养电报方面的高科技人才，为中国电报储备人才。在商业信息网络上的挫折给李鸿章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资源是汉族武装集团推动全面改革的基础。因此李鸿章决定，派心腹盛宣怀远赴湖北。
清政府集团坐山观虎斗，听任束带蛇与河豚互咬
阳城山开煤矿，既要搞定朝廷官员，也要安抚平民百姓
湖北广济县县衙门口，人越聚越多，绅民们情绪激动。
领头的是广济县的首富吴邦杰，他正在厉声斥责县衙皂吏的粗暴，强烈要求县令史醇跟绅民们直接对话。广济县的绅民们发现，阳城山出现外国人的身影，跟外国人一起出现的还有穿着官员服饰的中国人。绅民们通过调查发现，外国人原来在阳城山上勘察煤矿，轮船招商局即将在这里开矿。
吴邦杰还联合了当地四十人，写了一封请愿信，他们在请愿信中表示：担心轮船招商局的开矿会拆迁祖坟，破坏当地的风水。更为重要的是，阳城山常年刮风，开采煤炭很容易引发火灾，这将会成为影响广济县安定的不稳定因素。吴邦杰一干人等在请愿书中只有一个要求：停止一切开矿活动。[28]
其实，史醇早就见过带领洋人来阳城山的张斯桂。
张斯桂早年继承了家族一笔巨额财富，在获得秀才出身后，一门心思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他都学得很认真。张斯桂当过舰长，曾在曾国藩幕下负责轮船仿造，也在左宗棠幕下当过谋士。现在，张斯桂穿着候补知县的官服，成为淮军集团的干才。北京方面批复了李鸿章筹建海军的批文后，李鸿章密令盛宣怀寻求煤铁矿。从未主办过煤铁矿开采的盛宣怀立即想到了张斯桂，因为张斯桂曾到台湾基隆查勘过煤铁矿。[29]
盛宣怀对煤铁矿是一窍不通，压根儿就没有主办过。同治年间，盛宣怀路过湖北并查阅过《广济县志》，他在一份广济县禁开煤矿的官方文件中发现，阳城山曾有旧矿。盛宣怀还发现，阳城山就在长江边上，整座山产权归官府所有。盛宣怀在给张斯桂的信中写道：“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充满激情的盛宣怀叮嘱张斯桂，到广济县后一定要弄清楚旧矿的产量、运输以及绅民们的态度。
张斯桂接到盛宣怀的信后立即赶赴广济县。十五天后，张斯桂跟史醇见面了，并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考察了阳城山。不到一个月，张斯桂便给盛宣怀写了一封激动人心的信，他在信中说道：阳城山确是官山，煤随处都有，亦易挖，距江亦近，颇合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之用。不过，当地的绅民却令他头疼，因为以吴邦杰为首的基层精英们担心煤矿一开，当地的风水会遭到破坏，进而影响到祖宗基业。[30]
史醇现在的处境相当尴尬，他只是广济县的代理县令，还没有转正，如果得罪了淮军集团，县令转正无望；如果当地的精英们闹开了，转正也相当困难。史醇在给盛宣怀的信中写道：“此事既攸关楚省地势天险，又关民间庐墓所在。”当地的基层精英警告盛宣怀，不要忤逆民意强行开矿。盛宣怀在给史醇的回信中态度坚决，批评当地民众愚昧，还说自己将于1875年6月亲自到广济县指挥开矿。
煤铁矿的开采是淮军集团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计划，李鸿章岂能向一个县的首富低头？盛宣怀将广济县的情况汇报后，李鸿章在6月29日给盛宣怀批示：“先集股本，酌议章程。”李鸿章希望盛宣怀拿出一个具体的开采方案，引入民营资本开采阳城山煤矿。为了确保开矿顺利，李鸿章让盛宣怀去找史醇的上级领导、汉黄道兼江海关监督李明墀，希望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大面积推广。
为避免阳城山开煤矿一事重蹈福建电报覆辙，李鸿章决定重新评估基层精英的力量。他在指点盛宣怀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的同时，还给自己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写信，希望李瀚章拉上湖北巡抚翁同爵到广济县视察。[31]翁同爵身为湖北的地方长官，可是一位权力直通紫禁城中枢的疆臣。他弟弟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这位帝师早年在教授同治皇帝的时候就经常讲西方政治科技，是紫禁城内少数的开明精英。李鸿章自然希望翁同爵能够支持盛宣怀，万一阳城山的基层精英真闹到北京，翁同龢就是最重要的一张牌。
李瀚章、翁同爵一行封疆大吏很快就去了广济县。代理县令史醇被这阵势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李瀚章还带去了一名候补知县。一旦史醇站在基层精英一边，李瀚章可以将其就地免职。对阳城山一番勘察后，又经过盛宣怀、张斯桂的一通鼓动，李瀚章对阳城山的煤矿寄予厚望，一个月内就给盛宣怀批了开矿执照。[32]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给盛宣怀带来了便利，以吴邦杰为首的基层精英再也不敢向官府施压。盛宣怀决定，在天津闭门草拟招股书。
李鸿章动用湖广官场资源，试图将湖北煤铁矿的开采办成淮军集团的样板工程。因此盛宣怀对阳城山这个煤铁矿试点万分小心。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说：“鄂省矿务中外具瞻，成败利钝，动关大局。”[33]在给北京方面的报告中，李鸿章一度还以军需为由，拿到了直隶磁州、台湾基隆的煤铁矿开采批复书。湖北煤铁矿的开采是淮军集团抢占资源的一个开始，无论是欧美列强，还是国内官僚，都非常关注盛宣怀在湖北开矿的一举一动。
在李鸿章的改革方略中，航运业是开局，煤铁矿的开采是为重工业改革铺平道路，进而推动钢铁冶炼、铁路建设。重工业的改革需要资本杠杆，通过推动以银行、保险、债券为首的金融改革最终达到全面经济改革的目的。
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李鸿章将阳城山试点推到了一个开风气的历史高度：“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但李鸿章的期望却令盛宣怀备感压力。为了鼓励盛宣怀迎难而上，他还在信中赞赏盛宣怀：“大才素精会计，谅必有胜筹妙算。”他还希望盛宣怀在试点中，“不奢不刻，握定利权”，最终，“若使四方皆闻风取法，实所企盼”。[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