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吹响了全面改革的冲锋号。以唐廷枢为首的广东商帮组建了轮船招商局董事会，试图让轮船招商局按照现代化公司的模式来经营。不难看出，轮船招商局从一开始就分成了三股势力，董事会中的唐廷枢和徐润代表了民营资本利益，朱其昂代表了漕帮利益，盛宣怀代表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政府利益。民营资本利益方很快就发现，“官督商办”成了轮船招商局经营中的枷锁，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李鸿章他们经常对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模式任意指点。
文祥是帝国民营资本回归的见证者。
“官督商办”的改革路线吸引了大量的民营资本回归。起初，民营资本利益方想当然地认为，在政府不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打着政府督办的旗帜开拓市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改革变味儿了。为了扩大市场，政府将官方漕粮运输业务划拨给了轮船招商局。可是在具体的运作中，掌握漕粮划拨、调度大权的地方官却借机不断往轮船招商局塞人，这令招商局难以拒绝。
到了1874年，轮船招商局已经成了政客们的角斗场。
当时，文祥对帝国的改革也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作为帝国改革标杆的轮船招商局，早就背离了现代化公司的运作模式。李鸿章也在给大哥李瀚章的一封家书中抱怨，轮船招商局的四位董事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各有私意。总局、分理处都是唐廷枢跟徐润的亲信，盛宣怀跟唐廷枢“不甚相洽”。1874年，盛宣怀还一度游说长江中游各省的商人，“欲于商局外另树一帜”。
反观日本，虽然倒幕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武士阶层的动荡也是风云变幻，但大久保利通依然能有效地推动日本的改革。可大清帝国现在尚且算是海晏河清，改革却举步维艰。身为朝廷官员，文祥也非常无奈，他曾感叹道，大清帝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一切奏牍之陈，类多敷衍讳饰”。甚至有不少官员一提到改革，就为之色变，“视办理洋务为畏途”。
“日本一小国尔，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两只，竟敢籍端发难。”文祥通过跟大久保利通的谈判，越发感到改革的重要性。虽有沈葆桢担任福州船政大臣，马尾船厂也制造了超过十艘的轮船，不过那些轮船根本无法同日本的铁甲船相抗衡，而且沈葆桢带领的淮军不能开战，只能以巡阅的名义，吓唬远道而来的日本兵。[20]
大久保利通进京期间，李鸿章了解到，当时的同治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文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已经白热化。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联手唱了一出罢免恭亲王的双簧戏。在宗人府调查奕期间，身为他的政治盟友，文祥内心的无助跟惶恐不难想象。同样，李鸿章心里又岂能宁静？
清政府集团与汉族集团的利益制衡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
自满洲八旗入关后，一个以满洲、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自然地成了中国最具权势的利益集团。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之时，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迅速崛起。枪杆子里走出的武装集团打破了垄断格局。李鸿章相当清楚，一场以不调整权力结构为前提的改革，最终的成果将被清政府集团侵吞。
奕是清政府集团内部少有的智者，他团结了以文祥为首的一批八旗精英，这批精英清醒地看出大清帝国的致命问题，即清政府集团掌控并且垄断着社会资源，鲸吞着国家各个阶层的利益。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精英阶层腐败丛生，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导致社会骚乱不断。
对此，文祥痛心疾首。清政府集团的绝大部分精英现在抗拒改革，在垄断了几百年的资源跟利益面前，他们岂能拱手相让？见识过英法联军枪杆子威力的文祥明白，掌握了枪杆子的汉族武装集团不再是可以被肆意欺凌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会再容忍清政府集团侵吞他们的利益。为了让太平军之乱不再上演，清政府集团必须在改革中与汉族武装集团进行利益重组。
大清帝国的权力中枢正在玩一场俄罗斯套娃游戏。战争不断令爱新觉罗家族的精英们闻风丧胆，可是权力带来的诱惑与勾起的欲望又令他们如痴如醉。咸丰皇帝去世的时候，以肃顺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将六岁的同治皇帝推上龙椅。很快，慈禧太后联手以恭亲王为首的另一帮清政府精英发动政变，在同治年间上演“叔嫂共和”的执政格局，打破了君主独裁的政体。
“叔嫂共和”的执政格局是皇室跟政府相互制约的一种联盟关系，新的执政精英一直在强化自己的利益。早在1865年4月1日，慈禧太后就开始向重用汉人的奕发难：“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21]奕突然起身，慈禧太后以奕欲袭击她为由，褫夺奕的“议政王大臣”封爵。在清政府精英集团中，身为亲王的奕依然拥有竞争皇位的实力。同治皇帝早逝，清政府精英集团中的皇室精英相当恐慌，因为一旦奕坐上了皇帝宝座，帝国势必重回君主独裁时代。
在修复圆明园的问题上，奕遭遇免官削爵，文祥身为奕的政治盟友，同样遭遇罢官调查。文祥有超强的政治敏感性，他知道，一旦奕坐上皇帝宝座，为了削弱清政府精英集团对政权的控制力，奕一定会利用他一贯支持的汉族武装集团来制衡清政府精英集团，这是清政府精英集团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需要寻找一个羸弱的君主，为继续进行集团化执政铺平道路。
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成了幸运儿。载湉是醇亲王奕的儿子，理论上没有机会成为接班人，但醇亲王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因此奕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当时，恭亲王的儿子载澄二十一岁，一直陪侍同治皇帝。但花花公子载澄却被慈禧太后指责带坏了同治皇帝，如果让载澄当皇帝，再加上有强悍的亲王父亲支持，哪有四岁的载湉容易控制呢？所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皇室精英们自然不会选择载澄。
登基的皇帝在年龄上越来越小，清政府执政精英集团对皇权的操控越来越严。奕一夜之间被罢官削爵，他的遭遇令文祥真切地感受到小皇帝大集团控制的政治恶果。随着执政精英集团的膨胀，改革势必会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集团化，集团利益化，最终导致利益向执政精英集团集中，社会分化更加严重，甚至会将汉族官僚武装集团推向北京执政集团的对立面。
长辫子考察团赴欧洲
文祥决定给新皇帝光绪写一封秘密奏折。
“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22]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奏折中，文祥详细回顾了西方列强图我中华的经过，战争的硝烟和不平等的合约令爱新觉罗王朝蒙羞，那个曾经金戈铁马的盛世王朝已经成为一只任人欺凌的羔羊。
早在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奕立即吩咐文祥寻找可靠之人，随赫德一行远赴欧洲考察。在文祥的精挑细选之下，63岁的斌椿成为西洋考察团团长。
斌椿西洋考察团的成员都是清政府精英阶层的最外围成员。斌椿隶属于汉军正白旗，在咸丰年间，因为捐助赈灾，获得了八旗副护军参领衔，后来在总税务司当文书，他的儿子广英也以内务府翻译的身份服务于总税务司。斌椿考察团除了他们父子二人外，还有同文馆的三位学生，分别是正黄旗蒙古籍凤仪、镶黄旗汉军籍张德彝和彦慧。
1866年3月7日，斌椿西洋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历时四个月，走马灯似的考察了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11个国家。考察团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瑞典国王、德国（当时的普鲁士）宰相等欧洲国家元首、政要的接见。在柏林期间，德国首相俾斯麦主动拜访了斌椿。遗憾的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正忙于跟奥地利打仗，所以由普鲁士王妃在皇宫接见了斌椿一行，并将斌椿考察团称为“中国天使”，欧洲的报纸也都在极力渲染中国考察团的欧洲之行。
回国后，斌椿立即向总理衙门进行了汇报。考察团对欧洲的造船、铁路、纺织、电报、电话、钢铁、煤矿、军工等多个产业进行了考察。遗憾的是，斌椿在报告中谈及这些产业时都是蜻蜓点水，他沉溺于欧洲壮丽辉煌的宫殿和巍峨秀美的山川风景。斌椿拒绝穿上采煤工人服装下到矿井之中，却乐意为美丽的少妇作中国古体诗。[23]
文祥万万没有想到，斌椿将自己塑造成了勇闯蛮夷之地的士大夫英雄。技术、制度、文化全被淹没在华丽的诗词歌赋中，英国女王的舞会成了东方神话中的瑶池夜宴。在斌椿的汇报文字中，辞藻华丽，欧洲一切的风物人情全充斥着挥之不去的东方神韵。那位下令向中国开炮的维多利亚女王，俨然就是紫禁城内慈禧太后的影子。
在这个西洋考察团中，年仅19岁的张德彝却令文祥刮目相看。当考察团团长斌椿沉溺于个人英雄主义之中时，张德彝对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排水、公共厕所、公园等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以及地铁、自行车、火车、电梯等现代技术兴趣浓厚。张德彝在伦敦考察了英国议会，还专门旁听了英国法庭审案，为英国的刑讯体制所折服。为了比较欧洲议会制度，张德彝还特地考察了法国议会制度和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各乡共举六百人，共议地方公事。”英国的议会在斌椿的报告中就这么寥寥几笔，让文祥相当失望。斌椿对英国议会的报告远没有道光年间福建巡抚徐继畲对英国议会研究得深入。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畲全面阐释了议会的结构跟权力：英国的上议院为“爵房”，代表的主要是统治阶级贵族，下议院为“乡绅房”，代表的主要为乡绅跟平民。
张德彝通过研究发现，那些以乡绅平民为主的下议院议员拥有立法权、财政和监督权，而那些贵族精英的权力相对受到约束，他们只拥有有限的立法权跟司法权。英国君主的权力也会受到约束，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君主都要遵循法度。议会拥有赞成以及否决君主、内阁所有提案的权力。君主必须遵循一点：重要决策和制度必须由上议院与下议院讨论通过。[24]
1866年的斌椿考察团更像是一个旅游团。以文祥为首的执政精英难以通过斌椿考察团掌握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精髓。1871年，因“天津教案”事件，张德彝跟随赔罪使臣崇厚再度展开欧洲之行。这次，他们发现推行军事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已经成为德国的英雄，专制的拿破仑三世已经成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张德彝还惊奇地发现，内政民主、军事强权的德国的终极目标是法国的金银跟丰富的矿产资源。
手握张德彝的两份欧洲报告，文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欧洲疆域不大，国家众多，即便是比利时、丹麦这样的小国，都有尖端的武器、强悍的军事和先进的技术。在欧洲各国强悍的背后，反映出现代工业跟金融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君主不再是万能的主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民主的议会中。欧洲的富国强兵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石。
大清帝国利益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执政精英跟商业精英的对立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化解精英阶层的对立，确保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稳步推进，西方议会制度为大清帝国提供了解决范本。“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25]文祥在给光绪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如此说道：西方国家的两院议会制度在中国很难实施，但是可以尝试。
文祥推出政改方案
文祥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主张颠覆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政体，这可是官僚精英第一次提出如此大胆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一旦推行议会制，皇权将受到约束，清政府精英集团的利益将被彻底重组。由于光绪皇帝只是一个四岁娃娃，所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文祥的这份秘密奏折自然是递送给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执政集团。
文祥在秘密奏折中说：“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要。”那么，大清帝国的元气到底伤在哪里？独裁专制？贪污腐化？离心离德？俄国虎视新疆，法国惦记云南、广东，英国更是由印度进入西藏、四川。在文祥看来，欧洲列强之所以得寸进尺是因为摸准了国民人心向背。朝廷要想富国强兵，只有进行政治改革。
思想家跟商人对文祥的改革方案相当感兴趣。
游历欧洲的王韬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民主之国的一国之主是人民，“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26]王韬理想中的议会制民主是：国家有事，无论是贵族议员，还是平民乡绅议员，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最终通过投票表决，表决通过的议题才能在全国推行；如果没有通过，君主也不能强制推行，君主只是总领议会之大成，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清政府执政集团彻查军机泄密案的目的，就是要敲打广东商帮背后的汉族武装集团。因此，在舆论方面，广东商帮在一段时间内相当克制。广东商帮的笔杆子郑观应跟王韬过从甚密。现在，文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思想家王韬也发表了自己对议会制民主的看法，这些商人则看到了改革背后的商机。一直图谋通过舆论话语权影响朝廷决策的广东商帮，岂能错过这次由北京方面发起的改革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