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眼中的香饽饽：长江航线
酉阳教案
恭亲王奕坐在总理衙门办公室内焦头烂额。
法国驻华参赞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的翻译官吴伯尔三天两头来总理衙门，催促奕派员赴川东调查酉阳县教案。此事的起由是酉阳县一帮民众冲进天主教堂，将一位名叫李国（Jean Francois Rigaud）的法国传教士杀死。罗淑亚给总理衙门的照会态度强硬，他说如果中国当局不交出杀人凶手，给法国政府一个说法，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摩笛将派军队入川，围剿川东暴民。[1]
奕派出成都将军崇实组成专案组调查，其得出结论是仇杀。
早在1868年，天主教川东牧区代主教范若瑟（Eugène-Jean-Claude-Joseph Desflèches）跟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县成立了四川第一支教堂洋枪队。李国身为教堂洋枪队首领，奴役当地人民，令其修筑寨堡。不少游手好闲的恶棍为了躲避教堂奴役，就接受教堂洗礼，摇身一变成为教民。恶棍教民有了洋人庇佑，在当地无法无天，还教授李国强奸女教民的经验。
远游异国他乡的李国，一直没有娶妻生子，面对恶棍们的诱惑，迅速下水。传教士身份成为李国与恶棍们行恶的护身符，教堂武装成为他们称霸一方的枪杆子。崇实经调查发现，李国身为传教士，在弥撒之时，必令有姿色的妇女跪其膝前，弥撒后则选其中一位闭置密室，行禽兽之事。
教堂洋枪队令李国有恃无恐，他已经无法满足于强奸游戏，还让女教民侍寝。李国搞了一套侍寝的游戏规则，只要他在妇人额头点上墨点，妇人就要到李国的卧室侍寝。慢慢地，川东教区的传教士争相仿效，天主教堂成为传教士淫乱的窝点。而女教民的夫家畏惧教堂洋枪队，一直不敢声张。
法国人的传教士在川东犹如土皇帝，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李国并不满足于这种奸淫良家妻女的兽行，他还发明了新的玩法。在耶稣会忏悔的时候，他让女教民都脱光了衣服“洗罪”，为了增强活动的观赏性跟趣味性，还将散钱抛洒在地上，令女教民们哄抢。李国在女教民哄抢的时候，也赤身裸体混在人群中大肆淫乱。[2]
李国的兽行在酉阳县家喻户晓，那些恶棍教民更是有恃无恐。根据崇实调查发现，酉阳县教案跟一个叫尤秀元的恶棍有关。尤秀元游手好闲，恶霸乡里，经常被知县董贻清盯着。尤秀元看李国组建了洋枪队，知县对洋人点头哈腰，便马上参加了天主教。有了洋人的庇佑，尤秀元抢人财产，毁人房屋，还看上平民朱永泰的媳妇，逼朱永泰退婚。
酉阳县早在1865年就爆发过教案，当地民团对洋人的排斥情绪很大。范若瑟指令李国成立洋枪队后，教堂武装更是成为民团的威胁。李国的兽行早已让民团忍无可忍，没想到一个恶棍教民竟然猖獗到要霸占人妻的地步。民团首领何彩拍案而起，聚众捣毁了酉阳县府的教堂，杀死了传教士李国。
在民团跟教堂武装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双方伤亡数十人。双方激战正酣，知州田秀栗下令将民团缴械解散。恶棍教民覃辅臣乘机率教堂洋枪队疯狂报复，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酉阳县教案震动京师，更让奕棘手的是，帝国子民死伤800多人，罗淑亚却在照会中将矛头对准了四川总督吴棠，认为吴棠跟酉阳县教案有关。
罗淑亚在照会中强调，酉阳县教案跟1865年的教案有一个共同的主谋，就是乡绅张佩超。因为在1865年教案中，张佩超被控跟教案有关，当时77岁的张佩超跟儿子遭遇羁押，后来认罚银2万两，到了1869年还有12000两没有交，所以罗淑亚咬定这一次主谋也是张佩超。但是四川总督吴棠调查后发现，张佩超与教案无关。尽管教案再次发生之前，恶棍教民张添兴强奸了张佩超的亲眷，杀死了他家三名佣人，但案发时张佩超在家，也没有任何主使何彩的证据。[3]
吴棠的调查结果令罗淑亚难以接受，奕只得再派崇实调查。罗淑亚得寸进尺，要求奕将吴棠提到北京审讯。没想到这个时候奕收到了沈葆桢的控诉信，一旦他答应了沈葆桢的要求，将法国驻福州领事馆给撤了，法国远东舰队司令摩笛就真的可能带兵入川，到时候就不是镇压暴民那么简单，而是两个国家的战争了。
奕万般无奈，只好在1869年9月派出了湖广总督李鸿章赴川查案。
李鸿章当初在上海滩，就一直跟洋人打交道，外交手段已经很老到了。奕派出李鸿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鸿章将吴棠挤出两江地界，无论是看安徽老乡的情谊，还是看在吴棠丢失两江总督大位的落魄上，李鸿章都应该帮吴棠一把。李鸿章到重庆后，逮捕了正在逃亡的何彩，砍了他脑袋，还将张佩超逐出了酉阳县。
酉阳县教案令巴士栋躲过了沈葆桢的弹劾，巴士栋还在领事馆等着看沈葆桢的笑话。沈葆桢为了确保检阅成功，调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回福州，全权负责万年清号的检阅工作。吴大廷是左宗棠的心腹爱将，左宗棠北上之前将吴大廷调往台湾，就是要给沈葆桢保留一个熟悉海战的人才。沈葆桢调回吴大廷后，命令舰长贝锦泉专门负责轮船操练工作。
贝锦泉接到沈葆桢的领航命令后玩命操练，甚至在狂风暴雨的时候，还载着沈葆桢一干官员出洋试航。沈葆桢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描述：“东北风大作，万年清号直出大海，在逆风巨浪中，船身坚固，轮机轻灵，驾驶自如，经受了考验。”
10月1日，吴大廷督率万年清号启航北上天津。
10月25日，大沽口人声鼎沸，一艘天蓝色的轮船驶入海口，红底金龙三角牙旗迎风飘扬。大沽口的商船自动排开，为大清帝国自制的第一艘蒸汽机军舰让出航道。万年清号缓缓驶向紫竹林津海关前。面对突如其来的豪华军舰，海关人流如潮，惊叹帝国从未有过之奇景。
11月5日，帝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曾国藩作为检阅大臣，带同天津镇总兵陈济清以及直隶的洋务官员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登上万年清号。天公不作美，连日的西北风大作，天津内河之水无法让万年清号驶出。
11月7日，大潮。万年清号于傍晚时分抵达大沽。8日清晨，万年清号驶出大沽口，进入大海后如鱼得水。据崇厚奏报：“该船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舵工、炮手在事人等驾驶、演放均极操纵合宜，动作娴熟。”
崇厚检阅完毕，向贝锦泉等人赠了小刀、丝绸等物品奖励，还要求他们返航时将海上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刊印发放给南北洋各处，以资学习。万年清号的处女秀令同治皇帝跟慈禧太后相当开心，下令马尾船厂造出的第一号轮船使用万年清之名。对沈葆桢呈送的军舰图纸，“留中备览”。[4]
1869年12月2日，万年清号离天津返航，于1870年1月8日抵达马尾。万年清号的成功检阅，标志着大清帝国进入了军事工业新时代。万年清号的北上检阅令巴黎宫廷深受震动，船政业务的合作政策将会给法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政府决定跟大清帝国在船政业务中进行深度合作。
酉阳县教案中摩笛没有派兵入川，万年清号的成功让这位法国佬再也坐不住了。1870年3月2日，法国远东海军司令摩笛派出远东舰队舰长韦尔隆到马尾，名义上是调查日意格和巴士栋的矛盾，暗中是收集军事情报。韦尔隆在马尾停留了两周，日意格再次接受了法国海军部的密令。不久，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接到韦尔隆的报告，要求福州领事回避会危及法国在船政局利益的所有纠纷。[5]
航运之争
1870年6月8日，保罗·西门·福布斯（Paul Sieman Forbes）收到一封密信。
保罗是美国波士顿福布斯家族在上海的代表，1862年3月27日联手广东商人、苏松太道吴健彰，将9名中国生丝商、茶叶商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旗昌轮船公司。为了彰显福布斯家族的诚意，保罗将自己的堂兄弗朗西斯·布莱克威尔·福布斯（Francis Blackwell Forbes）拉来成为合伙人，弗朗西斯同时头顶瑞典驻上海领事官衔。
福布斯家族在中国发家，其主要业务是贸易代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首的爱新觉罗皇族以总理衙门为平台，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崇厚为首的地方武装集团，尝试军事工业改革。随着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帝国不再严格管制民营资本，以广东、江浙为首的民间资本活跃在各个通商口岸。帝国民间资本在生丝、茶叶等传统商业领域迅速抢占市场，成为洋行们的直接竞争者，导致洋行代理无利可图。
更要命的是，以旗昌洋行为首的代理商之前从事金融票据业务，形成自己的产业循环链条，通过足够大的代理市场筑成垄断城墙。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专业的外汇业务直接冲击了洋行那种兼作的汇兑业务，国际银行提供的改革融资模式，相比之前依靠海上轮船传递信息更具信用。为了跟银行竞争汇兑业务，洋行之间就大打价格战，最终削弱了整个代理行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早在1856年10月5日，旗昌洋行总经理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就给保罗写信，希望福布斯家族能够直面企业正在遭遇时代的压力，必须进行重大改革。金能亨在信中强调：“我们必须赶上时代，如果能够同一家资历雄厚的商行建立联系的话，就应该放手让他们承担我们的部分托销业务。倘若中国人无法装运，我们就自己装运。每年只要我们四五个主要股东具有眼力并小心从事，每年做30万~40万元的生意是很少会亏本的。”[6]
改革是痛苦的，无论是爱新觉罗皇族，还是西洋商人，垄断的暴利跟自由竞争的冲突难以调和。旗昌洋行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欧美洋行的通病，更让传统代理商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是，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开通了，中国到英国的行程缩短了一半，专业的航运集团迅速将旗昌洋行们的轮船赶出了海上运输。旗昌洋行们的改革方向何在？
当中国的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还停留在钱庄票号的金融时代，欧美的现代化银行已经让旗昌这样的洋行羡慕不已。旗昌洋行在1866年参与了汇丰银行的配股，保罗成为汇丰银行的董事。在汇丰银行的股东中还有旗昌洋行的对手琼记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等。洋行们还成立了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尤其是旗昌洋行成立的旗昌轮船，更是巧妙利用资金杠杆成为帝国合资航运巨头。
金能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早年担任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当苏松太道吴健彰被小刀会俘虏后，金能亨立即组织营救这位广东巨商出身的帝国官员。吴健彰被救出来后，立即成了金能亨的幕后金主。旗昌洋行成立轮船公司，身为旗昌洋行股东的金能亨立即拉吴健彰入股。在吴健彰的带领下，不但广东商帮踊跃入股，江浙商帮也纷纷解囊。旗昌轮船的32万总股本中，中国民营资本占了17万股。
旗昌轮船成为了典型的中外合资企业，尽管中资占有绝对股份，可是控制权依然在外资手中，其中的奥秘跟清朝税赋有关。欧美商人通过不平等的条约，在税赋方面获取了非常多的优惠，而中国民间资本缴纳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金能亨正是看准了中国商人遭遇帝国盘剥不堪重负，需要寻求资本的保护伞，才利用股份模式吸纳中国资本。
拥有控股权而没有控制权的帝国民营资本，股权极为分散，更重要的是商人们都是抱着逃避帝国重税、依附洋商旗下可以保值增值的心态，所以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方面没有要求。帝国商人的资本迅速成为欧美商人在中国改革的重要资金筹码。旗昌洋行的改革是欧美商人在大清帝国市场的一个缩影，他们通过自身业务的转型，迅速在航运业、保险业、金融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洋商的改革深深地刺激了帝国官员。当李鸿章、曾国藩暗中角力，试图操控广东、江浙资本时，民营资本却难以进入国企改革的洪流中，反而依附在洋商身上，洋商迅速成为帝国改革的对手，分流了帝国改革的资本力量。帝国官员岂能长期容忍资本外流？帝国商人岂能长时间站在洋人屋檐下，跟国有企业抗衡？到了1870年，保罗越来越不安，他得到一个消息，英国人欲联手一帮中国商人，准备跟旗昌轮船大干一场。
保罗打开密信，旗昌洋行上海公司的新任经理沃登在信中很是忧虑地写道：“我认为，我们肯定将于月底被迫参加长江竞争，照我看，我们的竞争对手暗底下由怡和洋行撑腰。”[7]当年鸦片贩子马地臣跟渣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山寨了帝国著名商号怡和洋行的招牌，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秉鉴为了战略转型，将资金委托给福布斯兄弟。现在，中国人联手怡和洋行反过来跟旗昌洋行对着干。
沃登已经盯怡和洋行很久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叫唐廷枢，唐廷枢毕业于马礼逊学校。洋文学校毕业的唐廷枢跟传统广东商帮不一样，一开始在香港政府打工，同时自己开当铺做商行，跟怡和洋行做棉花生意。怡和洋行开辟上海市场后，唐廷枢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后，遭遇高层人事变动，新上任的董事长詹姆士·惠代尔（J.Whifall）运气不好，一上台就遇到沙逊家族这个突如其来的对手，导致其鸦片生意没落，只好转作航运、生丝、矿产、地产等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