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17日，庆世理向伦敦高等法院呈递控词，控诉开平煤矿转移本末，谴责被告不履行“副约”，使开平煤矿股东蒙受亏损的罪状，要求法院批明1901年2月19日的“副约”为有效，并要求判令墨林和英国公司履行“副约”的各项规定，否则批明1901年2月19日“移交约”系设骗得来，判令作废；或批明被告若不遵守“副约”办事，则不能享受“移交约”之利益。同时，他还提出了赔偿股东损失的要求。[15]
但是，官司还没有正式开打，张翼就开始跟英方代表那森在私底下洽谈弥补协议，明确开平矿务局作为中英合办有限公司；公司不得侵损中国主权、地方事权及秦皇岛主权；每年账目呈北洋大臣审核；张翼与那森公平议办公司一切事务等。
张翼将补充协议呈递给袁世凯后，袁世凯对此嗤之以鼻，这跟自己撤销英公司、将开平矿权收归中国之初衷简直就是南辕北辙。1903年12月14日，袁世凯再次向慈禧太后提交弹劾张翼的报告：“张翼当日不过一局员，而胡华者一外国之商旅耳。以国家之土地产业，如听其私相授受，而朝廷无如之何，则群起效尤，尚复何所顾忌？”[16]（引文中的“胡华”即为胡佛）
袁世凯嘲笑张翼的愚蠢，“不费兵力轻易而得”，“为环球所希闻”，将遭到“万邦所腾笑”。袁世凯批评张翼“利令智昏，挟奸欺而甘心损国”，“结宵小而阴售狡谋之徒，使公家大受其亏”。袁世凯警告，“私卖土地官产此端亦万不可开，现在国势积弱，人心叵测，觊觎窥伺纷至沓来”。
看罢袁世凯的报告，慈禧太后觉得张翼实在太过分，让大清帝国很没面子。1903年12月，慈禧太后下旨将张翼的官职给免掉，并命令张翼迅速收回开平煤矿。可张翼一直躲在天津英租界的家里拖延时间，理由是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根本没法跟英国老鬼交涉。[17]
1904年4月3日，袁世凯第三次向慈禧太后提交了弹劾张翼的报告。慈禧太后无奈，只有先赏张翼三品衔，然后再让他到英国控告墨林公司。这时，正在伦敦兴讼的庆世理给张翼发来了电报，伦敦高等法院希望张翼跟德璀琳、胡佛一起当面对质。
大清“打赢了”官司，输掉了煤矿
1904年11月，代表大清帝国前往伦敦打官司的张翼，头顶三品官帽，邀请严复与自己一同前往。1905年年初，这一场跨国大案终于在伦敦高等法院开庭，庭审规模空前。张翼这一次也是破釜沉舟，一下子就聘请了勒威特、吉尔、杨格尔以及劳伦斯四位皇家律师。墨林公司也是有备而来，连同伦敦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一起，共聘请了休士、艾萨克、哈特、郝尔丹、汉弥顿、魏尔六位皇家律师。[18]
伦敦高等法院也相当重视这一场官司，派出审判长卓侯士主审这一场震惊世界的国际诉讼案。张翼提出的证据有20多种，在十四次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张翼在法庭上试图将责任推给德璀琳。而德璀琳也当堂拿出证据，即张翼亲笔签名的“手据”以及合约，尤其是张翼在伦敦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也被德璀琳作为证据给当堂甩出来，这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诉讼代表团陷入了被动局面。
一直为张翼开脱的严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严复非常忧虑和担心，并尖锐地指出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跨国大案内情复杂，时间拖延了太久，在英国审理即使能够得到公正的法律判决，张翼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如数的赔偿。经过21次开庭审理，在长达两年的如马拉松一般的激烈交锋下，1906年1月，张翼终于拿到了伦敦高等法院的判决书。[19]
伦敦高等法院判决交易无效，主审法官卓侯士在宣读判决时说：“我想我也许应当再说一句，那就是，在我面前对于有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我没有发现张燕谋阁下有丝毫背信的罪行或失当的行为，至于对被告方面有些人我是不能说这样话的。”张翼看上去赢了官司，可是法院不能直接命令被告履行些什么。伦敦开平煤矿有限公司董事特纳嘲笑说：“这次判决不曾产生任何结果，张翼所得到的实际上等于零。”[20]
直隶总督在天津大搞改革试点
考察团取洋经回来
袁世凯正在推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试验，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后盾。
日俄战争让秉持“皇权天下”的清政府执政精英惊出一身冷汗，一直在东北虎视眈眈的沙俄败在立宪的日本小国之手。以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为首的一帮督抚们上书，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以孙宝琦为首的驻外公使们的立宪预备期更为激进，只有短短五年时间。
帝国的老百姓对宪政相当陌生，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担心宪政会完全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宪政考察团到了日本才发现，宪政没有想象得那么恐怖，无非就是国家立定一部根本大法，把民主的游戏规则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规定的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依法治国。说白了，宪政就是要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变成现实，让民主、法治和人权成为治理国家的准则。
改革精英们的内心相当焦虑。现在，列强们对中国“蚕食生心，逼处日近”，“中国不变法则不能自存，不选择西法则不能致富致强”，“赶紧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悠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今日朝鲜止”。[21]改革精英向清政府执政集团发出严重警告：“敢有阻立宪者，即是吴樾。”[22]
在改革与革命的选择中，爱新觉罗家族选择了改革，但有一个条件，保留世袭皇权。考察大臣回到国内将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什么时候确定预备立宪？谁来制定立宪的规则？谁将主导未来的政府内阁？改革试点选在何处？从货币改制主导权到实业控制权，地方督抚们对进入未来的权力中枢跃跃欲试。
直隶总督为天下总督之首，在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奔走于海外之时，袁世凯正在“邀赏”国内外立宪诸贤。在立宪问题上，一度跟袁世凯分道扬镳的状元张謇却与袁世凯重新结成了政治盟友。在张謇看来，袁世凯“执牛耳登高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23]。慈禧太后一直欲杀之而后快的梁启超，在日本为袁世凯的立宪之举摇旗呐喊。连一直忌惮袁世凯的日本政客们，都觉得袁世凯完全有资格领导立宪这项全国性运动。[24]
张翼在伦敦发电报时，袁世凯正在天津搞地方自治试验。
北京方面派遣宪政大臣出国时，袁世凯已经出台了《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章程规定，议事会和董事会为地方自治机关，议事会议员以30人为限，均用复选举法选出，议长、副议长由议员公推；董事会是执行机关，会长以本县知县兼任，副会长和会员均由议事会选举。[25]
1906年3月，天津设立了选举总课、选举分课负责推动选举，依巡警区域将天津县划分成8个选区，由自治研究所毕业的学员任分课员，根据选举章程，对规定的选举人和议员候选人资格进行调查。1906年5月6日至8日，举行城内初选，16日至18日，举行四乡初选，规定一人一票制。民众对自治和选举的活动不甚明了，印刷的20万张选票，散发了不足7万张。
1906年5月24日，初选票箱武装押运到河北直隶总督府开票，巡警现场维持秩序，天津府大小官员、两千民众现场监督。经过公开统计，合格选票只有5997张，选出初选当选人135名。6月15日，由初选当选人相互投票进行复选，当天投票者127人，投票率为94%，每人可投30票，共得3810票，选出议员30名。7月10日，天津县成立议会，当天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议长、副议长，并由议长筹议董事会。[26]
天津县议会成立后的两天，即7月12日，以皇族宗室载泽为首的一路考察团回国抵达上海，7月23日回到北京。载泽一路考察了日、英、法、比、美等国，均受到各国元首的国礼接待。端方一路，考察团考察了美、德、奥、俄、意，游历了荷兰、瑞士、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等国，也受到各国元首的国礼招待，这一路于8月10日抵京。[27]
两路宪政考察大臣在各国参观了上至议院、行政机关、警察、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下至博物馆、戏院、教会、浴池、动物园等公共场所，聘请了政治家、法学家讲解宪政原理，既从实地了解了宪政，也从理论上加强了对宪政制度的学习。考察团还详细调查各项制度，从宏观上考察了西方的政治组织，同时搜集和翻译相关图书、参考资料。
载泽回国后派人编辑了67种书籍，并就其中的30种分别撰写提要，呈报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御览，另外还有400多种外文书籍送到考察政治馆。端方带回很多资料，还专门撰写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介绍欧美各国的政体和制度。考察团还编撰了《列国政要》133卷，叙述各国政治的渊源、概况，为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清政府执政精英们提供了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参考资料。
考察团回京后，先是分别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进行了汇报，然后又与清政府贵胄等进行了反复的沟通。190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召开御前会议，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奕劻、政务处大臣张百熙、大学士孙家鼐、王文韶、世续、那桐、参与政务大臣袁世凯参加了会议。
御前会议主要讨论载沣、端方和戴鸿慈三人提交的《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天津县的民主选举试验让袁世凯成了会议的主角儿。另外，在御前会议召开前，慈禧太后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提出“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会议召开时，便也重点讨论成立责任内阁，调整中央机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改革地方行政制度，重新制定官员考核体制。
“立即立宪”还是“推迟立宪”？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认真听取了第一天会议的内容，考察团成员提出了立宪官制改革思路，明确推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度。可是，这些重大的官制改革关系到中央各部门官员、地方督抚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前的领属机构将成为改革后的主导机构，这种转变将会导致权力的重新划分，因此王公大臣的争论异常激烈。[28]
8月26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再开御前扩大会议。
除了第一天参会的王公大臣外，军机大臣荣庆、铁良、瞿鸿禨，商部尚书载振，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刑部尚书葛宝华，吏部尚书奎俊，工部尚书陆润痒，理藩部尚书寿耆，考察大臣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也参与会议。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四川总督锡良、陕甘总督升允等地方督抚派出代表旁听会议。[29]
扩大会议上的辩论比第一天更激烈，“是否赞成立宪”成了会议讨论的重点。奕劻第一个发言，认为立宪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但荣庆觉得，立宪之前先应“整饬纪纲”，“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否则，“徒徇立宪之美名，势必至执政者无权，而神奸巨蠹得以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非小”。
瞿鸿禨突然插话：“惟如是故，言预备立宪而不能遽立宪也。”瞿鸿禨是一个立宪温和派，希望通过预备立宪向立宪过渡，避免政权出现动荡。铁良则提出一个滑稽的问题：“各国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
一直没说话的袁世凯回答了铁良的问题：“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则吾辈所当共勉者也。”
袁世凯与铁良的辩论将御前会议推向了高潮，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袁世凯在进京之前就放出狠话，“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30]袁世凯警告以铁良为首的保守派，等到“极委屈繁重”的“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将是“日不暇给矣”。一直没说话的醇亲王载沣最后一个发言：“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会议最后作出决议：预备立宪期为10年或15年；大体仿效日本，废除现行督抚，各省通过改革官制，设立新型督抚，权限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权、军事权，从各省收回到中央；中央政府的行政组织原则，与日本的现有体制相等。[31]会议决定“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