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德语系外籍教师兼留学项目负责人约克·施罗德先生访谈录
约克·施罗德简介
施罗德（Jrg Schrder）先生，哲学博士，曾就读于德国Trier大学、Bochum大学和中国兰州大学，专业为德国文学及语言学、中国研究以及德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方面的研究，最终获得德语语言学以及德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的博士学位。他拥有长期在多个语言学校授课的经验，曾经任教于德国Trier大学外国语系，是该大学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专业教师。此外，他曾经在美国乔治敦大学组织教授国际夏季课程。1994年开始作为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的成员先后在中国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德语（DAAD项目）。施罗德先生从大学阶段已经开始涉足中国研究，并为多家德国公司提供跨文化培训。他精通多种外语，尤其是法语和汉语。从第一次来中国的那年算起，他已经和中国结下了十几年的不解缘分。
访谈内容
问：您在中国的这十几年间，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什么变化吗？
答：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比方说中国将现代的评估体系引入高等教育体制中，这对提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虽然还有待完善，但是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姿态。
问：浙江省高等教育在这些年间的发展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答：首先，浙江省政府和人民对高等教育非常重视，每年政府都投资大量资金发展高等教育。我甚至觉得浙江省政府对高教的投资甚至比发达国家的还要高一些，有很多发达国家没像你们这样重视教育，浙大紫金港的校园设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其次，教育对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校的专业设置比较合理，能很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为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为学生打下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大学的责任不仅是教会学生专业技能，还应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传授综合知识。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浙江的高教做得都不错。当然，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改进的余地。
问：您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驻华代表，参与了很多中德高校的合作项目，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项目，并谈一谈为什么选择中国的高校作为合作伙伴吗？
答：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输送和吸收学术人才的机构。我们已经向中国输送了大约29名各个领域的德国专家，还有许多学生。目前，浙江大学德语专业的所有学生都去德国进行过交流学习。
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教育资源丰富，德国高校很重视与中国高校的合作。而且就国际上来说，与中国合作眼下是件非常时尚的事。中国正在起飞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计划和实施合作项目时，双方应该尽可能周全地考虑影响因素，并树立明确的合作目标，制定严密的合作章程。
问：您认为学生能从中外大学的合作交流项目中受益吗？
答：我想是的。不过我们现在组织的合作项目正处于起步期，还有许多需要探索和改进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组织了和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的交流项目，通过这个项目，这里的学生能被选送到该大学学习如何进行德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而对方大学每个学期会选派一两名同学来中国教德语。对于这些德国交流生来说，在这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们有机会跟着有经验的德语教师学习如何教外国人德语，就像学徒制一样。比方说，他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设计课程提纲，修改提纲，还可以在课堂上尝试给学生上课。但是，在这里学习教学法方面的课程可能对他们来说太浅了些，因为毕竟他们的母语是德语，与这里的学生的语言基础不同，而且理论基础也要强一些。总的来说，合作是件好事，关键是要设计出适合双方需求的、双赢的项目。合作办学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里用英语讲授的课程不够多。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德国学生来这里学习，那他基本上没太多课可上，因为大多数课都是用中文讲的。在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大学里除了用德语授课外，有相当多的课程使用英语。因此短期交流的学生可以完全依赖英语进行学习。当然，长期交流学生还是需要学习德语的。
问：那么参加这些交流项目的费用昂贵吗？
答：不贵，因为这个项目是一个双方互利的项目，双方都为前来交流的学生减免部分费用。我们甚至还为学生们提供住宿。我们德语专业的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参加过这个为期半年的交流项目了。
问：您认为每所高校在专业发展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吗？
答：浙江高校的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每一所大学都有某个方面的特长。我赞同每所高校发展特色专业的做法，但是其前提是不能以牺牲其他专业的发展为代价，而应尽力取得平衡。政府和工商业也应该更多地支持那些不太容易得到资金支持的学科。德国的高等教育近年来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试图与国际上通用的高等教育体制接轨。这项变革带来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的变革，也激发了工商业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合作。我认为现代大学不能再局限于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中，而必须学会各个不同专业之间，甚至是各所不同学校之间的联合。生物学和化学的联姻造就了生物化学，就是这种跨学科发展的一种体现。让一些特别有条件发展某些学科的大学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而其他学校则可以把钱用于发展另外的学科，这样就可以做到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很经济的。
问：您认为浙江高校的教育质量如何呢？您如何理解素质教育？您认为学生们接受到了真正的素质教育吗？
答：从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德语专业来看，学生们受到的教育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素质教育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理解，它可以指培养有生产能力的人才，也可以指掌握良好专业技能的人员，也可以指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才。
问：您认为浙江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做到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的良好结合吗？
答：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做得挺好。比方说，我们专业每年会选派一定数量的学生去德国参加为期四周的暑期实践，大二之后他们还有机会被选送到德国参加为期半年的实践活动，我们专业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去过德国了。我相信国内其他高校的德语专业可能都没有我们做得这么好。
问：那么您认为浙江高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自主性方面表现如何？
答：表现得非常好，浙江高校的学生很有学习自主性，非常用功。他们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压力，因此很努力。此外，学生们的道德品质都挺不错，人文素养也很高。
问：很多外籍教师指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您对此怎么看呢？
答：我觉得中国学生并不是没有创造力，只是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而已。如果大学给学生们更多独立思考和生活的机会，学生们就能变得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能力。很多中国大学生经常会说“毕业后我们将进入社会”，但其实“我们一直在社会中”，我们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如何独立安排自己的生活。德国的高校也提供校内宿舍，但是只有10%的学生住在校内，而且每个学生独立住一间寝室，只是厕所和厨房公用。我在读大学之前就已经有三年独立生活的经历了——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后来还去美国工作了两年，然后回来读大学。大学期间，我自己租房，有自己的车，每周回家看父母。中国学生都很聪明智慧，但他们还像孩子一样被管着。如果让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会变得更成熟。
问：您认为浙江高校有浓厚的校园文化吗？
答：我认为还是比较浓厚的，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校园文化活动。
问：您认为多媒体设备有利于课堂教学吗？
答：我认为很有帮助，尤其是对语言教学来说，老师可以用音频或视频资料给学生们做练习，还可以展示关于外国的文化风情图片，使学生们对课程内容有更直观的认识。浙江大学的教室多媒体设备很齐全，很昂贵，即使一些先进的外国高校也没有这么好的设施。
问：您登录过浙江高校的网站吗，有什么感受？
答：我觉得这里的高校网站和德国的很不相同，可能是一种文化差异吧。这里的网站首页上就涉及正文，但是德国网站的首页通常都是一些标题或者话题，字体很大，你点击进入后才会出现正文，更像一种导航系统。
问：如今网络自主学习很流行，您对网络学习怎么看？
答：我们现在与德国高校和香港高校都有网络自主学习项目方面的合作，德国方面的高校将教学材料放到网上，然后我会指导学生去学习其中的某些部分，这种教学方法非常有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合理的指导，而只是把纸质教材放到网络上去，而不告诉学生们该如何利用网络资源，不告知学生们每次网络学习的目的，那网络自主学习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学生们很可能会浏览几分钟之后就厌倦了。而且很多教学资料需要在教室教学中讲解和讨论后才有意义，直接放到网上的效果是不大的。此外，总有一部分学生没有自主学习的自觉性。而且建立一个内容丰富的网络自主学习平台的工作量极大，会占用教师很多时间和精力。
问：那么您对中国高校的学费是如何看待的呢？与德国相比，情况怎样？
答：我能理解中国高校收学费的说法，毕竟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光依靠政府为民众提供高等教育。但是如果一个智力健全的人因为没有钱而读不起书，那是极其可悲的。我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拿出来资助这些人，至于教学硬件设施的投资，可以相应减缓而先照顾上不起学的学生。例如，我们学院的每个教室都有DVD播放器，虽然我经常用，但也并非每节课使用。因此我认为学校可以考虑在整个楼层设置三台，谁要用就去借来接上，不需要每个教室都安装一台。通过这样节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学子。
教育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有广阔市场。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将教育发展成产业的典型例子，他们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大学，在中国建立中学。一个国家出口教育资源到别国，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这种做法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满足国际市场的教育需求前，这个国家必须首先满足国内对教育的需求。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负担教育开支，但是仍然有很多穷人读不起书。虽然市场的确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教育不能由钱主导。我认为政府应当使人人能够接受得起教育。
在去年改革之前，德国的教育一直是免费的，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但是去年开始，大学开始收学费了，但是仍然有一些学校不收学费，就算收，也很低廉，基本上是500欧元，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个数额不是太大的问题。德国国内对此仍然争论颇多，因为德国一直使用公共教育体制。我能理解大学收学费的做法，因为学校也需要资金。但是教育太重要了，尤其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没有太多自然资源的国家，更应当保证人人都能接受教育、完成教育。
问：浙江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在您看来怎么样？
答：我们学校上个月刚刚通过评估。我感觉很多时候学校无法完全准确地理解教育部的考核指标，学校送审的内容或者强调的指标与教育部看重的有些出入。我曾经和教育部负责考核工作的人员交谈过，我认为他们的考核体系很合理，但是高校和考核机构之间的沟通还需要加强。我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每年对中国各所高校进行评价并发布排名，这个排名是全球认可的。浙江大学一直在争取成为世界十强大学之一，我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因为光有资金实力是不足以创建一流大学的，一所优秀的大学还必须提供教职员工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比方说，这里还不太有吸引世界学术前沿著名学者的高水平的工作条件。此外，学校对外籍教师的科研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作为外籍教师，目前我们还无法得到中方的科研经费。而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外籍教师都会被当作整个教师团队中的普通一员，和其他本土教师一同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和责任。学校雇佣的外籍教师和中国老师一样需要承担科研任务，但是他们却不能同中国老师一样申请中国的科研经费，而是需要向国外申请研究经费，这给他们的科研带来了阻碍。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学校只负责报销国内出版的书籍的费用，外籍教师们如果从自己国家购买与教学相关的原版书籍则无法报销，这也会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我认为学校的行政管理上还应当更具灵活性一些。
中国高校的另一个显著问题在于学校给教师施加的科研负担太沉重。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高校中，教师都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教师，只负责授课，不需承担科研任务；另一类是教授，他们只承担少量授课任务，主要工作是科研。但是在这里，每个教师都必须既上课又做科研。这种体制的初衷是促进教师不断进取从而实现教学科研双丰收，但是其结果往往是教师只能做出很一般的科研，又因为在科研上花的时间太多而影响教学质量，最终导致科研和教学都受负面影响。在德国，教师可以根据他们对自己的个人预期来选择是侧重教学还是科研，如果一个教师希望今后成为教授，那就必须花更多的心思在科研上，要多发表科研论文；但是如果这个教师更喜欢教书，那就可以选择多上课，而只进行少量的科研。学校应当提供教师更多的自由空间，这样更能激发教师的科研兴趣。
问：那么对于那些只上课而不做科研的教师们，德国高校是如何进行评估的呢？
答：在德国，高校经常要被评估。由校外专家和校内专家构成的评审团会定期对教师和课程进行评估，同时，同事互评、师生互评也是广泛使用的评估手段。
问：学生评价教师这一评估手段在浙江高校中也广为使用，您对这种评估手段有什么看法呢？
答：学生评价教师是一种单向评估，而且是匿名进行的，这样就会导致得了不及格的学生通过给任课教师打低分而实施“报复”。这些不及格学生的评价可能不是很有参考价值。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各个课程之间的内在差异，从而思考评价的公正合理性。比方说，因为我是德国人，因此上德语课时能很快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而且口语课本身就比较有趣味性。但是语法课的老师是中国人，而且语法课本身就比较枯燥。因此，用一模一样的评价标准衡量口语课和语法课是有待商榷的。此外，学生评价教师中总是有一栏说“教师是否运用多种媒体进行教学”，但是有很多课程本来就不需要用多媒体或者无法用多媒体教学。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用单一标准评价所有课程，而应该更有针对性地评价各种课程。评估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有学问，要更科学地进行。评估的最终目的不是排名，而是改进。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高校英语教育的效果？
答：我认为中国学生的语言水平一代比一代好，尤其是阅读和写作方面，口语和听力能力也在近年来有了很大提升。当然，也有很多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不过我认为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育方法的问题。德国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很多德国学生毕业后，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还不错，但是听力和口头表述能力却很糟糕。然而比利时却又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他们强调语言学习的目的是沟通，因此就算学生只掌握了几个词汇，他们也鼓励学生用说的方式使用这些词汇。比利时的学生学习外语三四年后，就可以开口说了。而在这里，学生们学习了八九年，仍然不一定能流利表述。虽然英语教育的效果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怀疑学习这门语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英语上花时间并不是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学习效果有待提高。
问：那么您认为教师应该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从而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呢？
答：我认为教师可以大力利用因特网来激发学生对语言学习的兴趣。学生在学习法语的时候，老师可以利用法国艺术、法国音乐、法国文学作品等等激发学生学习法语的兴趣，学生们具体对其中的哪一项感兴趣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要使他们觉得有趣。不过中国实际情况与德国有所不同。我的家乡离法国只有20分钟车程，我们有事没事就会越过边境去法国喝茶或者吃午饭，法国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外国的概念，而只是过个边境的问题。因此，我们学习法语比中国人学习英语更有条件一些。此外，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很大动机之一是通过各种等级考试，这种应试心态自然会对学习的真正效果有影响。在德国，学生们至少学习两门外语，但是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与斯洛文尼亚和比利时之类的国家相比要差远了。德国人在欧洲算不上是外语学习的优秀民族，荷兰、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等国比我们强多了。
问：您刚才提到德国的高等教育正在改革，这种改革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传统的德国高等教育制度规定，学生必须在学习4到5年后才能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德国没有本科文凭，德国的硕士毕业生常常被拿来与国外的本科生相比较。由于这种传统制度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制度不匹配，因此，波瓦纳会议之后，欧盟规定所有成员国必须统一学位管理，并且允许不同国家学校之间的学分互认。如今，你可以在整个欧盟境内自由选择学校，可以在德国高校学几年，然后再转到别国的学校去继续读，因为学分是互相认可的。而这一点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现在在德国，本科通常要读3到4年，硕士学位需要读1到2年，当然学习时间长短还取决于个人情况。德国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传统特色是，学生非常独立，他们自己决定每学期的课程安排，每个人只是粗略地了解最终需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就全看个人努力了，没有人来监督或者限制你。这个阶段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能力。但是这样有一点问题，那就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监管，那些不自觉的学生4年下来会一事无成。德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宽松式管理方法也因此常常受到非议。但是改革之后，德国高校对学生的监管力度加大了，我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看到有所大学的学生每天必须按照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严格执行，比中国大学的监管制度都要严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问：德国大学的学生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的呢？是在上大学之前就选定的呢，还是上了一两年之后再定？
答：是在上大学之前就确定好的，德国高中学生只要通过统一考试，就能自由选择专业。
问：这倒和中国的情况有些类似，是吗？
答：是的，不过不完全相同。在中国，读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高考分数。但是在德国，学生们自由选择专业的程度更大一些，除了少数几个专业（如药学、医学等）有分数线的要求之外，其他专业没有基本分数要求。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走读大学这条路。德国还有一种边工作边读书的制度，具体是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后的2到3年内，每周工作一半时间，剩下的时间上学。期满之后如果能通过考试，就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德国对工人的培训非常严格，无论你是要做管道工还是木匠，你都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德国的基础教育分为10年、11年和13年3种。如果你得到了最高年限的教育，那么公司就会认为你已经掌握了基础理论知识，那么在今后的培训中你就无需再上理论知识课，而花更多精力在实践上。原则是，你受教育的总年限差不多一样长，基础教育时间短，高等教育时间就长，基础教育时间长，高等教育时间就短。如果要工作就必须经过这个程序，该制度始于中世纪。
此外，德国人对工人的态度与中国人不太相同，我们从来不会瞧不起工人。因为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经过许多年的千锤百炼的，经验非常丰富。例如我的表兄做了三年电工，然后读了研究生，然后又回来继续接受多年专业训练，不断接受考试，如今，他已经拥有自己的公司来培训别的电工了。在德国，一个工程师必须要下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工作才行，以白领自居是绝对行不通的。德国公司中的管理层也必须是从实践第一线中成长起来的。德国的孩子也常常需要通过打工自食其力。在中国如果小孩子说在打工，人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德国，人们都觉得非常正常。
问：德国的大学是更注重教授学生基础知识还是专业技能呢？
答：两个都重视。但是随着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分离之后，本科教育将更注重基础知识，而研究生教育更注重某个领域中的专项技能。就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所得到的感受而言，我认为德国高校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一些基本学术规则的要求要比这里高一些。比方说，必须要提交论文，论文中的引用必须标明出处，参考文献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来写，更重要的是，论文必须要言之有物并有逻辑。如果你无法说明论文中每一部分的写作动机和原因，教授根本就不会多看一眼，而会直接叫你拿回去重写。但是在这里，很多学生只花一两个小时甚至是半小时就写出一篇论文来，而且会把“很忙”当借口，这说明学生对学术的科学性的理解和重视还有待加强。在德国，如果你无法达到教授规定的学术水准的话，你就会被扫地出门，没二话好说。但是在这里，有的学生会来跟我讨论他们的分数，我认为这是在德国所不可接受的。
问：德国高校的不及格率大约是多少？
答：我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是我敢说这个比例非常高。我们的一个教授曾经对400名学生说，“到了期末，你们之中只有一半的人能通过考试。”结果果真如此。虽然不同课程的情况稍有变化，但是总体来说，不及格率很高。在德国，每门课程都有一个固定的考核标准，通过就是通过，不通过就是不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而在这里，学校常常使用百分比的标准，商量的余地更大一些。
不过我们已经开始对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招生进行改革了，如今，学生的高考成绩不再是入学的唯一指标，面试成绩和推荐信也成为录取的重要指标。推行这项改革之后，学生素质比以前提高了许多，而且就读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都是真正想学外语的，不像以前他们可能会是出于考试分数不够高才选择学外语的。
问：德国学生有没有什么专业之外的课程是必修的呢？
答：没有，在德国，如果我修的是德语专业，我所学的所有课程都是与这个专业相关的，我不需要修体育或者物理课。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必须要修其他与专业不相关的课程。在德国，是否修专业外的课程完全取决于学生自己，学校不做规定和限制。
问：德国大学生转换专业容易吗？
答：转专业很容易，但是一般的大学生都会锁定一个专业将其修完，而不会随意或频繁转换专业。在德国换学校也很方便，尤其是在欧洲高校达成学分互认协议之后，转换学校就更加容易了。学生可以在一个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再转到另一所学校。
问：修第二学位在德国学生中流行吗？
答：我自己就有双学位，但是我不知道在现行制度下，双学位是否可行。因为目前制度下学生要想拿到双学位，学业负担会非常重，我不知道学生是否能承受得了。
问：德国高校学生每周要修的课程量大致是多少？
答：我上学的时候大约是25～35课时。改革后的德国高校学生每周要上的课时与中国学生差不多。我更倾向于一个给学生更多自由学习空间的课时安排，使学生们能寻找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问：德国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如何？
答：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这对于学校和企业都有好处。德国学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学费和第三方资金，每个学校必须保证资金中的三分之一来源于第三方资金，从而保证学校的独立性。德国西门子公司与很多德国高校有合作关系，西门子甚至提供部分学生学费，供他们完成学业，并在毕业后为西门子工作。
问：从您的简历中我们得知您学过很多语言，您认为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有必要学习第三外语吗？
答：我认为英语专业的学生至少要再学两门外语，就算他们今后不太能用得着也有必要学习。其实学习语言并不困难，尤其是当我们观察一下欧洲的一些小国时就会发现，在比利时等国家，有很多人都通晓几国语言。我有个比利时朋友，除了母语她还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她来到中国一年之后，中文也很不错了。孩子们学习语言更容易，如果从小就开始学习，他们能学得更快。在德国也有类似的关于是否有必要学第三外语的讨论，比较大的国家总是很注重保护本国语言。我觉得中国如果要学习外语，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中国人很聪明，很勤奋。
问：您学习的多种语言会互相影响吗？
答：我觉得这要取决于您对每种语言的掌握程度。我已经很多年不说法语了，法语对我来说逐渐成为一门休眠语言。现在偶尔使用法语时，我的发音中甚至会带有汉语的痕迹。这是因为练习不足。我们德语系的很多学生英语都很不错，他们在发有些德语音调的时候会受英语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沟通，所以没有大碍。我觉得各种语言之间肯定存在互相影响，但是一种良性和正面的影响。
问：您学的是人文科学，在德国您觉得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科研上会处于弱势吗？
答：我没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也有类似的争论，人们讨论人文学科与工程学、经济学相比的价值所在。工程学设计的是机器设备，有实体存在。但是如果试图将一台机器的功能与一本哲学著作的功能相提并论，那是很愚蠢的。一台机器永远不会比一篇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文章意义更重大。人文学科的研究虽然不能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并产生利润，但是它能够影响和带动其他学科的研究。而且人文学科的专业人士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决策中来，比方说基因工程研究中就涉及许多关于道德、宗教和心理的问题，都需要人文学科参与解决。现在很多德国研究团队中必须要有学人文学科的成员，以互相配合。
问：您觉得中国的发展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答：我觉得虽然中国人很热情很好客，但是彼此之间的关心稍有不足，比方说人们在街上碰面不怎么打招呼，没有人会主动为你开门，有些人关门时声音很大，上车时大家很拥挤，过马路时车子从来不让人，这些都显示出人们有时对他人不够关爱。有些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但是伦敦、巴黎和杭州的人口数量相当，但是他们却在这方面比杭州要做得好一些，我认为杭州可以多从这些城市身上取取经。
采访手记
施罗德先生是浙江大学中德学术合作教育项目的驻杭代表处负责人兼德语教师。他们的项目已经成功地向中国各个领域输送了数十位人才，并使浙江大学德语专业的所有学生都获得了去德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分析中德合作的原因时，施罗德先生几乎脱口而出“眼下与中国合作是件非常时尚的事”。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以及优越的政策环境，都是吸引他们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原因。
他对自己所在的德语专业赞赏有加，认为无论是从专业负责人，还是从教学制度上来说，都实现了对传统专业模式的突破和创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只认高考分数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选拔真正对学习本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并在入学之后，提供他们最系统、最灵活、最仿真的学习环境。
但是，在称赞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同时，施罗德先生也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和意见。例如在国外，外籍教师与本国教师处于同等地位，而在中国，某些高校既对外籍教师提出了科研要求，但又不允许外籍教师们申请国内项目，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对教师的科研发展有阻碍。此外，他认为中国高校对学生日常生活的管束太严格，学生独立生活、独立决策的机会不够多，这样会妨碍学生得到真正的全面发展。
施罗德先生告诉我们，近年来，德国也正在推行高等教育改革，以实现欧洲大陆高等教育体制的统一。他从教学年限、专业选择、专业技能培养、教学评估、教育收费、企业合作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德国的做法。但他始终坚持认为，“不同并不代表不好”，中国的高校体制在改革之后一定会呈现出更完善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