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是杂货铺。作家们总是诗文各有专集，犹如大资本家开设专营店。我无多少像样的货色，只能有啥摆啥，不专，自难称家。我，也只能是“半台戏”的演员，
生净丑旦都唱，哪行也唱不好。但是在行将告别人世之年，无以馈赠亲友与子孙，只能将它拿出来，表明我不是偷懒的人。为了让别人了解写作背景和缘由，便以时间为经，诗文为纬，拆开门类，系列产品于年下。“文革”前，我写过诗文，自然被当做“黑货”抄去了，有的还做了“罪证”，大部分付诸丙丁了。值得一提的是贴满专署大墙的一个专栏，内容是儒法斗争。我费了很大力气，按历史顺序编排说明。据魏育声说，叶剑英到武威来看了后，特别注意，要见见编者。至今剩下的只有《晁错著作选注》中的《论贵粟疏》一篇，删去了评论文章，只留下了注释和今译。“文革”休闲中，开始写“自传”，纯属写实，约五万字，现在不想续写了，也不想公开。
1978年，武威地区文艺家联合会创办了《红柳》杂志，文联主席潘竞万同志要求我写点稿。盛情难却，我便写了两篇，一篇是《〈在课堂上〉讲评》，一篇是《标点符号的妙用》。此后，还应邀给青年写作爱好者讲过专题《谈细节描写》，底稿佚失了。1980年夏，甘肃省教育厅要求全省中小学各主要学科的有经验、有一定理论水平的教师，对自己所任学科写出不少于一万字的教学论文，全面分析当时所使用的教材常用的教法上的利弊得失，提出改进意见，以便编新教材时参考。武威地区在十多篇中，选中了我的一篇一万三千字论文即《从社会需要出发，改革语文教学》，送到省厅参选。
那时，“史无前例”刚结束，急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国家教育部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编一套较好的教材，要求各省选派优秀教师参与编审工作，中学语文界只分了一个代表名额，谁去？省厅以论文选代表，就选到了我的头上。十月份，我带着论文，还有那篇《学，改，札记》同郭秀文先生（原是师大的教师，后调到教育厅）上了北京。那篇札记原稿署武威二中某，发表时改为甘肃某，我才意识到我是代表甘肃省的，顿觉责任重大。会址在香山，会上见到了现代大作家、教育家叶圣陶（逝世后，国务院在原籍苏州雕石像、吴伯箫、世界驰名的北大古汉语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语言学家吕叔湘等，以及教育部、人教社的领导，还有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钱梦龙、高考语文命题教师等，共一百多人，同堂研讨，同桌吃饭，二十多天，得益匪浅。返兰时，我乘坐的是三叉戟飞机。
集中《座上八贤歌》《香山八首》《1980年2月25日记》就是此时写的。返兰后，为省厅写了一份简要的汇报材料。回到学校后，将会上所听到的，运用于教学实践，屡获优胜，不但连年文科成绩超全地区各中学，而且1983年本班升学率、语文成绩超过了兰州一中，为全省之冠。当年全省中小学优秀教师代表会上，为省委书记冯纪新起草了讲话稿（未留底稿），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据武威文教局长朱锡麟说，这个发言材料，在武威学习过了），受委派到兰州一中讲经说法。五百名优秀教师代表中树立了二十个典型，武师校长张启明和我是武威的，当省级劳模对待。后来对典型各奖升一级工资。那时我的工资已属全区中教中最高，超过了本校的书记、校长，怕再提级惹出麻烦，谢绝未受，让给低工资者，只求学校允许我教好三个（理、文、外）重点班语文课外，到校外授课，学校答应了这个交换条件。那时，我在博物馆、中山夜校、电大工作站同时兼课，实惠大大超过了一级工资，那些讲稿无印出价值。期间为《甘肃教育》《教研通讯》写过好几篇文章，如《涓涓春水浇心田》（《甘肃教育》1983年第2期）《论教师的职业道德》《中学文言文中的兼词》等。同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后来任省五届政协委员，省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地区理事长，地委老龄委员会委员（教育界唯一）、地委、行署经济技术咨询委员会科教体卫组组长。《从“学而优则仕”谈起》（省老龄委员会编，《老年学论文集》1987年第一辑。《西北人口》专辑）就是那时写的。1983年以后，我在全省语文教师中有了一定影响。除召集全省高考语文“备课”外，在高考阅卷中任语文大组副组长（正组长是兰大中文系系主任，第一副组长是师大写作教研室主任）。1987年以前陆续写了一些语文教学方面的经验，如《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发表于《甘肃教育》，后收人西北师大学报，文科版（增刊））《作文批改实验报告》等，均收人《甘肃省语文教学改革论文集》。总之，投出的稿件不多，一投必中，且编辑很少改动。
1983年以后，在教育界以外也有了一些影响。1984年秋，临开学半月，民勤县委书记李能儒带着其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是原定曹亚安副县长要亲自来，因临时省上去了人来不了，他代表副县长）来我家请我去当民勤一中校长。我自知领导能力不够，婉言谢绝，李书记很生气，说：“你是民勤小学教师考入大学的，带的是民勤的工资，按理毕业后应回民勤。”还说你是吃民勤的水长大的，应该先教好家乡的子弟。”即将调入教育学院的高启仁校长想让我任教导主任，金川公司来请我去任金川教育中心主任（相当于地区教育处长）我都当面谢绝或送人家走开，再写信推辞，一心想搞专业。到武威教育学院后，才知并不像我想象的正规大学，教授未当成，省厅已通过的现成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也丢掉了。1985年地区文教局让武威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宁玉顺和我去庐山参加了半个月全国《大学语文》讲习班。结束后我俩便从南昌——上海——杭州——南京一路返回，集中的几首记游诗词便是那时写的。
1978年恢复高考——1987年离开武威二中，我曾教出过考入清华大学的杨德瑞（现任水利部部长助理），考入北大的杨齐（留美博士、教授），赵荣章（博士、中央电视台首席记者），国务院发展委的侯万军，省教科所所长、省教育学会秘书长、省政府督学李波，北大毕业生、省党校教授扬荣等，1987年前编写过语文复习资料，四万字的《写作词语集锦》向《写作园地》（河南实验中学编，全国发行）推荐并发表陈泽奎等许多学生的文章，自己写下了十万余字的进修笔记。但只是用于教学，或卖到校外。1986年地委宣传部组织了三人，为中小学生写一百多句“三字经”，我写了二分之一，又是统稿者。这篇开头为“升国旗，要敬礼”的经，在全地区小学起了一定作用，抄在墙壁黑板上，让学生记，照“经”行动，可以说是《小学生守则》的具体化、形象化。
1987年被“选”调入教育学院后，教学中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只是编过《古代汉语》练习册、《古汉语简明辞典》，写过向国家教委汇报的电视片脚本（包括解说词），多因无财力出版，油印后教学中实用而已。精力移到了脑力打工（写稿）赚钱上。曾应聘为武威公路总段写了十一万字的一编四章《武威交通运输史》（交通出版社出版，精装本）。参与编写了《初中文言文赏析辞典》（任编委、作者）、《高中文言文赏析辞典》（均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精装本，获省级二等奖），以上三本书中我的文章再未分出收入本册。《初中文言文赏析辞典》的审稿会是在山东泰安召开的，我是编委当然得参加。《泰山纪踪》就是那时写的。1998年为吴培元先生《祁连山下诗百首》修改了其中的格律诗，并作了注释。1999年，姑母、姑父同周去世，写了一篇祭文。退休后为他人写的书状、碑文就比较多了。有的卖了比稿费更高的价，本集只录了一部分。《马玉浩书法集》中署名曲子贞的那篇《马玉浩和他的书法艺术》的原稿是马老师（玉浩先生，是我初中的图画老师）要我编写的，资料是马老师提供的。写好后老师要我署名，我自感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荣誉，就主动提出让他到省上请个位高的名人修改署名。当时的省文联副主席曲老改动并通俗化了前面介绍马老师生平的部分，后面大部分未动。这从文字笔调上就可看出来，我感谢曲老能屈驾署名。《“五四”以来红学派简介》是为中文科学生所作的专题报告的讲稿，它带有辑录、节选的性质，自然有摘抄的资料。《民勤方言初探》是想帮助家乡人学普通话；词汇部分，想证明某些方言词是古已有之，让外地人别嗤笑民勤人太“土”；是嗤笑者不读书，少闻多怪。退休后，我又被《武威日报》办的《优秀作文大观园》聘请当副主编，后又任高级顾问组组长，有些散文，是为这个月刊写的序或跋，都是些应景文章。拿人家的工资，就得出份力。其他如《三位情侣》《书运》《悼亡妻》词三首，都是私情。其他两首打油诗，自我调侃而已。《致某君》几首写的都是几位亲朋挚友，一首一人，不拘格律，只描写其特点个性。看到此集的自己去对号入座吧！
子曰：“小人喻于利”，我自知堕落为小人了，不赚钱不动笔，自掏腰包出版我不干，因为无钱可掏。可老夫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自奉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老先生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在陈绝粮，才悟出了“富”和“束修”的重要性。我求富不可能，我说过：“发财少本钱，做官无后台；重翻故纸堆，拣点破烂卖。”或许这些文稿在某一时刻对他人有一点借用，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