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贵锋
无事读唐诗。翻到王维部分，有一首《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我突然就想起古马的一首《归来》：
两手空空我从外面回来了
牵牛花和青藤的柴门
是我站在露水中的哑妻
我空空的两手一点灰尘都不带
展开双臂便能拥有今夜的你们
妻儿呀
两首对读，仿佛是一千多年后，古马对王维的回答。
晚年王维居住的蓝田，李商隐有“蓝田日暖玉生烟”句，足见此地之美，也可从王维自己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得到印证。作为送别诗，王维对“守妇思念离人”的这个传统题材进行了巧妙的转化，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通过对“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巧妙化用，将一种已知的结果（不归）依靠时间的暗示（日暮、明年）和疑问置于一种不可知当中。既存在着希望，又使那希望处于怀疑，形成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情感状态。这是真正的煎熬和折磨。此后许多诗人，都对此做了痛苦的注脚，什么“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等。但无论怎样，都更多地倾向于“归和不归”的“不归”，并将此作为一个预设的背景。
当然，王维的发问仿佛脱口而出，又仿佛内心的自问。如果离开是必须的，则随着日暮将柴门掩上，必将自己也“关”了进去，只剩下对结局、未来的猜测和怀疑，空气中只剩下那一声发问，等待着被“行人”听到并作出回答。
这当然具有人生和哲学的意味。
古马就像行人，仿佛在一千多年后，他机缘凑巧，或者说心有灵犀，终于听到了王维的那声发问，“归来”了。
仍旧是“牵牛花和青藤的柴门”，仍旧是“露水”，仍旧是人与自然相处与共的、令人熟悉的场景：我回来了，但“两手空空”；那等着我的人仍旧“站在露水中”，但她已经变成哑巴（“哑妻”）。
这种令人心惊的悲凉岂能用言语形容？岂是个人一己的悲哀？“站在露水中的哑妻”，这是一尊穿越了时间、仍在哭泣和盼望的雕塑。
如果古马的“回答”到此为止，也只能是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将场景彻底还原到“守妇和离人”这个基本情感模式内，并将关注的重点也落脚到守妇的“苦”与“等”上，但根本上仍旧是历代中国诗人无法摆脱的抒情点，唯一的不同就是通过“离人”的一无所获反衬“守妇”的痛苦，加重这种空守的悲哀感。
心灵的交流开始于接下来的一行：
我空空的两手一点灰尘都不带
这在表面上对“空空的两手”的强调，在结构上和开头形成对应的同时，却开启了新的语意。“灰尘”，那是追寻的结果，也是追寻在心灵上所落下的疲惫，隐含着行人无数的挫折、沮丧和失望，也使归来的行为成为一种怀着疑虑的必然。当看到“守妇”仍在等，归来成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心，也开始尝试着“归来”，“一点灰尘都不带”。这是一种自觉的心灵擦拭行为，是一种宗教式的忏悔。又由于“灰尘”出现在“露水”后面，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来回味“露水”的寓意，——至少那种擦拭，是行人蘸着“露水”，行人和守妇之间由于离开、时间等割断的联系在这种擦拭中重新建立了，从“外面”到“柴门”这样外在的联系，也实质上是情感上的联系。
至此，“我”才能够“展开双臂”，也才能“拥有”，也才能有更大的惊喜（哑妻到妻儿的变化），才能够真正归来。
古马也就此将一个简单的“守妇离人”故事，演变成了一个隐含着更大、更广泛人生意义的象征。
这不是简单地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如同王维对楚辞中那句诗的化用和改变经历了一千余年，古马对王维的回答又经历了一千多年，而在这中间，人们在追寻和等待中又发生了多少事，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忽略。就像归来的尤利西斯，我们希望他能够在爱情中安睡，就像人类在时间的臂弯里。但“灰尘”既然要用露水擦拭，难道我们就因此能否认它存在过或者说就能肯定它已经不存在了吗？像看到站在柴门前的哑妻我们就能否认柴门里还藏着一个孩子吗？
但人类的某些精神，就在这一问一答中，得以延续和贯通，如同春草、牵牛花、青藤的不断更替中一个孩子却在旁边悄悄成长。诗人们也跨越时间的阻隔，将归与不归、留守与离开、发问和回答等置于一个更大的“场”，令人顿悟“诗歌原本就是心灵的在场”，并且因此牵出了一个诗歌母题清晰的线索：无疑，归来之路是漫长的。
原载《九龙诗刊》2007年春季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