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中
母亲老了，孩子大了，加之本身的热情、灵泛，不管自己怎么看，齐寿山的阿姨爸爸们自然便把北斗当作他们的一方人物了。《老旦是一棵树》，陕西作家杨争光曾写过这样一篇小说，小说中说，老旦是一棵树，所以牛来了，拴上。羊来了，拴上。兔子蚂蚁来了，也都要借借这棵树的荫凉歇歇脚。小说的寓意是明显的，我由此想，一个农村的人，他身后的牵扯太多，所以要在城市真正扎下自己的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申此也理解了北斗的忙：这个亲戚看病，那个邻居找工作，朋友的贷款，伙伴的谋事，他原本是很热乎我们的，但是最近的一两年，大家的见面却越来越显得稀罕了。
很久不见北斗的作品，——《天水日报》都不见了，我因此嘀咕：莫非，他也逐渐开始淡漠起了文学？但是，我的嘀咕不久就被时间证明是一种误解。今年夏天的一个日子，北斗约我们到他的新房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他给了我一叠厚厚的打印稿，并且低声说：那是他新写的作品，三个独自成立但文前后连贯的中篇。他想合起来再出一个集子，取名《望天鸟》，希望我给他写一个序言。
小说我很快就看了。小说的内容依旧是我熟悉的：纯净的自然，纯朴的人们，苦难的诗意描绘，看过北斗《月亮回家》和《碎片》的人，自然会因为某种熟悉而产生故地重游的亲切之感。
“老鹰嘴的那棵酸梨树上，聚集着一些无家可归的鸟儿，搭成草台班子，争先亮嗓子。这些外来的乌鸦、麻雀、黑眼圈、白银项群居一树，和谐相处。这棵酸梨树虽然只靠半张皮维持生命，但它每天都像这些鸟儿张开翅膀。就像一个孤寡老妪，在她眼里，再顽皮、再丑陋的孩子都是一颗仙桃。”
或者：
“欢儿跑过来的时候，老九犁完了最后一铧油菜地。老九坐在地边抽‘烟，和欢儿说着话。老牛站在地埂上吃着草，秃尾巴不停地甩着，苍蝇和牛虻毫不理会，在它的身上吃喝玩乐。欢儿从地边给老九叼来了鞋和干粮袋，老九穿上鞋向清水河走去，蹲在河边用手指刷了牙，掬起水洗了脸，撩起衣襟擦干。老九站起来的时候，太阳从东山嘴里吐出来，清水河两岸的院落、草垛、绿绒绒的麦地、犁完地的牛以及河边闲逛的鸡鸭都清晰地、无遮无拦地显现在阳光里。清水河弯弯曲曲，曲曲弯弯，像一条蛇一样尾巴还没从山缝里抽出，头又钻到山缝里。”
黑格尔曾有话说：“你走不出自己的皮肤”，皮肢是感性的，是实体的，它所代表的是现实的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说，北斗的小说真实地透露了他的心，——他虽然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了，但他的心依旧留在了他所熟悉的齐寿山的山山水水，只有在有关以齐寿山作为背景的乡村讲述里，他才干净了，才平和了，才灵泛了，才有了一个写作“把式”驾驭文字时所应该具有的熟稔和聪慧。
满屋子的文物，但是却固执地在新搬的楼房里盘了一方土炕，却让何首乌的藤蔓沿屋梁可着劲延伸；免不了的应酬，自己常常是鱼来虾去，但朋友们来了，他却喜欢发动一家人早早到菜场买置一些时鲜野菜，喜欢和朋友们一道就着各种小菜、喝着农家自制的土酒“明光仙”土酒谈天，说地。北斗对于乡土的这种固执曾让我对他的小说产生了某种忧虑：在《月亮回家》出版发行之后本地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我曾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的小说在描述乡村时缺乏一种来自于城市的反方向牵掣，叙述的张力明显不够，影响了小说的意义形成和审美效果。
我的忧虑在对北斗后来作品进行阅读时有所减弱。在小说集《碎片》中，我能够感觉到在讲述乡村生活的内容时他明显地将城市纳入了自己叙述的视野，他要么让乡村人因为某种变故（如疾病、打工的亲人的死亡等等）走进城市，要么让城里人因为某种意外（如迷路、演出等）来到乡村，
总之，他有意识地让乡村和城市遭遇，在某种非常或陌生的生活内容的表述里，增加了小说的现代意识和审美冲击力。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变化是极为艰难、也非常有限的，《碎片》中的乡村和城市的对话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不仅生硬，而且多少有些太过匆匆。这样的状况我想北斗自己肯定也是有所体察的，所以，《碎片》之后，他的沉默也便愈来愈多。他沉默的结果，就是这部《望天鸟》的出现。
和前两部作品集相比较，在《望天鸟》中，我欣喜地看到，这一次，在他的笔下，乡村和城市算是真正开始正面交锋了。先是城市对于乡村的强抒的介入，乡长、村长、五德的媳妇以及它们身后更遥远更功利的城市因为利益对于山中野物的觊觎，使憨厚的山民和天老地荒的寂静乡村有了隐隐的不安和躁动；而后是乡村对于城市有意识的靠拢，孙木匠女儿叶子的卖身，桃花的开小卖部和男人四儿的入监，望天村人的入住长河新村镇，从住房、穿着、打扮到态度、观念、意识，乡村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被城市化的道路。
这种“被城市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描述中，往往被看作是乡村进步、发展、走向现代的必然和必须，所以其基调是明快而且喜悦的。但是这种明快和喜悦，若换一种立场，若是站在乡村自身的位置上看，——譬如就像北斗这样系根于民间的人看，则很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面貌。离弃，背叛，迷失，被欲望撕裂或者被阴谋淹没，即便是入住“新村镇”这样众口交赞的“美事”，因为更为切实的经验——自己看的，父老乡亲们说的等等，所以他从中展示出的内容，却完全是别样和另类的：上级部门的好大喜功，下级干部的政治投机，包工头们的巧取豪夺，危机和污染，随之而来的乡村的荒废，无处安置的牛羊、柴火和古旧的心，通过北斗的表现，读者可以相信，时下许多关于乡村的公共报道，其真正的立足点显然并不在乡村自身。
北斗小说的批判性由此而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底层领导的腐败堕落，城市欲望的无休止扩散，乡村道德的迅即蛻变，甚至许多先埤、政绩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批判性紧张也简化了乡村和城市业已发生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由此完全成为乡村的一种对立面存在，城市出现的地方就是乡村隐没或者被破坏的地方，而乡村明晰的地方则是城市不在场或被忘记的地方。乡村是一种美的象征，城市是一种丑的标志；乡村所代表的是善良宽容，城市所代表的则是阴谋冲突；乡村是人的家，而城市是人的旅店……；另一方面，他的叙述由此变得简单。无论作品的篇幅有多长，也无论作品中出现了多少人、发生了多少事，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孩子一样透明而单一的：乡村本来宁静，但是宁静被破坏了，破坏者来自于遥远的城市，乡村抵御这种破坏，因此终了又复归宁静。
我对于他小说的不满因此而产生，小说的意义原本是应从形式的组织中产生的，关系产生意义，结构产生意义，在作品意蕴的生产之中，作家所能做的，更多应在生活材料的选择组织上而非直接的态度认知说明上，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没有参透小说叙事的禅机，他在简化了乡村和城市关系中实际具有妁复杂属性之时，事实上他也便同时削弱了小说可能有的意义内涵。此外，在我看来，他的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他总是等频率地叙述他要讲的内容，总是想把话说清，说透，结果反倒使他的叙事因此而平淡、粘滞，没有了起伏快慢所造成的节奏。
当然，我因此也对北斗的写作萌生了种种的感动和敬意。虽然城乡关系的简化造成了北斗小说叙事的单一，但是这简化以及相应的单一换一种角度，却也未尝不是一种乡土本然的审美。“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或者“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本然的乡村原本是简单的，这种简单庄子谓其没有“机心”，严羽说其出自于“童心”，沈从文则说它是“小野兽”般“光裸的”。
“诗意的言说”，我由此理解了北斗对于乡村生活的“美化”表述。自然是不用说的，人情是不用说的，即便是灾难或者苦难，譬如妻儿的瘫痪和亲人的死亡，他的描述也往往是泉水一样过滤干净了的：
“老九把儿子说哄笑了，一把揭开压在儿子金蛋儿身上的被子，瓷实光亮的炕面在灯光里仿佛结了一层冰。老九揭开被子的时候，欢儿从墙角过来了。欢儿是老九的另一个儿子，它是老九的好帮手。老九对着欢儿用手一指，欢儿叼来后墙木橛上的抹布，老九在太极渠里洗了洗，给金蛋儿说：蛋儿，烧！小心，烧屁股。其实金蛋儿的屁股早就没了感觉，只是老九每天早晨给金蛋儿擦洗的时候这样说，最起码让金蛋儿不要忘了他有一个不听话的屁股。”——这一段本来写的是父亲给瘫痪的儿子屙屎的状况，但这样的状况，显然没有了人们想当然的臭味或肮脏。
他的“美化”具显于和谐和仁义主题的表达。对于城市的憎恶倍增了对于乡村的热爱，所以，在《望天鸟》三个中篇的写作中，北斗便格外突出了他心目中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意义标志：一是和谐，一是仁义。
和谐体现于人和世界的关系，它不仅表现在山民和自然的关系描写上，
——自然是人的家，人是自然的孩子，木柴做的房子，照明的月亮……；而且也表现在人和动物的关系上，人和人的关系上，譬如老九和他的狗，他的猫，他的牛，他的妻子、儿子和朋友，甚至人类的敌人——狼和狗熊，他的仇人等等。而仁义则体现于人和人乃至其他生命的关系上。老九对于半仙的照顾，对于老牛的体恤，对于狼娃子、熊儿子的保护，对于较量了一生的村长的宽容；四儿的忏悔和桃花的醒悟，叶子的报恩和村长的良心发现……北斗的笔底下本质上没有仇恨，乡村的爱是一种朴实但却无私的大爱，它遍布于生存的所有遭遇。
有所本但却不是完全的依赖，在这种意义上，《望天鸟》的写作因此更多北斗主体虚构的成分。置身在城市，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不断地被城市化，但是被动的城市化给从乡下来到城市的人的生命以更多生命的压抑。回家，回到父母所在自己所出生的乡村，回到和谐和仁义的乡村，由此自然成了乡土中国最基本也最强烈的心愿。北斗是一个经历了种种奋斗和坎坷才来到城市的人，城市是他为乡村证明自己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城市不是让他心能够安静下来的地方，这是他人的家乡，不得不停留，但是也免不了精神自由时的否定。
回家，回到山清水秀和鸡鸣狗叫的齐寿山，嬉戏或者沉睡，北斗的心愿，白天不能表达，所以他实现于夜晚的梦；现实不能表达，所以他借助于之上的文字建筑，——这正如在城市高高的楼上，他要盘一方火炕，他要借此表明他对于乡村的怀念和等待。
来自于乡村的人，怀念乡村的人，向往乡村的人，还有那些关心乡村的人，我因此希望他们都能够看看北斗的《望天鸟》，通过自己的阅读在一种文字的旅游中，想象或参与一种家园的建构。
我给北斗写的序因此也算是一种叫卖时的吆喝吧。
（作者：现当代文学博士，天水师院文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