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岳
四五岁时，我坐了一次“长途车”，这“长途车”不是汽车，也不是火车，而是匹车（一马四骡拉的大车）。
那时候，我家住在天祝县西大滩公社马场大队铁城台生产队，当时，农业社的匹车要到一条山搞副业，我舅舅家在古浪县大靖公社，所以，我和父亲顺便搭上农业社的匹车，到舅舅家转亲戚。从早上出发，老后晌才到大靖，感觉到那路程好长好长。可听父亲说，匹车要再走上两天，才能到一条山，便对一条山有了一种向往，甚至是神往。
可惜，一直到2004年之前，我都无缘结识一条山。
2004年8月，我因工作的需要，调到了条山农场中学工作，才第一次来到了一条山（现景泰县城所在地条山镇）。沿途，经过“景电”二期灌区，到“景电”一期灌区，当时正是秋熟季节，各处麦浪滚滚，绿树成荫，果实压弯了枝头，西瓜遍地滚圆，油然慨叹这片人造绿洲的神奇。
不久，徐定福给我多次谈到这片绿洲的缔造者李培福，说没有李培福，就没有今天的景泰川，这位“李老汉”的确值得一写。并且，给“李老汉”树碑立传，也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说的次数多了，自然，我也就受到了感染，慢慢对“李老汉”产生了钦佩之情，由钦佩而至于敬仰，由敬仰而至于亲近。
2005年“五四”青年节时，我有幸参加了学校团委组织的“爱国主义纪念活动暨给李培福铜像敬献花篮活动”，由“景电”管理局团委主持，参加的人员比较多，又一次感到了李培福的丰功伟业，同时，也感到了李培福在景泰人民心里的地位。于是，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决定写一本传记文学《李培福》。
要写《李培福》，就要广泛收集资料。我和徐定福利用业余时间，跑管理局，跑景泰县文史馆，收集文字资料；走访当年参加过工程建设的老同志，走访跟李培福有过接触的老领导，收集活资料。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感觉手头资料也就相当充分了，经过熟悉资料，分析资料，消化资料，一个“李培福”的形象便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可以动笔了。
2006年寒假，正式动笔，撰写这本书，取名为《人民公仆——李培福》。可是写了一些篇章后，思路凝滞，写不下去了。主要是没有亲身经历，人物形象还是不典型，有点干巴巴的样子；工程规模不具体，有点模模糊糊。不得已，被迫止笔。
2007年暑假，我和徐定福相约，坐车到五佛沿寺“景电”一期一泵站，然后沿着一期线路，徒步走完了一期总干渠。期间，翻山越岭走渠道过渡槽，枣树沟里摘枣子，钻工程建设者住过的岩石窑洞，看地窝子痕迹，辨认沿途山上的用石子镶嵌成的语录和口号，感受灌区的丰饶富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钻隧道，因为没有手电筒，加上刚放过水，隧道里有积水，没法子钻。当然，这些都是借口，可鄙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与毅力。第二天，大雾弥漫，我们又沿着西干渠，登上猎虎山，走完了西干渠。两天下来，徐定福的腿都走肿了，一周后才有所恢复。
通过这次行程，工程线路明晰了，灌区前后两重天的对比鲜明了，一个新的名称诞生了，叫《大地丰碑——李培福》，修改了一些章节，新写了一些章节，可感觉还是不满意。
今年清明节，景泰五中在王秉君校长的倡导和组织下，举办了一次大型公祭活动，祭奠李培福及“景电”创业者，主题为“弘扬‘景电’精神，缅怀‘景电之父’”，参加人数之多，形式之完美，场面之宏大，意义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书中最后一章即是）。此后，书名正式确定为《景电之父——李培福》。
不久，我的长篇小说《九家半人》首发式在景泰举行，前来参加首发式的西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评论家彭金山先生和著名教育家、学者张克让先生又给予指导。说写好《李培福》，一要突出传记性，主要人物和事迹一定要真实；二要突出文学性，小人物要合理加工，可根据老百姓的传说，适当润色。这样，既可以写得大气，又可以写得生动。
一语点醒梦中人，而后写作这本书，可谓文思泉涌，笔下生花。许多章节的生动细节，比如“青龙转世”、“草土围堰的拆除”、“三泵站的选址”，都是按老百姓的口头传说撰写的。挂一漏万，更多的传说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写进本书里。这样，便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四十二章的《景电之父——李培福》。
可以说，是两位老先生的指导，使我茅塞顿开；也是“李老汉”的庇佑，打开了我的思路。
清样稿印出来后，王秉君校长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白继忠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读完了样稿，提出了四条具体修改意见，修改后的《景电之父——李培福》，更臻完美。
我写这本书，旨在弘扬陈可言先生在《序言》中总结出的“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勤俭朴素的廉洁精神、注重实际的科学精神、面向群众的服务精神”，因为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
如果本书能有陈老所言的“对人们具有涤荡灵魂的教育意义”的作用，则幸甚！
感谢彭金山先生和张克让先生的悉心指导，感谢王秉君校长和白继忠厅长的中肯意见，感谢“景电”管理局史中兴处长和张均生主任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过资料的“景电”老同志。
感谢八十高龄的陈可言先生为本书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