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莽辅政，兴利除弊
西汉统治历200载后，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得天下之始。西汉遵循秦制，无所兴革。至王莽锐意复古之制，欲返回诗书六艺之先秦时代，却不到20年而覆亡。秦祚虽短，其政制仍行于西汉；王莽“新朝”亡后，其一切建树皆灭，但王莽当时之措施，亦甚值得后人注意。
王莽家族中，封侯者九人，任大司马者五人。其父王曼早死未能封侯，故王莽自幼即孤贫，反而使他折节恭俭勤读经书，因此30岁时，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王莽，且复受当世名士之揄扬，得封新都侯。王莽爵位愈尊而节操愈谦，遂于38岁时擢升为大司马，继其四父（王莽父之兄弟）辅政，此时已显露其政治理想，已为举世人心所归向，其成功主要在此。
成帝哀帝之际，王莽已为大司马。哀帝于绥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即下诏定出“田宅奴婢限列”的新规定，大略如下：为了防止奢淫之风，使政治上轨道，凡属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等，过去可多畜奴婢，无限量拥有田宅，造成与民争利，使百姓陷入生活困境，今起一律要有所限制。
上述各级人员均不得拥有田地超过30顷。
畜养奴婢，诸侯王不得超过200人；列侯及公主不得超过100人；关内侯及吏民不得超过30人。商贾不得拥有田地，亦不得为吏。如有违犯上述规定者，田地奴婢皆由县官没收。
宦家奴婢年过50岁者，可免奴婢名分，成为庶人。
郡国不得再献名兽。哀帝19岁即帝位，登位未满两月，已先下诏“罢乐府”，接着“议田宅奴婢限列”，照常理推测，决非出自哀帝之意，必另有出主意之人，此人呼之欲出：即当时辅政之大司马王莽。上述“有司条奏”诸端，可以称为极大之善政。
西汉历代帝王中有如此魄力者，甫登位即下诏厉行新政者，惟有武帝差可比拟，且武帝尚有所不及。有人谓此事乃大司马师丹所主张。但大司马王莽以病免职，由师丹接任是在七月，而“议田宅奴婢限列”是在六月，可见其时辅政者是王莽而非师丹。
二、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
自西汉末年元、成、哀诸帝以至莽朝，成都、洛阳、长安诸大郡因货殖积财致富者不可胜数。成哀之时，有成都罗裒者，訾财至巨万；临淄姓伟者，訾财5000万。
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积訾财10千万；京师有富人樊嘉、挚纲、如氏、苴氏、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等均积财至5000万。以上均为以货殖积訾财而致富。
至于朝廷公卿仕宦之家，亦无不积累财富至万万钱。如元帝时，都内积财富至40万万钱；水衡有25万万；少府有18万万；又如佞幸之臣，石显达1万万；滈于长亦累积巨万；董贤旬月间赏赐巨万，董贤死后，县官拍卖其家财，凡43万万钱。
又据《汉书·元后传》称：王莽家族中的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各方逢迎赠送珍宝者，四面而至，后雇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
由于汉代自昭、宣诸帝以来，休养生息，元气渐复。社会财富，任其自然发展，因此造成极富与极贫之现象。而当时外戚佞幸，奢僭淫放，等同封王。于是前朝如贾谊、晁错及董仲舒所扼腕叹息之现象，一一重见。元帝对学者如王吉、贡禹眼见当时官奴婢十余万人，终日嬉戏无事，浪费公帑，主张免役复为庶人。
元帝时期，王吉、贡禹等向朝廷献议罢乐府，限制官绅豪民拥有田宅及奴婢数目，以遏抑当时升平盛世之日益炽烈的奢风。而当时朝野亦希望能做到制节谨度。王莽所抱之政治理想，亦可说自此种时代背景及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成，并无足怪。
王莽之可贵，在于他出身于王氏极盛之门第，却接纳了王吉、贡禹等谨度制节之说，修己治人，坚守有为，实在是相当难得。
哀帝崩，董贤伏法，王莽重执朝政，至平帝元始三年，王莽上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等政策，其实就是他接续了哀帝绥和二年时所颁布的政策。及至王莽篡汉，新朝始建国元年，便正式下诏禁买卖田宅奴隶。
王莽下令禁止买卖田宅奴婢大意如下：“古代一夫一妇种田100亩，田租十分之一，国库充裕而人民富足。到秦代破坏了圣制，废除井田，于是人心贪婪，兼并四起，强者拥田以千计，弱者无立锥之地。又于市场买卖奴婢，等同马牛。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真义。……至汉代减轻田租，收三十分之一，但又有更赋等须缴纳，加上豪民的侵凌。
人民田租表面上为三十税一，实际上是十分之五。因此造成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以致陷入罪网。余前摄政时，已经准备改革田亩奴婢等不平等现状，因遭反虏逆贼扰乱而止。
今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以后不准买卖。凡一户之男丁不满八口而拥逾一井之田者，当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如今无田而受田者，亦照此制度办理。敢有非议井田圣制者，一律充军边疆。”①
此诏用意本来相当合理。凡今人所提土地国有，平均财富及废奴诸说，在此诏中均有提出。但凡是一种社会经济情况，必有其自然生长之过程，亦必有其相当合理之背景，始能产生。今王莽竟以一纸诏令，欲改弦更张，实势有所不能。史载，当时上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犯了买卖田宅奴婢及铸钱之罪者，不可胜数。
三年以后，始建国四年，有中郎区博上书谏曰：“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夏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接纳此议，遂下书再准人民得以买卖田及奴婢。因此均田及废奴之制始终未能推行。但到天凤四年，规定凡畜奴婢一名者，得缴纳人头税3600钱，实有寓惩于禁之意。但由于当时社会势力仍掌握于富民豪家之手，王莽此种政令，实不能示惠于奴婢，反招致豪民主怨尤，于是民心丧失，归于失败。但至汉光武朝，屡诏免奴婢，事实上是受了王莽的影响。
三、王莽四改币制扰民
王莽自居摄政到篡位称帝，其间不足20年，改革币制凡四次。
第一次是王莽居摄政时铸造三种钱币，与原有之五铢钱并行。一种为大钱，文曰“大泉五十”，重12铢；一种为“契刀”，头环形如大钱，身形如刀，文曰“契刀五百”；一种为“错刀”，其上刻以镀金之字，曰“一刀直五千”。
此三种新币，并订定与五铢钱之兑换价，重12铢之大泉，当五铢钱50；契刀当500；错刀当5000，因镀以黄金之故。但此种虚价，不易为民间所信受。
后因钱币上有“金”、“刀”字样，与汉王室刘姓从“金”、“刀”两偏旁有关，恐不利“新朝”，遂废弃“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再有第二次更改币制。
第二次改币制谓之“宝货”，“宝货”包括五物六名28品，五物即铸币之五种材料，曰金、银、龟、贝、铜；六名者即金货、银货、龟货、贝货以及用铜铸造之泉货与布货，合称六名。所谓28品者，如下：
各布以次递增一铢，即幼布重17铢，至大布为重24铢。以上共五物六名28品。
王莽第二次改币制共五物、六名、28品，极为复杂，人民并不乐于使用。王莽虽以重刑迫人民使用，但民间私自以五铢钱行使，王莽不得已再改币制，只择其中二品通行，即为重一铢之小泉及重12铢之大泉。此为第三次改变币制，但王莽以此币制与复古不合，随即又废除。
王莽第四次改币制及制造“货布”与“货泉”两种。货布之形状如古代之两足布，重25铢，值货泉25；货泉重5铢，值1，乃因大泉行之有年，遂准大泉可延用六年，与货泉、货布同时行使。
王莽政制中与民生最有密切关系者，除公田、废奴之外，要推币制了。汉代从武帝元狩五年铸五铢钱起，直至平帝元始年间，并无变更。到王莽时，则四改币制，并禁止民间不得持有铜炭，以防止民间私铸钱币。
莽朝复杂而紊乱的币制，使百姓愦乱，货币不能流通，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此实为王莽最大之秕政。
当时王莽造币之材料，竟然仍采用已为当时人所贱视之龟、贝，仍与钱币同行，则安得不为人民所鄙弃。王莽只知慕古，其不通情理，可谓无比迂愚。
汉自晁错、贡禹等多位学者，深知豪民兼并之可恨，贫富不均之可忧，但欲消弭上述弊端，并非改革币制可以解决。王莽以为废金钱，革货币，使富民失去借以兼并之资，却不了解社会民生牵涉甚广，拔一发可痛全身。尤以货币制度关涉民生，影响极大。而王莽竟然不察民间实况，不通社会真情，空依古代文字记载，强为变更，遂造成扰民之大错。
王莽“始建国”五年，由于民间持有铜炭者多，遂除禁令。又于翌年（即天凤元年）作第四次之币制更改，已见上述。但每改币制，便使民用破产而陷入刑网。到地皇元年，王莽以私铸钱币者死，而犯法者多，遂减轻刑罚，改为私铸钱币者，犯者及其妻没入为官奴婢；地方吏及邻居知而不告者同罪。
因犯法者多，由郡国备槛车铁锁，送至长安钟官（主铸钱者）处，愁苦而死者达十分之六七，可知王莽币制之扰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王莽行五均六筦之制。其“五均”一词，源出《乐语》一书，此书为河间献王所传。邓展洛释曰：“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四民常均，强者不得不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①所以五均有税地之义。因古人惟以农为正业，其他均视为奸利。
又以为人必靠土地才可生利，所以政府除了收取田租正税以外，另立五均之税。“五均”一名，又见于《周书大聚解》，其中说：“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
王莽依据上述古代经文之意义，订出征收工商之税，由五均官执行之。其法如下：
诸司市，常以四时仲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人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及民用而不雠（售）者，均官考检厥实，用其本贾（价）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价卖与民，其价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日欲祭祀丧纪而为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民，丧纪无过三月。日或乏①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无过岁什一。
上述又略似武帝之均输制，但性质亦有所不同。因“五均”所掌管者，即是征工商税，其目的仍为工商界谋便利。如上述定物价，收滞货，平买卖均是。
至于有赊贷一项，寓振乏救穷之意，正好与征“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浮游无事”等项之立法用意，有相辅相成之效。因重利盘剥，亦为兼并一大事，故赊贷由官方经营，使高利贷者无所牟利。而政府即以工商税所得，作为赊贷之本金。以上即五均制之大概。正如太史公所说，中国农业社会，人民喜爱放纵，因中国向来有较多自由。今王莽推行上述诸法，要统制社会自由，便难免遭受失败。
王莽新朝尚有管制工商的六筦之令。于始建国二年下令推行。所谓六筦，含盐、铁、酒、名山大泽、钱布铜冶及五均赊贷六项。即盐、酒、铁、铸钱及五均赊贷均由国营，不准民间插手；同时名山大泽所产货物如矿产木材鱼获等产品均须征税。上述六事由政府管制，故称“六筦”。
其实此六筦政策，亦有复古之意，其议源自刘歆，周有泉府之官，已有赊贷之法②，王莽乃依其意而推行之。目的在防止豪强富民压迫贫弱，用意本善。
《汉书·食货志》记载：在京师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称为“五均司市师”。将长安划分为东市（称京）和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京师连上述五都市各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交易丞乃掌管平抑物价；钱府丞乃掌管征收工商农贾之税和赊贷。
此外，各郡、县也各设司市，其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凡工商业者所采得金、银、铜、铅、锡、龟及贝者，皆得将所获货值向当地司市的钱府丞据实呈报。
又按照《周礼》中之税制①，民间凡有田不耕殖者，须缴纳三丁之人口税。凡住宅周围不种果树及菜蔬者，得向政府缴纳三丁之布；民若浮游无事者，得出夫布一匹。
凡在山林水泽采物或从事畜牧者，所获鸟兽鱼鳖百虫；或妇女蚕桑纺织补缝，以及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贾人及住宅客舍诸项，皆须自己从实估值，除其成本，计其纯利，向所在地之县官呈报，将其纯利之十一分之一（即1100文收取100文）上贡政府。此与武帝有异。如有呈报不实者，即将其所采获各物全部没收外，尚须作苦工一年。此制度缺点是呈报无规定最低限额，连妇女的家庭纺织小工也要呈报。
上述制度，略似于武帝时之算缗钱，但性质颇为不同。
根据上列诸项，“五均”是以征收一切地税为主。故凡采矿、畜牧、坐肆、住宅、客舍及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征税。即凡耕稼以外之据地以为利者，均由五均主理。有田不耕，宅不种果蔬，民无事做，虽不生利，但亦占地，故亦征其税，乃寓禁于征之意。
五、政策推行过急致新朝败亡
王莽六筦法中，如盐铁酒酤之官卖，名山大泽钱布铜冶之由国营，此等政策在武帝时均已实行。武帝行上述制度，志在增加国库；王莽推行此等制度是根据传统的文化经济思想而来。则确是为了“齐众庶，抑兼并”。后世人以成败论事，认为王莽新朝之政制一无足取，实非公平之论。
即以莽朝六筦之令，其用意亦非全错。如《食货志》所批评的：
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筦，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此说意即奉行五均六筦法者不得其人，致生流弊，并非制度本身。此乃改革政制进程中所常有之现象，不能单责王莽。
天凤四年，王莽再下诏重申六筦之令，据《资治通鉴》记述曰：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干之。
此诏令明显说出六筦制之用意。以近代人术语言之，这些都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之推行。但王莽推行此等政策时，确实有不少流弊。《汉书·王莽传》载：凡执行每一筦，多设科条防御，犯者往往死罪，吏民犯罪者渐多，有纳言①冯常上书谏停止六筦之法，王莽大怒，免冯常之纳言。
地皇二年，群言设计推行六筦之大臣鲁匡使工商穷困，宜杀之以慰人心。王莽以百姓怨恨，遂将鲁匡免职。明年，地皇三年，王莽以天下叛乱，遂下令废除即位以来一切不便于民之规章条例，包括井田、奴婢、山泽六筦的禁令。可见此时王莽已觉悟其所抱负政治理想之推行太急。然正待遣使发令，光武兄弟已起兵，王莽遂覆亡。
其实王莽所推行者，均与社会民生有关。王莽虽志在民生，但慕效古昔近乎迂执。又欲一蹴而就，不思精心密虑，逐渐推行，宜乎其促致早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