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也就是玛丽·雪莱创造出弗兰肯斯坦博士这一年的5月5日，一个强壮的婴儿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市布吕肯街665号的马克思家。这个家庭的孩子大多早夭，小卡尔的哥哥就在他出生的这一年夭折了。另外他的四位兄弟姐妹也早早地死于结核病，只给他剩下了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
多年之后，卡尔·马克思和妻子燕妮的六个孩子中也只有三个女儿活了下来：燕妮、劳拉、艾琳娜，但最终后两个自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李尔王一样，年轻的马克思体现出一种作为一个男人对女性，包括对女儿们的悲剧性的依恋情结。
马克思的母亲使这个家庭承袭了荷兰犹太人血统，并且是“几个世纪的拉比家族”血统，马克思那位家境颇为殷实的舅舅莱昂·菲利浦斯也属于这个家族。至于马克思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则是一位启蒙思想者，深受伏尔泰、卢梭和莱辛的熏陶。但为了逃避普鲁士当局禁止犹太人担任国家行政职务的规定，这位特里尔市的法庭律师不得不改信天主教，并改名为亨利希·卡尔·马克思。
从1830年到1835年这段时间，支持德国统一和政治自由运动的民众示威让莱茵省动荡不堪，此时的马克思则是特里尔市文科中学里一个擅长写作的普通学生及业余诗人。
1835年秋天，马克思通过了毕业会考，并前往波恩大学学习法律课程。在同一年的一篇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表达了他“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向往，同时也有对选择事业时的谨慎犹豫，以及对涉及这一选择的社会规定的意识：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⑥
习惯啊，当你牵住了我们的时候！
从一位浪子变成一位骄子
在波恩，爱酒的马克思常常出入小酒馆和诗人俱乐部。满怀激情、喜欢争论的他甚至不顾父亲的斥责参与决斗。他的父亲认为决斗与哲学完全是不能相容的两件事。
1836年，18岁的马克思离开波恩大学，来到柏林大学。随着往来通信的交流，父亲发现他的孩子有一种“魔鬼附身般的热情”，他们的关系开始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
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但是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⑦
一个月之后，马克思的父亲回信道：“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⑧
花钱大手大脚的儿子心甘情愿地把钱花在朋友们身上，这让父亲对儿子的挥霍悲叹不已：“你以为我们是阔佬啊！”马克思的父亲同时也为他对父母漠不关心而气愤：“一个人怎么能每隔一两周就要发明新花样并不得不把过去辛辛苦苦地完成的工作全部推倒，我要问，他怎么能考虑一些琐碎小事呢？”⑨
五个月后，也就是1838年5月10日，亨利希·卡尔·马克思去世。至此，父子之间终未和解。
在一次夏日旅居期间，仅仅18岁的马克思与比他大3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秘密订婚。在特里尔，马克思与威斯特华伦两个家族是邻居，孩子们一起玩耍、学习，一起体会青春的躁动。
上层社会的众多男士们都把燕妮奉承为“曼妙的公主”和“舞会女王”，然而她却独独偏爱马克思这位黑头发棕皮肤的、活泼好动的少年，称他为“我的小野猪”。1836年的圣诞节，马克思献给她三卷诗集，题为《爱之书》，但二人的正式婚礼却直到六年后的1843年6月19日才在克罗伊茨纳赫举行。
就在结婚之前，马克思曾给他的笔友阿尔诺德·卢格写信，信中写道：“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⑩
在柏林，马克思与一些被黑格尔思想吸引的青年学生结成了友谊，此时黑格尔的精神还在思想界萦绕不休。学生们一起解读黑格尔的“革命的代数学”；同时也深深迷恋着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贪婪地阅读着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然而，在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打压下，学术自由正在像一块驴皮一样萎缩，在大学中从事学术研究的大门被迫关闭了。
1841年4月，卡尔·马克思在耶拿大学通过了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在这两位同样相信物质世界由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之间作比较，马克思认为占上风的是伊壁鸠鲁。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必然性是命运，是法律，是天意，是世界的创造者”；而对于伊壁鸠鲁来说，“被某些人当作万物的主宰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宁肯说有些事物是偶然的，另一些事物则取决于我们的任意性。”“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
寒窗苦读的那些年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烙印，如果有人在马克思身上看到一个普通决定论者的影子的话——即相信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无一例外地源于无可抗拒的经济必然性——那么他们都应该记起马克思的这段哲学学习历程。
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统治下，普鲁士一直是一个反动且极端笃信宗教的国家。在学术之路被封堵的情况下，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知识分子们转向了新闻界。
1842年1月1日，在莫泽斯·赫斯的领导下，《莱茵报》的创刊号在科隆出版。年轻的马克思博士从柏林返回后，就为自己在该报的社论撰稿人工作开了个好头，那一年他23岁。马克思的头几篇关于新闻自由的文章就引起了轰动。那年10月份，他成为了《莱茵报》主编。
莫泽斯·赫斯对他的评价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同时又带有很强的预见性：“他是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奇人……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所崇拜的偶像，他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不过24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头脑。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1843年1月，《莱茵报》被书报检察官查禁，马克思所面临的是被驱逐出境的噩运。他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写道：
“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践自己。”
在举行了正式婚礼，并且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对黑格尔关于法律与国家的著作进行了批判性的重读之后，马克思于9月自愿踏上了流放之路，前往巴黎这个“古老的哲学大学”和“新世界的新首府”。
转变
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第一次旅居巴黎，在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移民法国的德国工人阶层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燕妮在田凫路安置下来后，马克思激情满怀地投入到了这个“新世界的新首府”中去。他制订了每月的出版计划，即编辑《德法年鉴》。
这部刊物的题目体现出马克思希望能够将德国的哲学传统与法国的革命传统相结合的愿望。《德法年鉴》最终只出版了一期，马克思在其中发表了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展现了马克思的思想从民主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但此时尚未向共产主义演变。
1842年，在科隆，年轻的马克思博士与一位比他还要年轻三岁的《莱茵报》撰稿人擦肩而过，当时此人正赶往曼彻斯特。当还是学生的马克思在柏林喝酒、争吵的时候，这位活泼好动、“总是在笑”的恩格斯正在不莱梅的家族进出口企业里百无聊赖地度日——人们认为他是在那里学习商贸知识。
恩格斯的父亲是一位精力充沛、虔信宗教的企业主，他在当时的全球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名为“欧门—恩格斯”的纺织厂，恩格斯的父亲是共同所有人之一。
然而，恩格斯作为企业的继承人，对此却没有半点兴趣。他更喜欢创作那些关于捕猎狮子以及贝都因人自由生活的异域诗歌；他喜欢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拿着粗大的雪茄吞云吐雾；他喜欢在小酒馆里请大家喝酒，在纸页上画满素描与漫画。他常常举杯狂饮，练习剑术和马术，还蓄起了引人注目的胡子。
恩格斯说，他那“高谈阔论的权利不是花钱买来的”，他还发表了一封通函给“所有到了蓄须年龄的青年，告诉他们，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要让所有的资产阶级恐惧不已”。作为“最杰出的诗人和最善饮的人”，恩格斯向“所有古人、今人、缺席的人和所有将来的人”宣称，“他们都不过是一些在对自身存在的厌恶中腐烂发臭的东西而已。”在无事可做之时，他甚至还曾给名妓劳拉·蒙特斯写了封信，试图开始一段西班牙罗曼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20岁时就自称共产主义者。他在1841年9月开始作为志愿兵在炮兵部队服役，直到1842年10月。正是从这时起，他显现出了对军事的痴迷，并为他赢得了“将军”的外号。被派到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去接受“商贸教育”的经历使恩格斯接触到了宪章运动，并通过城市社会学和劳动社会学的先驱们了解到了工人阶级的境况。
在归途中，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相遇，两人十分投机。他们在摄政王咖啡厅的长谈最终达成了一个完美的约定，两人着手共同写作一本简短的小册子——《神圣家族》。尔后，恩格斯动身回到德国。马克思给了他一本已经接近完成的书稿。恩格斯只写了其中一小章——但却是关键性的一章。在出版之时，恩格斯惊讶地发现，他的名字居然出现在了封面上。
那时的莱茵省已经沸腾了，各种集会和共产主义社团如雨后春笋。1845年5月，恩格斯在那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写道：“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使人……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从空想阶段到共产主义
1843年，年轻的恩格斯（他那时只有20岁）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位青年对于共产主义的热情，当然，这其中也有幻想的成分。他说：“可是在法国，就有五十多万共产主义者，傅立叶派和其他不太激进的社会改革派还不包括在内。”
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是“从现代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总之，是一种逻辑上的共产主义。1830年的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因为工人们“请教了大革命的历史，如饥似渴地抓住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这就是关于法国现代共产主义的起源所能断言的一切；这个问题起初是在巴黎圣安东郊区阴暗的里弄和拥挤的小巷中议论的”。
在1848年之前，这种幽灵般的、没有具体计划的共产主义一直以“毛坯”形式存在并形成一股风气，比如平均主义信仰，以及19世纪40年代公社乌托邦理论家卡贝的伊加利亚式幻想。然而在德国，情况却正好相反，共产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哲学潮流涌现出来的。从1842年开始，“这一派的某些人就争辩政治变革的不足之处，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以共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革命，是惟一符合他们抽象原则的人类状态。”
这样，共产主义的出现就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反对行为都不能把它扼杀”，这种“哲学共产主义”（原文如此）看来已经在德国“永远确立了”。然而若如此，它的起源便是一个悖论。
年轻的恩格斯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可以吸收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无论在大学生或在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多多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他们“远远超过了我们，所以要做的就很少了”。
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年轻的马克思博士比他的这位兄弟要保守一些。共产主义，即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在他看来还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一种“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
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
在1843年写给卢格的另一封信里，马克思劝他表态之前要三思：“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其实，真正加快了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思想上转变的契机，是与巴黎无产阶级的接触以及1844年秋天与恩格斯的相遇。正是两人一同在比利时旅居时，马克思介入政治的意识开始成熟了。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论战式回应，即《哲学的贫困》一书，是他们第一部成功的说明性纲领。他说：“您可以把马克思先生看做我们党（就是说，德国民主派中最先进的一派，我在他面前就是这一派的代表）的领袖，并且把他最近出版的反对蒲鲁东先生的著作看作我们的纲领。”这样，这两位此时刚刚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友通向为这个同盟创作宣言的大道就畅通了。
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理论还需要放到实践的火中去淬炼，运动的进展是不会延迟这一步的。
《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写道，新生的无产阶级“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中去”，“投到那些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以及投到那些大谈比如“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的人道主义胡话的人的怀抱中去了。然而“真正的运动”，即真正对抗现有秩序的运动则倾向于克服自己的空想阶段，从而使之可以赋予自身以实践的内容。它会扼制那种“宗派癖好”以及“绝对科学无误式的权威口吻”。
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一述及的思潮与我们当代的乌托邦思想的一致达到了何等程度。比如从今天的“深层生态学”中，我们就可以嗅到“封建社会主义”的遗臭，那是对一个七拼八凑的团体的怀念，在这个团体里，“半是哀怨，半是讥讽；半是过去的余音，半是未来的恫吓”。
另一种“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怀旧社会主义则幻想着让社会分工的历史车轮倒转，回到一个小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生产的世界里去。还有一些极端的反增长理论，沉溺于对某种和谐自然规律和至善的大自然母亲的不切实际的怀念中，并专横地声称要把“真的”需求与“假的”需求，把“必要的”需求与“过分的”需求区分开。至于针对贸易全球化的痛苦而提出的“全球生产地方化”的幻想，所指的不过是被娜奥米·克莱恩称为“博物馆式生活崇拜”的回归自给自足原始共产主义的神话。
在这些当代莫名其妙的关于所谓真实性的隐语（生态的、天然的）中，我们可以察觉到那种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比起“真实的需求”来，这种社会主义更偏好的是“对真实的需求”。现在与过去一样，它仍企图在“一般人的利益”中消解阶级对立；它所幻想的，是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如果没有政治就更好了。正如历史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表达的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那样，今天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表达的则是在贸易全球化的旋风中受惊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世界观。
这样，我们就再次看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化版本。而鼓吹这种社会主义的，正是那些繁忙的“博爱主义者”。就像那些曾经被马克思嘲笑过的人一样，当今的博爱主义者们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只要巴黎CAC 40指数的业绩，而不要失业；只要投资神奇地回归法国，而不要裁员与企业外迁。现在与过去一样，他们想要说服被压迫的人们：那些“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我们最终可以在这些当代的梦幻中找到昔日“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有现代化变体。在缺乏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来实现解放的情况下，19世纪30年代的原始共产主义所鼓吹的只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由于在无产阶级的雏形中看不到任何的历史创造性，这种原始共产主义便用一种在实验室中精心炮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来代替。这样，“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所以，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并“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示范的力量”来鼓吹一种新的社会福音。
尽管如此，这些处于青春期的空想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毕竟带来了改变世界的雄心和一股创新之风；而到了现代，这些已经衰老的乌托邦不过是在谦虚而卑下地重复着当下这个时代的调子，并且仅仅满足于为这个时代做个大扫除罢了。
幽灵的现身
1845年1月，刚刚迎来大女儿燕妮的出生，马克思一家就被驱逐出巴黎，他们来到了比利时。在布鲁塞尔，另外两个孩子的出生再次扩充了这个家庭，他们是劳拉（保罗·拉法格未来的妻子）和绰号“苍蝇”的埃德加。
1846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
也是在同一时期，这两位战友开始着手与德国思辨哲学算总账——这就是卷帙浩繁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但这部手稿在完成之后，很快就被搁置到一边，去接受“老鼠牙齿的批判”。它的出版是两位作者逝世之后的事了。
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是一位将要迎来自己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在一位访客的描述中，马克思是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强，信仰坚定的人”，有着“浓密的髭须、多毛的双手，和不扣纽扣的衣服”。他的举止“与所有社会上的习俗相抵触，但却散发着一种高傲的气息，有一种睥睨一切的神态”。他的声音“锐利而洪亮”，很好地体现了“他对各类人和物的激进观点”。在1845年末，马克思自愿放弃了他的普鲁士国籍，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
来到巴黎之后，马克思在向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们表达敬意的同时，更表达了要超越他们的初步探索的意愿：“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因此，后来马克思所认同的共产主义并非是一座留在图纸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消灭现有秩序的真正运动”。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他已将共产主义定义为“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
但是马克思同时也在警惕原始与粗陋形式下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形式不过是“从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在这种形式下，“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更有甚者，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形式被用来对抗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
1847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由流亡的德国人所发起的正义者同盟。该同盟于6月1日在伦敦召开大会，并将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其口号也由“四海之内皆兄弟”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盟的第二次大会于1847年11月在伦敦召开。在大会上，马克思受托与恩格斯共同撰写一部宣言。同年12月，他们投入了工作，但进展缓慢，伦敦的同盟领导人都等不及了。1848年2月，当最后的校样被送进印刷机时，巴黎已经处在革命的烈火中了。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真正徘徊起来了。
年轻的、没有胡须的“柏林剑客”已经成为了一位健壮的“大胡子”——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