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阮玲玉主演过一部电影叫《新女性》。讲的是新女性韦明，奋力争取婚姻自由，嫁给了所爱的人，可生了孩子之后，却被抛弃，被迫去社会上谋生。她在学校里做音乐老师，却被校董王博士调戏。她爱上出版公司的编辑余海涛，却因为自己过去的苦痛遭遇而不愿与余结婚。王博士为了得到韦明，先是威逼，再是利诱，韦明均未屈服。韦明的女儿患病，越来越重，韦明写小说但稿费不能预付，无奈之下，她决定去做“一夜的奴隶”。没想到嫖客竟是王博士。羞愤之下，韦明打了王博士一巴掌，当晚服毒自尽。临死前她喊：“要活，我要报复！”
报复什么？男人霸权？还是万恶的旧社会？《新女性》上映后不久，扮演韦明的默片皇后阮玲玉自杀身亡，死前她留下字条，上书：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社会上当即炸开了锅。“新女性”神话从五四走到30年代，骤然破碎。阮玲玉用一部电影和一场自杀，诠释了鲁迅当年在女师大演讲时说的那句话，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五四时代走出来的新女性身上，始终有一个致命误区：她们反对父权，要求自由恋爱，与心爱的男人一起逃离“万恶的家庭”，可当她们真的走上社会的时候，她们往往又必须面对“夫权”的考验。脱离一个叫“父亲”的男人，走出去，碰到的，是一个叫“丈夫”的男人。这种无可改变的悲剧性，在阮玲玉的恋爱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阮玲玉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张达民。最开始，她是保姆家的丫头，他是老爷家的少爷，往来反复间，他们相爱了。跨越出身的结合遭到张家太太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张达民提议同居，阮玲玉点头答应。这是阮玲玉的“出走”。为了反抗（张达民的）家庭而同居，在阮玲玉看来未尝是不道德的。但是他们的结合全然没有考虑到未来。阮玲玉16岁，张达民十七八岁，两个人吃吃玩玩，时间长了也没意思。巧合之下，张达民的哥哥介绍阮玲玉进了电影公司。
阮玲玉有天赋，她很快成了明星。她在香港认识了富商唐季珊，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唐季珊结过婚，老家有正房太太，与阮玲玉在一起之前曾和其他女星厮守。他是个标准的情场老手。“阮唐恋”引起了张达民的嫉妒心，他联合小报，伺机报复，并以阮玲玉偷窃他家物品给唐季珊为由，将阮玲玉告上了法院。阮玲玉为帮唐洗脱诬告，登报表示自己和唐同居，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就在阮玲玉为了心爱的人，舍弃自身名誉的时候，唐季珊出轨了。
无奈的阮玲玉，只好再往前走，寻求情感寄托。这时候蔡楚生来找阮玲玉拍《新女性》。他们是老乡，又都出身底层，两人迅速靠近。据柯灵回忆，两人确实碰出过情感火花，经过慎重考虑，两人没能在一起。最后一线情感寄托的落空，使阮玲玉万念俱灰。1935年3月8日，阮玲玉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无效，身亡。作为“新女性”，阮玲玉一直没有走出旧女性局限。依靠男人出走，依靠男人成名，依靠男人解脱。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一句话说得经典：往前走，遇见的无非是男人。真是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