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不是采用“导师制”。而是一种集体培养的方式、每个研究生都有由四到五位教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这些教授都是研究生的学术顾问，都可以是导师，但在这些人中有一人为主要指导教授。学生如有问题需要解决，应先同主要指导教授商量，听他或她的建议。每年，每个研究生都会收到一份由其主要指导教授签署的评估。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专业师承就较丰富多彩，生产出来的博士质量较为规范和均匀，学生较易于建立起学术史观念，知道如何去写论文。在国内或其他国家的“导师制”下，博士的成色差别有时很大，尽管大部分学生入学时的起点就已经很高了。这里边涉及的因素很多，但个人的学术悟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悟性如何与他是否有一种学说史的观念大有关系，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实际上致力于建立这种观念，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学术视野、既然博士生培养是一种生产，把原材料经过一定的程序改造加工使之成为可以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学生作为原材料，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这样，哪怕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只要有相当的教育基础，经过这一套程序的锤炼，都能建立起一定的视野，作起学问来也能基本符合这里的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在国内看来不大可能成为学术工作者的人经过就读美国的研究院后，也可以成为学者。当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不代表什么学术成就，而只是表明在某方面接受了高级训练，学到了某方面的游戏规则，只有走进学术殿堂，学术生涯才告开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写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士论文只是证明他们接受了学术训练、成了符合规范的产品而已。
在促进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进行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起了重要作用，陈志明教授在访谈中对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在促进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的做法和打算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说：
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这地方，跟内地的人类学者交流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必要的。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它的人类学研究应该跟大陆联系起来。这边的好处是我们看西方资料比较方便一点，我们与大陆的交流，有好几个方面，比如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内地的一些学者过来，内地的一些研讨会，好多单位也邀请我们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法。比如1999年，我跟张展鸿副教授通过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他们交流，去那边做两个演讲，跟他们的老师交流。我们经过大学学术交流计划的批准--这个计划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星期，向校方申请，也邀请内地的学者过来。
我们系都请有一个校外的评鉴人，每个学期考完试后，学生的成绩、试卷、作业、论文要抽样寄给他，好的和不好的都有，由他自己去看去审，然后他会写一个报告给校方，每个学期都这样。评鉴人一任三年，三年他一定要来一次跟我们见面，和我们一起讨论系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保证系的发展跟上国际水准。除此以外，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我们有邀请访问教授的制度。我们系一般聘请的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类学教授，如哈佛大学的华生教授（James watson），他研究香港、广东这一带很出名，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持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他做过我们的访问教授，也当过我们的校外评鉴员。另外作为访问教授还有很出名的文思理（Sidnev Minty）教授，文思理教授是研究南美洲的，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从蔗糖怎样全球化，怎样从南美传到英国去，而且研究了从早期蔗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的物品到普及化的过程。这本书很出名，文思理是很出名的学者，他也来做过两次访问。最近我们也开始邀请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采教课。这对我们的师生有好处，尤其是学生，能够接触到本系以外的学术界人士。我们认为这个制度很好，但主要考虑到资源问题，只要经济许可，我们要继续下去。另外，我们还有名誉的访问教授或名誉的研究员，目前我们系有三四个。“名誉”是说我们不付钱，由他们自己付钱，但他们附在我们系里，他们可以做研究，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对我们的好处就是他们在我们这里跟我们有交流，参加我们星期五的午间研讨会……所以，我们跟国内国外都有交流。另外，我们本系的学者都适当地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我个人每年都得到一些邀请，如1999年，内地邀请我参加了不少活动，南宁的、云南的、吴江的，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几个会议；1998年参加了威廉斯堡大会等会议。1999年我们系搞了两个国际会议，一个是6月初的华南文化认同的研讨会，另外一个是6月底7月初，是中国家庭饮食研讨会，从饮食来看社会变迁，是与哈佛大学合办的。我们跟国外交流的形式很多。
这些关于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记录和展示，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是国际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中国人类学生命力之所在。
7．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百年有余，在世纪之交，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地方化的传统，人类学更应关注人类的未来。对此，李亦园先生在访谈中曾对笔者说过如下一段话：
说到对全人类，对人类学家来讲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学家不但要对个别的文化、个别的族群进行研究，更要把整个人类看成为一个“生物群体”来看待，这就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所不同之处。人类学家从不同生物的立场，从社会的、文化的立场来看，把族群看作是一个生物群体，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人类学家特别是我们早期的老一辈的都强调体质人类学，都受到了这方面的训练。当年李济教授亲自教我们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生物观点是把整个人类看成不仅仅人类本身是同一个种族，中间没有不同的聪明才智的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把人类族群看成是一个生物群体，跟其他动物都同样看待的话，生物的演化适应的观念亦可用在人类族群本身。物体在亿万年的发展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一个现象，即特化（speciaJization）的现象，器官的特化。器官一旦特化就走向适应特别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情形，等到环境变迁适应不了就会产生灭种。人类有了文化以后不用生物体来适应环境而是用文化应用环境，但是文化的发展也有特化的趋向。即使是科学的发展也是一种特化。这是非常特别的发展，它有时脱离了用它的人类本身，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如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对能源的无尽采用都是很明显的文化特化现象。人类学家在了解这种人类文化也是生物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发展，对整个族群存在的研究就是一个启发点。假如能了解这个特化的过程，也许在慢慢扩展观念，人类对现在文化的发展趋向能够有所限制，稍微搬回来一点，而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发展对环境太大的破坏，使整个人类族群可能造成毁灭，那就能使生物群体避免最悲惨的命运了。
人类看问题还得回到各个生物体自己发展的情景，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类学生物观念在将来的发展中应突出强调，即使是很小的问题如人类本身的智能，在有了文化以及科技以后是否逐步停止了发展？例如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明显地人类的脑量有很大的增加，人类的智能因此而逐步地发展，到了真人就更聪明了。但是有了文化之后，用文化发明的东西来帮助人类思考，那么人类纯粹的聪明是不是就停止了，这是否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可疑虑的一点。当人类发展到不需要自己思考了，那么可能就停止了人脑的发展，这对整个人类似乎也是很不利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也应该有贡献，也就是用比较宽泛的立场来看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人类学家更应该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来把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譬如说适应环境只能够适应而不能最适应。达尔文的观念适应是“fit而不是fittest”。Fittest（最适应）就是特化的开始，太适应了，到了环境一变迁就转不过来。某一个程度的适应但是又能保持很多不同的特性在里边，积蓄了很多可能别的时候适应的条件，人类文化的多元就是一种不太特化的存在。这些多元能够和而不同也是适应往前走的一个道理，中国的人类学家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不仅仅是大陆本身，台湾及华裔的人类学家都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特别的观点所谓“和而不同”以及“致中和”等观念，这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有和而不同或致中和的观点，就能容忍不同，而保持多元文化的特性，如此才能长远延续光大，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后即有一个伟大的朝代出现。应是这一意义的实在表现。
总之这本洋洋50余万言的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从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做的努力、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中国学者对人类未来的关怀等方面对中国人类学近20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忠实、全面的记录，这对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一件大事。
说实在的，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未定之时，在中国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声音还微弱之时，在世纪之交将老中青三代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汇集出版，并起名为《人类学的世纪坦言》十分贴切，因为我们从这些坦率诚恳、如实说出的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况、意见、观点、看法和评论中既看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又窥见了新世纪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