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西民族学院李富强教授
徐杰舜
徐：首先，欢迎你从广西民族研究所调到我院工作，并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离开原单位调来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使我刚刚来到新单位就能与新老朋友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畅谈我的学术经历与体会。我很乐意借你这个刊物向关心我的朋友们表明我的心迹。
我之所以变动工作单位，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我的人类学“情结”。我是学人类学的。I981年正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的时候。16岁的我有幸成为该系复办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当时，该系有考古学和民族学2个专业。我是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如果说初为大学生的我对人类学的认识只是一种对考古学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的话，那么，经过4年的人类学基本知识的学习，我已初步认识到了以探索人类体质与文化的奥秘为己任的人类学的广阔视野与远大抱负，感到了作一个人类学家的崇高。所以，1985年获得学士学位后，我继续在该系攻读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张寿祺教授学习民族考古。张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学识渊博的民族学家，他治学严谨，为人严肃，不善交际，但宅心仁厚。由于他解放前曾在广西工作（在广西贺州任教），解放后又多次前来广西做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对广西很有感情，也深知广西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富矿区”，因而对广西的民族研究一直非常关注，并寄予厚望，对我这个来自广西的学生自然是“另眼相看”，厚爱有加。他一方面要求我努力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夯实理论功底，另一方面极力主张我把所学到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广西的民族研究上去。我的研究生生涯可说是在他的厚望、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度过的。期间，有苦也有乐，有付出也有收获。最让我感动和难忘的是，1987年，当我把我的第一本译着《文化人类学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送到他老人家的面前时，他兴奋得手舞足蹈，表现得甚至比我自己还激动和高兴。老师的厚望和言传身教，“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造就了我牢不可破的“人类学情结”，化作了我从事广西民族研究的决心与毅力。1988年7月，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老师的叮咛声中，在同窗好友的祝福声中，毅然决然地走出中山大学校园，走进广西民族研究所，一干就是13年。斗转星移，岁月婆娑。多少度冬去春来，多少度花开花落，如梭的光阴在默默地改变着一切。许多同学下海了、从政了，但我始终在人类学研究这“一亩三分地”中耕耘着，虽然也有过彷徨、犹豫与矛盾，但始终未能割舍得下它。我耐住了寂寞，“寂寞的人类学生涯”融入了我的苦乐年华。正由于我对人类学的迷恋与热爱，对广西民族研究的执着与不悔，我对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历来非常神往。广西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辈们（包括你徐老师）通过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人类学在广西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姑且不论他们在科研和教学上的成就，也不说他们为人类学的发展储备、培养了多少人才，仅是将“人类学”与“民族学”并列作为这个所的名称，其意义便不可低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学在我国目前基本上还只是处于“民间”的地位，“民族研究所”或“民族学研究所”很多，但“人类学研究所”却是少之又少。广西民院能将“人类学”提升为“官方”的地位，确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再者，“民族学人类学”在广西民院是重点学科，学院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支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可以说是全国人类学界的“喉舌”或“窗口”，以关注人类学为特色办出了水平，也为广西人类学学者的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我坚信，广西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是能够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促成我到民院工作的还有其他因素。近年来，广西民院的领导革故布新，励精图治，全心全意为莘莘学子努力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使学人看到了自身的价值，焕发了创业的激情，这是我毅然决然“归附”的最主要的外在原因。
徐：你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在壮族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出版了多部专着，还大力“鼓吹”（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义）“壮学”。你认为“壮学”与人类学是什么关系？你离开广西民族研究所是否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改变？
李：我在广西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主要是研究壮族，成就不敢说有多大，但确实作了一些探索。1998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关于广西壮族的专着《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999年又先后出版了《“蛮荒”稻香--壮族农耕文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这几部着作从体质到文化对壮族作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后，我在参加《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等重大课题时，又有意识地把自己对壮族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其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上。我之所以“锁定”壮族，有我个人的考虑。首先，我考虑壮族是广西的主体民族，研究它容易受到重视；再者，我本科是学考古的，壮族是广西的土着民族（这一点学术界已无多大疑义），研究壮族可以充分利用考古学的知识与材料；第三，壮族比其他少数民族“汉化”程度深。对我这个汉人来说，做田野调查比较方便。因此，我在广西民族研究所13年多的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壮族上，只是偶尔涉猎汉族、瑶族和苗族。我的壮族研究与许多人不同，我的研究具有比较明显的人类学取向。也就是说，我是极力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壮族的。或许是因为我的人类学“视角”，一些人将我的壮族研究视为“另类”。可我却认为，如果说我对壮族的研究有一点成就的话，那是人类学的“功劳”。因为人类学在所有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中有其特别之处，它的研究不是对个别知识的局部了解，而是从总的方面确定人类的性质，在研究人类及其文化时，它有一种基本的观念--整体观，强调“研究一种人类行为，必须研究与此行为有关的其他各方面的行为”。所以，人类学辐射性强，覆盖面广，是一门善于吸收、运用其他学科成果的综合性学科。以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某一民族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民族及其文化达成宏观的、“整体性的”认识。因此，不论我到哪里，不论研究哪个民族，我都会继续坚持我的人类学特色。
至于“壮学”，我确实大力“鼓吹”过，写过《论壮学》等文章。但现在看来，社会的反响没有预期的大。“壮学”是一个什么概念？现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把它英译为“the ZhuangStudies”，即将之等同于“壮族研究”，还以“藏学”、“蒙学”、“泰学”等为佐证。而我认为，“壮学”不可与“藏学”、“蒙学”、“泰学”同日而语。藏、蒙、泰等民族在历史上都建立过政权，且有自己的文字，“藏学”、“蒙学”、“泰学”的发生来自本民族的知识分子用本民族文字对本民族的研究。壮族在历史上没有建立地方政权，也没有本民族通用的文字，其“文化自觉”比建立过地方政权的民族迟得多，而且途径也不同。尽管壮族研究早在19世纪便已存在，但它是“外发”的，最初是西方人类学家研究泰人时发现其文化与泰人相似因而将之视为泰人来研究它，所以起初它只是西方人类学或“泰学”的一部分，继而它也只是以汉族历史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壮学”之名的提出要比“藏学”、“蒙学”、“泰学”等晚得多，背景也大不一样。“壮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提出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其社会背景就是由于国际间、地区间的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和交流导致了“汉文化中心主义”的破产和壮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其学术背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学参与壮族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文化比较方法的引入，使壮族研究系列化、综合化，从而在学术界达成了“壮族独立起源”、“壮族文化自成体系”等基本共识，使壮族精英的民族自豪感有了学术依据。由于“壮学”发生的背景、途径与“藏学”、“蒙学”、“泰学”等不同，其研究的内容及理论、方法等自然也与之不同。尽管现在可能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还是认为“壮学”的人类学倾向是明显的。
既然“壮学”凝聚了我的心血，我自当继续努力为之奋斗。当然，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研究的方向肯定会有所调整，面会更宽些，对汉族、瑶族等民族的研究可能会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力，特别是我自己是汉族（客家人），又是中国汉族研究学会的常务理事，我一直想下更多的功夫去研究，但壮族的研究我肯定会继续下去。只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不会花很多精力去建构什么“壮学”体系。曾经有过的编写《壮学概论》、推动“壮学”进课堂的想法，现在看来也会暂时放弃。因为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未成熟，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太少，我们对壮族历史、社会、文化的认识还很肤浅，特别是缺乏升华为新概念、新理论的认识，现在急于构建“壮学”框架，犹如沙滩上起高楼，或许短时间内可以哗众取宠，但终究要倒塌。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下更大力气去学习、引进西方人类学的一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融会贯通地将之用在壮族研究上，加以检验和修正，求得认识上的升华，从而突破20世纪“壮学”研究的旧格局。
徐：你说到要突破20世纪“壮学”研究的旧格局，这个旧格局是什么样？有什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