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非常迷信，但恰恰证实了康熙此前的猜想与推断。在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眼里，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件事情来得更为及时呢？在和允礽一番对谈之后，康熙这样对大臣说：“我召见允礽，询问了从前的事情，他竟然有许多全然不知，看来这小子所做的恶事确实都是因魔法所惑。现在承蒙老天保佑，癫狂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已改过从善。”凡是近臣，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康熙的心思。他们一再上书，要求把允礽重新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才废去太子之位几个月的允礽，重新戴上了太子的衣冠，享受着无上的荣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重新当上了太子的允礽却未如康熙所愿，在没有人给他施魔法的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五十年（1711）十月，康熙又发现好几位大臣在为太子结党会饮，四处笼络人才。中间就有与索额图甚为亲密的尚书耿额，康熙内心里担忧的就是这批人纠集起来为索额图报仇。加之太子日常生活依然故我，不仅派遣手下到各富饶之地勒索钱财、搜寻美女，且对康熙的严格管教十分不满，不时发一些恶毒的牢骚。（见《朝鲜肃宗实录》）时日一长，康熙对这位“不仁不孝”的太子完全失望。第二年九月，康熙对众皇子说：“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着拘执看守。”十月，正式废除太子，把允礽禁锢在咸安宫。
与上次废太子时的沮丧相比，这次康熙并无忧伤之感。他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自此，康熙对立太子之事变得心灰意冷，以后没有再立太子。有趣的是，这一行为又被传承下去。康熙之后无太子，竟成了清朝的一大历史特色。
允礽被关押后，作了种种挣脱牢笼的努力，但在康熙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永远不可能再翻身。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允礽病死于关押之所，时年五十一岁。
这也是教训
允礽的死结束了一个“准皇帝”的历史，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
这个故事说明：
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纵容他。就像康熙对允礽，在发现他种种劣迹之后，仍然找理由为他开脱。应该说，允礽的恶行固然有本性上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康熙娇惯出来的。允礽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康熙要负一定的责任。
二，如果你想有长远发展，就得韬光养晦。就像允礽，虽然你两次贵为太子，可你如果不低调，无所顾忌，别人一样可以轻易把你掐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对于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大抵是一个教训吧。
被“纵”反的吴三桂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视为“汉奸”，就是在清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
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尤其入清以后，虽然待遇不错，但总体上他是被人豢养着。这就像一头雄狮，你把他放在一个牢笼里，同时不断地给他突破牢笼的力量，他哪有不冲出去的？所以，当别人用鄙夷的眼光来看吴三桂对待主子的反复无常时，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尽的悲凉。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就算康熙再英明，吴三桂也不可能不反。只是这其中的况味没有几人能懂罢了。
功劳大，奖赏多
满清入关之后，吴三桂一直是清廷最厉害的棋子。那时候，满汉间的隔隙依然存在。虽然满清已经拥有强大的武力，但汉人的抵抗依然十分剧烈。用汉人去号召汉人，招降纳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一度被重用。顺治定都北京之后，即授予吴三桂平西王的册印。吴三桂果然没有辜负顺治的期望。先是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讨伐李自成。一路胜利连连，尤其西安一战，“三桂督兵奋击，斩首数万级”。并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北，直到李自成“走死”。
顺治八年（1651），明桂王朱由榔在南宁称帝，时时派兵出击川北诸县。顺治命令吴三桂带兵讨伐。这实际上是平定西南之序幕。吴三桂一路过关斩将，偕同其他将领攻城略地，立下了卓绝战功。顺治十六年（1659），西南基本平定。朱由榔败逃缅甸。此时，朝廷下了一道昭书，命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吴三桂功劳巨大，顺治给他的回馈也是巨大的。每次吴三桂立下功劳，顺治都给予十分丰厚的犒赏。李自成覆灭那一年，顺治赐吴三桂绣朝衣一袭，同时将他晋升为亲王，并让他出镇锦州。吴三桂除了辞去“亲王”这一称谓外，对其他的奖赏似乎并不满足。他呈上奏折，谈了许多条件，比如要求增拨饷银，给手下升官等，可能是开国之初，急需人才，顺治一一满足了他的条件。等到镇守云南时，吴三桂的权力无限扩大，朝廷让他“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这就是说，云南的事情，吴三桂说了算。这当然是满清当局在当时情势下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对吴三桂形成了一种“纵容”。吴三桂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同时为日后的造反、灭亡埋下了“前因”。
权力边界在扩大
可惜的是，清廷对吴三桂纵容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顺治驾崩后，康熙对吴三桂的要求仍然言听计从。特别是康熙元年（1662），明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来绞杀后，吴三桂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康熙不仅下诏让他称“亲王”，而且还让他兼管贵州。这一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吴三桂管辖的边界。这种纵容，实际上正慢慢把吴三桂逼到的“反”的边缘。
吴三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
从管辖范围来看，云南、贵州两省都是他的地盘，两省的总督、巡抚都受他节制。
从用人权来看，吏部、兵部不得掣肘。一个地方官位空缺了，吴三桂有权派官，他派的官叫“西选”之官。魏源在《圣武记》里说：“西选之官遍天下。”这可能说得有些过了，但说吴三桂控制了整个西南的官员任免权，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从财权看，西南是富庶之地，吴三桂在那里挖盐井、开金矿，与周边诸省搞贸易，又不用交税给朝廷，自然是富得流油。更可笑的是，朝廷因为他镇守边关，每年还给他数千万饷银，搞得周边省份颇多怨言。
对于吴三桂权力边界的无限延伸，朝廷的官员并不是没有察觉，当时就有许多官员弹劾他，但朝廷可能还要倚重于他，不仅不怪罪吴三桂，反而把那些弹劾之人狠狠地处理一番。这实际上已是一种严重的“骄纵”。在这种宽松环境下，吴三桂的人权、财权特别是军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的欲望也逐渐膨胀。
不反不行了
此时，吴三桂站在了“反”的边缘。这就好比一个人，你成天地让他身居高位，天天让他饫甘厌肥，突然在某个日子，你让他这一切都化为乌有。而他，却有着反抗的实力，他能不反吗？康熙十二年（1673），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康熙已经拥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也许是觉得可以动一下那些飞扬跋扈的藩属了。恰好，吴三桂这一年试探性写了个奏折，申请撤藩。朝廷议论良久，不敢答应他的请求。唯康熙果断、有魄力，下特旨准许吴三桂撤藩，并派出钦差大臣经理撤藩事宜。吴三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纸试探性奏折居然弄假成真，又不甘心到手的荣华富贵如此轻易地失去，只好仓促起事，反了清朝。这后来的故事，读者已是十分清楚。无非是几经周折往还，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继承他的反清事业，最终也是失败而死。
考察吴三桂一生，我们发现，他自始至终都在走着满清为他预设的命运。他如此顺利地拥有高位重权，只是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然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似乎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成功而改变。一旦你身上再也无利可图，面对声势浩大的皇权，你又能蹦跶什么呢？
我想，即使不反清，吴三桂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吧！
自掘坟墓鳌中堂
对于鳌拜这个人，经由《康熙王朝》一剧及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等艺术作品的渲染，我们都有了一些了解。
一个人，如果过于强横，或是锋芒太露，终不会活得长久。——这是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
鳌拜自然逃不出这个宿命。
鳌拜之所以专横，因为他有资本。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他就不停地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顺治一朝，为打下大清江山，他更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清史稿》记载，鳌拜随大兵攻破燕京后，于顺治二年（1645），跟随阿济格征战湖广，消灭了李自成。接着，又征战四川，“斩张献忠于阵”。这些功劳，奠定了他在满清贵族中的地位，同时助长了他原本骄横的品性。
鳌拜或许长有“反骨”。他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顺治五年（1648），就因为与人私结誓盟，被论死罪。幸好顺治宽宏大量，免了死罪，后以战功补过。顺治七年（1650），又犯了事情，被降职论处。
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的。
等得康熙临朝，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这四人中，索尼年事已高，苏克萨哈势力不强，遏必隆生性慵弱。所以，所谓四人辅政，实际上是鳌拜一个人说了算。有这么一个环境，鳌拜哪会不干点出格的事？
其中，有两件事最为著名。
第一件事，就是“圈地”。鳌拜属八旗中的镶黄旗。按照清朝开国初定下来的圈地范围，这个旗当时的圈地范围在保定、河间、涿州一带。康熙五年（1666），鳌拜对国初所圈的这些贫瘠之地相当不满。于是，利用手中重权，命令正白旗把所圈的蓟州、遵化、迁安等地与镶黄旗的相调换。至于正白旗失地过多，不足的那部分，则另外圈地来补。这个恶政一施行，所涉及到的州县立即民怨沸腾，所有的农事都被荒废。
朝中不乏正义之士。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即刻站出来与鳌拜争辩。康熙看了几人的奏折，召四辅臣来商量。鳌拜建议以重罪论处，索尼、遏必隆不说话，独苏克萨哈属正白旗，表示反对。康熙因而不允许以死论罪。但鳌拜毕竟非一般人可比，即使是皇帝，他也有办法对付。后来，他找了个机会，搞了个假诏书，竟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都杀了。
第二件事，就是干掉苏克萨哈。因为在“圈地”事件中与鳌拜对抗，鳌拜对苏克萨哈早生恨意。康熙六年（1667），康熙已经亲政。为了躲避鳌拜，苏克萨哈向皇上要求罢去自己的辅臣之职，求守先帝陵寝。即使苏克萨哈主动避让，鳌拜仍想置他于死地。鳌拜与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诬陷苏克萨哈对朝廷抱有怨恨之心，守先帝陵的目的是“不欲归政”，应以大逆论处。康熙此时已明事理，不愿杀老臣。结果，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面对权臣的恶逼，羽翼未丰的康熙只得屈从。最终是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里人被全部斩决，其状惨不忍睹。
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从这个两个事件，我们已预知鳌拜必死。因为鳌拜所行之事，大多恶毒残忍，早失去了民意的支持。特别是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犯了为臣之大忌。果然，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在根基稳固之后，叫人把鳌拜逮了，“下诏数其罪”。不久，横行一世的鳌拜就凄凉地死于禁所。——这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结局。
鳌拜这么多年来自掘的一个坟墓，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主人。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叫人相当郁闷。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高超的治水才干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
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
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
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
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提出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委屈伴随争议来临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陷在人际关系里。
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
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