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存钱、花钱、投资时，并非遵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努力最小化”这种符合现实的原则。
决策何须太费力
累积了这么多的研究，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经元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现在我们要通过研究结论解开大家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的经济行为中总是作出一些奇怪的决策？换句话说，大脑的运作机制能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有容易犯错的倾向？答案就在眼前，伸手可及。
如前所述，信息处理和决策的过程牵涉到直觉和理性。让我们进一步想想，与直觉和理性相呼应的人体的两个系统。为了方便说明，我就仿效卡纳曼的称呼，将其称之为“系统一”和“系统二”。
这两个系统大致上呼应无意识过程（牵涉到知觉和情绪）和管理过程（牵涉到合理认知）。它们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方面，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有关系统一和系统二的神经学原理、脑内的正确部位，在此不作详论。）举例来说，你去上数学课。要从动作和表情辨认出老师并不费力，只需要系统一就能办到。不过当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问题，要求你计算答案，你就得启动系统二，集中精神在脑中回想自己之前所学的知识。答案可没有那么容易想出来，你必须非常专注地投入进去才行。
假设老师写出上面这个算式之后，想确认学生到底有没有听懂，于是他在黑板上又写下这样一个算式：
这看起来不像数学题，反而像个笑话。也许真的是笑话。你可能已经看出，∞代表无限大，而不是把8倒下来而已！不过，这个例子很适合用来说明这两个系统。
系统一（直觉）的运作快速，无意识，运用联想，无法调整或修正。系统二（推论）的运作恰好相反，按部就班，受意识控制，实际上受到学习规则（如几率计算、公式逻辑、集合理论、成本效益分析、效用最大化等）的管理。
这两个系统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例如在诸多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刚开始需要全神贯注，运用分析能力，但慢慢地会变成只要信手拈来就能做得很好，学习过程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系统二进入系统一。
我们可以通过大脑反应和柔软度的实验，来测试自己的这两个系统。这是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广为人知的一个测验，以发明者约翰·里德利·史楚普（JohnRidleyStroop）之名，称为“史楚普作业”（StroopTask，测验内容详翻至本书前勒口）。只要试答看看就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答错，但是在回答过程中，你应该可以看出为什么自己的答题速度这么慢。
用五色笔写下颜色的名称，受试者即使看到文字的意思和文字的颜色不一致，也必须无视这种不一致，而回答出文字的颜色。例如以蓝色笔写着“红”字，受试者必须念出“蓝”。请你亲自试试看。
假如你觉得自己说出文字颜色的过程不顺畅，那是因为你的思维受到了文字意思的严重干扰，在无意识中读取了“红”的意思，却与正确答案“蓝”相冲突。当然，也可以不用文字，而用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记号，此时受试者回答的速度就会变快。
接下来，我们将测验的规则反过来，不管文字的颜色，只说出文字的意思。你会发现，这样的测验比说出文字颜色的测验更累。因为读取文字（当然是母语）的意思时，无意识活化的过程（直觉感受到的文字的颜色）介入的效果也比较强。
假设你被催眠了，并且以核磁共振摄影观察你的大脑。你听到如下指示：“每次听到我的声音，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些没有意义的记号。请把这些记号看作自己不懂的外文，不要在意记号代表的意思。”最新研究发现，进入催眠状态的人容易受到暗示，在清醒状态下进行实验所看到的效果，在催眠的状态下反而不会出现。例如受试者看到的明明是自己的母语，却认定那是自己不懂的外文，而能马上说出颜色。至于没有进入催眠状态的人，则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说出颜色的名称。
在实验过程中，以医学显像技术观察两组受试者的大脑，比较两者脑内活化的部位（尤其是前扣带皮层，可以协调认知上的纠葛，减少错误）。结果发现，进入催眠状态的受试者，脑内负责阅读功能的部位并未活动。换句话说，两个系统中有一个休止了，于是受试者能顺畅而快速地说出颜色的名称。
自动反应的陷阱
通过“史楚普作业”可以知道，系统一掌管着无意识的直觉过程，系统二掌管着高度认知的过程。两者经常互相拉锯，但又唇齿相依，少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将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是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决策而言，情感和抽象的逻辑运作一样重要。
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取决于系统一和系统二来回拉锯的结果。当中的关键在于大脑如何管理两者之间的纠葛，系统二如何抑制系统一冲动、无意识、迅速的反应，在不该贪心的时候不贪心，适度修正系统一所造成的决策偏差。
这其实是“思考自己的思考”。思考有助于覆盖或消除无意识反应的结果，帮助我们不要直接表现出无意识的反应。从这一角度看来，通过自省加强对自我极限的感知，的确可以增强我们的合理性。
当我们在判断分析周围的状况以便作出选择时，就是在进行理性思考，这时系统一和系统二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请想想以下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测量我们在认知过程中的思考能力，内容类似于认知科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Frederick）为了测试认知思考而设计的实验。
1双足球鞋和1个足球的总价为110美元，足球鞋比足球贵100美元，请问足球的价格是多少美元？
在5分钟内制造5个足球，需要5部机器。现在有100部机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制造100个足球？
足球场有一部分是草地，草地以每个月都变成上个月的两倍的速度迅速扩大着。经过48个月后，整个足球场都会变成草地。请问，经过几个月后，足球场有一半是草地？
要想多久都可以，但最好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回答之前，最好不要往下读。亲自做过测验才有意思。在这么平凡的问题和答案背后，竟隐藏着重要的秘密。
如果你答错了，请想想错在哪儿、为什么错了。
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人在看到问题时，系统一就开始活动了。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一会在无意识间快速得出错误的答案。虽然系统二负责检查答案的正确与否，可惜还来不及让它发挥作用，大脑就已经接受了错误的答案。
请想想“问题72”。这个问题会让你脑中马上浮现10美元，这是系统一根据直觉想到的答案，它会理所当然地将110分为100和10。几乎所有人在一开始脑中都会立刻浮现10美元，这是无意识想到的答案，可说是一时冲动。可惜这个答案并不正确，正确答案是5美元。
假如足球的价格是10美元，足球鞋比足球贵100美元，也就是110美元，那么足球鞋和足球的总价就变成了120美元。如果足球的价格是5美元，足球鞋就是105美元，两者总计恰好等于110美元。
就连答对的人，脑中应该也会在刚开始的一瞬间将110分为100和10。只要能注意到两者的总金额不对，立刻就会找出正确答案。可是要注意到答案不对，必须付出一点努力，也就是启动系统二这个管控系统。大多数人并不会这样做，反而马上断定答案是10美元。系统二的管控思考失败，让系统一快速作出的解答在一瞬间吸引了大脑的注意，占了上风。系统二败下阵来，我们就犯错了。
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由懒惰造成的错误。人们往往想也不想，就被电视广告、传播媒体、信息机构骗得团团转。
“问题73”的情况也一样。看到5部机器制造5个足球需要5分钟这一已知条件，系统一马上会起反应，得出100部机器制造100个足球需要100分钟。可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答案并不正确，只要给系统二多一点时间，就能算出正确答案是5分钟。
再看看“问题74”。足球场中的草地面积以每个月都变成上个月的两倍的速度扩大着，草地覆盖整个足球场需要48个月，那么覆盖足球场的一半需要多长时间？系统一马上想到答案是24个月，可是把问题交给系统二，就会发现正确答案是47个月。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当日常生活中碰到有点难、必须运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时，大家往往倾向于简化问题。
“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在此成了关键，也就是念头是否容易浮现在脑中。凭直觉解决问题比其他任何思考方式都快，不需任何努力就会将答案浮现在脑中。而众所皆知，是否容易得出某个答案（容易接近），还受到背景的影响。请看图13的例子。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图案，由上往下看是一连串的数字（12、13、14），由左往右看则是字母（A、B、C）。换句话说，中间图案的两种解释（13和B）是所在列或行中可能性最高的解释。假如只看整体图案的一列或一行，应该不会想到中间的图案有两种解释。
请想想框架效应（即使描述的内容一样，也会因为表达方式的不同，使得决策的结果也随之改变），在衡量变化和差异、损失和利益时，与其看绝对值，不如看相对值（将绝对值与参考点进行比较）。比如谈到几率时，与其说“10%”，不如说“每10人当中有1人”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某项特性难以捉摸，人们还会拿比较容易接近的项目取而代之。图14的例子可以说明人在掌握某特性时，反而直接把该特性替换掉的现象。图中的问题是：“哪一个男人比较大？”实际上，两者的大小一样，但是后面的人看起来比较大。
图像经常会造成错觉，受试者应该接收的客观特性是平面信息，可是平面信息在通过思考快捷方式之后，就变成了立体信息。因为对大脑来说，立体信息比较容易掌握。麻烦的是，大脑中只会浮现经过曲解的信息。“换掉特性”造成的认知错觉就和视觉错觉一样，会让落入陷阱的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把特性替换掉了。
请利用这个概念回答本书先前介绍的琳达的问题（见第41页）。
先回忆一下有关琳达的信息（率真聪明，毕业于哲学系，崇尚和平）。我们必须想想，在两个假定中——琳达是银行职员、琳达是反对全球化的银行职员，哪个假定成立的几率比较高。
请做点努力，活化系统二。
我们的大脑是以“付出最少努力”为原则思考的，所以会倾向于简化这一问题（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让问题变得更简单，反而变得更复杂）。大脑会把上述问题替换成容易接近、但却只是表面上看来相似的问题，例如：琳达比较像谁？是典型的银行职员，还是反对全球化的银行职员模范？
一旦问题转变成容易接近的问题，我们便会在无意识中回答错误。
按照逻辑规则，第一个假定成立的几率比第二个假定高（反对全球化的银行职员必定包含于银行职员之中）。可是许多人并不按照逻辑思考，在解答问题时总想找到在心理上更容易接近、更熟悉的特性——代表性，所以多数人并不认为琳达是典型的银行职员，而是倾向认为琳达是反全球化的银行职员。
卡纳曼曾经说过：“人必须掌握客观特性，才能靠逻辑判断作出正确的决定。”然而，捷思很容易出现，让我们在无意识中犯错。客观特性容易被捷思的特性（例如代表性）所取代。
我们的无意识可以不费力气地掌握捷思的特性，却无法掌握客观特性。对于琳达的问题，即使我们已经得知正确答案，也无法抹去大脑中认定的“琳达是反对全球化的银行职员”的印象。对此，美国古生物学家珍古德曾说：“虽然我们知道正确答案，脑中却仿佛有人暴跳如雷地说‘琳达不只是一般的银行职员，再仔细读一读文章！’”
有人暴跳如雷，代表我们会受到容易进入大脑的特性的影响，而忽略掉不容易进入大脑的特性。连卡纳曼也忍不住悲观地说：“比较容易接受的特性，未必是进行妥善决策时比较有用的特性。”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本章开头的认知思考测验中，只有20%的人答对了所有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例外，有48%的人回答正确）。有趣的是，得分比较高的人在学校的成绩也高于平均水平，在进行有关金钱的决策时也非常合理。这些人不会选择立刻拿到比较少的金额，而宁可多等一段时间以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且他们不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无论问题是以损失还是获利来表示风险，他们的决策结果都不会改变。
从这个实验可知，一般人的经济敏锐度顶多只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才生的一半。这也再次证明是系统二的选择。假如神经科学对大脑整体运作的解释正确无误，那么人在存钱、花钱、投资时，并非遵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努力最小化”这种符合现实的原则。换句话说，一般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懒人。
认清自己的极限
如果你已经努力回答了书中的每个问题，应该可以了解到，麻烦的不是我们不懂，而是明明不懂却自以为很懂。
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减少错误，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拥有其他生物没有的认知能力。诚实面对自己的极限，培养看穿陷阱的能力，才能正确地作出自己能负责的经济决策与社会决策。做到这一点，别人才不会看准我们情感的弱点，利用合理性的极限，不着痕迹地从我们身上捞一笔，把我们当成肥羊。
我们的大脑很笨，容易热昏头，而且懒惰。查理·布朗和红发女孩说话之前总会先作深呼吸，保持镇静。只要你也先作深呼吸，抑制系统一的作用，活化系统二，就能在进行判断或选择之前冷静下来。这的确不简单，但只要你能辨识自己容易落入什么样的认知陷阱，就等于是很大的进步。
接下来，只要试试下一个测验就行了。不过下一个测验并不在本书中，而是在外面的世界里。
